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姬雄华 殷丹丹

(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姬雄华 殷丹丹

(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在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主体内容的比较，得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失败的教训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成功的经验，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教训以求古为今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比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自此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财政困难的局面，为解决财政危机，国民党政府和边区政府分别制定了货币政策，以减轻财政负担，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支持长期抗战。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新的战时经济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形成了自己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比较两种政策的主体内容，分析其政策的成败，对我国现阶段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银行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主体内容

1932年4月6日，全国开始实行废两改元政策，至1933年底该政策基本取得成功，标志着千余年来以银两作为单位的货币制度的瓦解。但银元本身具有价值，加之1932年起国际银价上涨，同时市场上杂色银币颇多，这些都不符合国民党政府政治统一的要求，所以，在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部长一职之后便着手准备再一次币制改革事务，并于1934年10月设立币制研究委员会，陈锦涛任委员长。[1]

为减轻财政负担，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支持长期抗战，1934年11月4日财政部公布了币制改革的紧急通知，“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所发行钞票定为法币。”币制改革对于国民党统治至关重要，此次币制改革使得国民政府的币制得到统一，同时也使四大家族逐步垄断全国金融，增强了南京中央统治的经济实力。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为了巩固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新的战时经济政策。

(一)限制提存

1937年上海战事爆发，人心大乱，居民和企业纷纷从银行提取存款，造成银钱业银根紧缺，上海市金融界一片混乱。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银钱业停业两天，面对这种动荡的局面，国民政府于8月15日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规定：“①自8月16日起，支持银行、钱庄的活期存款，每户每星期只能提取5%，至多以提取法币150元为限……③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不得提取，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须在原银行、钱庄转作活期存款，提取办法同①……”等。颁布此项办法的目的是巩固法币信用，稳定法币币值，维护银行和钱庄不致因无限制提取存款而无法应对。颁发颁布后，人心有所稳定，加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这一办法较易被接受。

《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起到了稳定人心，防止提存风潮的扩大，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作用；另外收紧银根，减少了资金外流，收到了安定金融的预期效果。[2]

(二)实行新汇划制度

1939年6月7日，随着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调整汇价消息的传入，上海出现了竞购外汇和挤提存款的局面。21日财政部规定，除发放工资外，支取存款的数目以500元为限，超过最大限度者以汇划支付。政策施行后，法币紧缩，人心惶惶，人们纷纷支取最大限额存款，造成上海法币头寸减少，迫使上海银钱业电请四行供给法币，以资周转。26日，上海银钱业两业同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并作出《上海银钱业调整同业汇划办法》四项决议，规定金融机关存入银行业联合准备会及钱业准备库的2200万元汇划款项，统一由银准备会按95%的比例调换法币等。7月4日，上海实施新同业汇划制度，由银准备会发给各行庄支票；各行庄向银准备会提供担保品以领用同业汇划；各行庄可领用所交担保品评价额70%的同业汇划。新汇划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票据结算制度，该制度的执行，把钱庄和银准备会直接联系起来，把银钱业的票据清算集中于上海交换所，成为了沟通各银钱业票据清算的桥梁。

(三)外汇管制政策

战争引起了资本市场波动和资金外逃等一系列经济动荡的现象。抗战开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三行售出的外汇已达750余万英镑。尽管国民政府与外商银行签订有拒绝投机和资金外逃的外汇买卖的“君子协定”，但是此项政策治标不治本，截止1938年3月3日三行出售的外汇仍有5000万美元之多，加之日军利用扶植的傀儡政权套取外汇，使得资金外逃现象愈演愈烈。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12日颁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请核办法》和《购买外汇请核规则》试图对外汇进行管制，规定外汇的卖出归中央银行总行办理。

(四)扩大法币发行

随着战争的深入，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起初，国民政府试图采用增税的方式来填补财政支出，可是由于失地扩大，税源锐减，政府财政支出中由赋税解决的仅占6%。同时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也收效甚微。财政赤字愈演愈烈，又无奈增税和募债政策的失败，面对此种严峻局面，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抗战，国民党当局决定发钞筹款。

1939年9月8日，为了扩大法币发行，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巩固金融颁发纲要》，规定：“法币准备金于原有之金银及外汇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盈之：(1)短期商业票据；(2)货物栈单；(3)生产事业之投资。”建立了所谓的“弹性发放制度”。[3]1939年到1945年法币发行情况如下：

表1 战时法币发行情况统计表

注：见师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第366页.

扩大法币发行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缓解财政赤字，保证军费物资供应以支持抗战，可是滥发货币却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物价如脱缰之野马迅速上涨，加剧了法币贬值。

此外，政府还流通关金券，1942年以后，政府改变了伊始发行关金券只为便利支付关税的初衷，2月1日，政府提高关金券的每单位含纯尽量为0.88861克，同时按1；20的比价兑换法币，并增发20元、50元、100元、500元面额券在市面流通，由此关金券成为一种变相的法币。[4]

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主体内容

早在1934年之前，陕甘宁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就已经发行有面额为1角、2角、5角和1元的苏票，1935年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又发行1分、2分、5分、1角、2角和5角等面额的苏币数种。苏币是为解决市场交易和军政开支困难而发行的，当时苏区人民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货币，银元币值又太高，市场交易不便，同时军政开支也需要资金的支持。[5]苏币的流通方便了物资交流，促进了苏区集市贸易的发展，帮助了生产。至1937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停止了苏币的发行，法币成为了边区的本位货币。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和支援战争，多次发行货币，用政府宏观手段调控金融市场，为稳定边区经济和支持长期抗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光华代价券的发行和流通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下，边区不发行货币，以法币在边区全境流通，但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法币均以元以上整币为主，且流通在边区市面上的法币多为5元和10元两种，没有辅币。由于邮票本身易污损，人民损失较大，这就给边区市场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6]为解决辅币缺乏和“找零”不变的问题，边区政府1938年4月1日成立光华商店，6月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2分、5分、1角、2角、5角五种元以下辅币和法币在市面上等价流通，1941年又加发七角五分的代价券。

光华券是作为法币的辅币而发行的，目的是为便利贸易，发展经济。边区政府曾明确说明：“该店为辅助法币至流通，与便利人民之交易起见，始发行……代价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38年延安光华商店发行的2分、5分、1角和5角的代价券背后均印有：“为便利市面流通特发行代价券。凭此券拾张或与其他通用小票凑足拾角即兑付法币壹圆。此券发行十足准备，准备金全部存放边区银行，山边区银行保证并代理兑换。”[7]这三条公告。这一公告宣布了边区政府流通光华券的货币政策。

光华券的发行始于1938年，止于1941年底，期间共发行4307215元。光华券发行后，信用很好，深受人民喜欢，在维护法币流通的同时，起到了调剂金融，便利贸易的作用。1943年5月27日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在《发行问题》检查总结初稿中就指出：“商人自动使用，光华代价券信用很好，流通范围甚至扩到边区以外”。

(二)停用法币，发行边币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抗议停发八路军经费》的一篇社论中提到：“十一月十九日，军需局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谓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令，从本日起，通知发给八路军军费，即十月份欠发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8]同时对边区进行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国内外同胞捐款不许汇入，公私款项均不能带入，边区所出产食盐等土产亦不许交换友区货物，故在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

边区经济进入抗战以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为了打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挽救财政困难，边区政府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边区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一、从本日起，边区境内停止使用法币。二、凡藏有法币的，须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使用”，布告还做出了禁止私带法币出境的规定。这是边区政府颁布的第一个禁用法币的布告。紧接着在2月15日，边区政府又发出《通知》，指出禁用法币的目的一是为边区经济，二是为边区人民，三是防止日寇套取外汇，四是为打破经济封锁。为了彻底打击法币，边区政府还公布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11条)，并完善了对法币出境的管理。这些政策的颁布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禁止法币在边区市面上流通的作用。

在禁止法币流通后不久，边区便出台了发行边币的政策。1941年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钞票，自本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同月22日，边区政府又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宣传发行边币的训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用法币使用边币的布告》用以向分区专员、县长、财经工作者和老百姓宣传发行边币的目的，并推广边币的使用范围，《训令》确定了“边币成为惟一的边区通货本位”的政策。

边币的发行经历了从1941至1943大约三年的时间，发行的币种有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十种，另有本票5百元、1万元、5万元三种。[9]

1941年至1942年，边区银行把握有利时机，掌握正确的金融动态，适时调整方针，逐渐增加边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累计发行边币27373165元，截至1942年年底已增发到118450000元，大量增发边币是为解决财政困难和筹集资金发展经济而做出的决定。据史料表明，虽然发行量达，但并未引起物价波动，因此这一阶段的发行政策是正确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高干会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0]在总方针的指引之下，为支持经济发展和财政支付，缓解金融波动，1943年下半年以平均每月递增率30.7%的增速，共发行边币1387523500元。[11]由于发行速度过快，数量太大，而银行法币紧缺，因此造成边区物价飞涨，边币贬值的严峻形势。同年，12月7日中央西北局做出6项决定，以平抑物价，稳定金融。

(三)商业流通券的发行

1943年底，边区的物价和边法币比值都在急剧上涨，而各地的边币也在下跌，为此，边区制定了“物价慢涨，比价慢降，货币慢发”的“三慢”政策。[12]为了继续打击法币，抑制边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势头，1943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型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并在《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中规定了具体的发行办法。1944年7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布告：“兹为发展贸易，遍历流通，准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该券票面五十元，规定每元当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二十元，并得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互相兑换，举凡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11]”此布告的发出标志着流通券的正式发行。

流通券的发行从1944年开始，截至1948年终止。1945年之前发行又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七个币种。流通券发行后，逐渐取代边币，于1945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命令，规定流通券成为边区的本位币。

三、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比较

从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主体内容可以看到，两者货币政策的出台，都以缓解财政压力，发展经济为目的。其政策的实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最终其政权的崩溃而走向失败。边区政府的货币政策则较好地适应了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为各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具体来看，由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货币政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一)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相同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经济发展规律，而货币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下，货币必然会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战争条件下，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存有一定的相同性。

1.国际环境具有相同性

1939到1945年，国际上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受到战争的影响。而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国家中的一员，必然会受到法西斯国家的迫害，尤其以日本为主。不管是对国民党领导的国统区还是共产党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都进行了大肆掠夺。

国民政府方面，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从北平、天津的相继失陷再到上海沦陷、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国民政府损失惨重，不得不被迫迁移。1939—1940年国民政府付出了1019911认得伤亡代价。[13]据行政院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的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显示，国民政府军队在战争中共计伤亡人数3227926人，疾病伤亡422479人。

中共方面，1938年2月—1940年4月，日军总计对黄河河防发动23次进攻。据《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

2.政策价值内涵的相同性

公共政策是构建秩序的外在形式。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提供安全和秩序，实现充分就业，制止内乱外患，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度。[14]

抗日战争爆发后，巨额的财政支出引发的经济困难是两者共同面临且亟待解决的问题。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8819百万元，边区政府财政同样也面临困难，超支5682697.61元，这是边区政府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财政亏空情况。为此，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都以制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的发行量的办法来解决战时的财政困难问题。因此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都追求的是构建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

(二)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相异性

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阶级，虽然在抗战期间两者均致力于金融的稳定，但是在政策内容的制订和执行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

1.政策阶级属性的根本不同

阶级性政党的本质属性，不同的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因此不同的政党制定的政策也具有阶级性，它反映的是该政党所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所以尽管两党都制定了货币政策来稳定金融，但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却维护着截然不同的群体的利益，这就凸显了其货币政策阶级属性的根本差异。

国民党货币政策代表和维护的是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34年币制改革开始，到四联总处的设立，四大家族逐渐垄断全国金融。此后每一次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为巩固和加强国民政府的统治而做的准备，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力军，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真正收益的却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金融中心的迁移，广大西南地区金融业迅速发展，刺激了西南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其中农村手纺织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国民政府提倡和推广纺织业并建立了纺织基地，由农本局负责推进。农户从农本局领取原材料，加工后交与农本局，以纱易花，换取报酬。这种农户将原材料加工成成品之后，却不能直接投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却要交与弄本剧换取加工费的现象就说明了，当时的农村家庭受访职业者实质上是以被雇佣者的身份从事纺织业的生产的，这实质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渗透和控制。[15]

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切实从广大群众的角度出发，代表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农业放贷政策来看，“边区农业生产上的基本特点是‘不患无地可耕，而患无力去耕’(谢老)所以边区农业生产上的主要问题，是亟须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耕牛，农具，因此耕牛，农具的有无，已是农民贫富分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为满足农民的意愿，解决耕牛和农具的问题，在第一次高干会议上，提出“明年应该由政府与银行增加农贷为1700万元，以1200万元进行农具、耕牛的贷款”。可以看出，边区政府是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其政策的阶级属性实际上就是群众性的突出体现。

2.政策执行的显著差异

政策执行是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变化、调整的过程，政策执行时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而灵活的进行调整，以保证政策执行地顺利进行，使政策达到预期的目的。

国民政府在出台扩大法币发行的政策之后，从1939年开始大力增加法币发行量，前期确实起到了缓解财政压力，稳定金融的作用，但是1943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而国民政府却采取的补救措施却接连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如公债政策却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恶化和少数人的大发横财；再如黄金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战时通货膨胀的速度，但是却驱使大量的资金投机于黄金，使国内本就十分有限的资金脱离生产渠道，转向牟取暴利，造成了战时经济新一轮的混乱。[16]

边区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适时地根据环境的变化对政策进行了调整，保证了政策的良好收效。国共合作时期，坚持以法币为本位币，可是市场上出现了“找零”不变的问题，为便利市场交易，发展贸易，边区政府发行光华代价券作为辅币，既维护了法币的地位，保证了法币的流通，又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停发军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之后，边区政府立刻意识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并立刻做出“停用法币，发行边币”的决定以回应国民政府的阴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边区政府及边区银行又立即对货币发行进行调整，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如开展有奖储蓄，即上调存款利率以回笼货币，减少边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

最重要的是，边区政府认识到了通货膨胀的最终原因。中共中央讨论金融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得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的结论。[17]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配合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实行，逐渐改善了边区财政困难的状况，同时也为稳定边币币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政策目标选择的本质差异

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主体期望通过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的内容。统治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实质上反映的是政策主体的立场。通过比较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政策目标的内涵和属性均存有较大差异。

国民政府代表的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毫无疑问其货币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自始至终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从国民政府前期的币制改革、法币政策到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无一例外都是以四大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垄断全国金融为最终目的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颁布各项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稳定物价，防止金融波动，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战争时期军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财政方面赤字严重，边区政府不得不增发货币以解决当前困难，但是货币供给量的骤增必然引起金融市场波动，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人民生活受到影响。边区政府实行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通过发展生产和支持边区贸易的方式促进边区经济增长，这就有效地减少了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维持了边币币值稳定。1943年边区物价上涨达19倍半，个别物品，如东昌纸的价格上涨38倍，熟铁上涨46倍，经过1943年到1944年边区政府的努力，1944年下半年边区物价基本稳定，没有发生恶性通过膨胀。

四、国民政府与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成败的经验及启示

(一)国民政府货币政策失败的教训

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战争，缓解了战时财政的巨大负担，但是政策立场的错误，政策执行的死板，都弱化了政策的收效，使其最终走向失败。

1.政策立场的错误使民心缺失

国民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自始至终都没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而是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致力于国家金融资本的垄断。如国家金融资本的投资，采取各银行联合投资、直接投资经营和投资省属工业的方式，把资本的渗透从工业扩大到商业和农业，形成了国家金融资本的垄断。

2.政策内容的不合理催化了经济恶化

在制定扩大法币发行政策时，建立的“弹性发放制度”一方面为解决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肆意发行货币，掩饰通货膨胀的实情，增大纸币面值，使得通货膨胀现象失控。

(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成功的经验

1.坚持群众路线是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

边区政府政策的制定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人民服务，在政策执行时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政策目标的最终达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边区政府“一切为了群众”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其货币政策的一切具体政策都是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核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边区政府的制定政策根本出发点。每一次货币政策的发布首先考虑到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减少人民的损失。

2.政策调整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边区政府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清变化发展了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做出正确的调整。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条件，边区政府始终维护法币的本位币地位。可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并策划反共运动，企图剿杀共产党，此时，边区政府意识到国民政府的阴谋，从实际出发，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稳定边区的金融市场。

(三)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现实启示

1.谋取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货币政策生命力的源泉

从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和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成功中可以得出，人民群众的意愿决定了政策的成功与否。政策的制定只有从维护和谋取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从而使政策获得生命力，也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有利于建设事业的发展。

2.准确定位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实施成效的根本保证

总的来说，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维护边区人民利益，发展边区经济；二是缓解边区财政压力，支持抗日战争；三是稳定边币币值，防止金融波动。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可概括为: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目前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吸取边区政府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全球金融的大环境和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政策，这样才能达到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3.协调好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两大基本手段，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如何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便显得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而不可相互脱节。

中共中央曾经在陕甘宁边区走过了13个春秋，成功地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1937—1948年，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金融部门、创立和完善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边区经济、稳定金融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事实证明，不管是光华代价券的发行，还是停用法币，发行边币政策的推行，亦或是陕甘宁边区商业流通券的发行和流通，都是边区政府根据边区金融形势做出的科学决策。陕甘宁边区货币政策的成功为我国今天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银行工作进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1930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布告。

②上海银行学会编：《银行周报》第21卷，第32、33、34期合刊“国内要闻”第1页。

③参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④参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⑤参见《财政年鉴》续篇，十一篇，第253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陕西省政府的复函——光华商店并无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之代价券》[到字第7号]，(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95页。

⑦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检查总结初稿，1943年5月27日，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料摘编》第5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⑧边区金融负责人:《关于货币的问答》1944年，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109页。

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坚字第59号]，(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⑩《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坚字第61号]，(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1] 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05.

[2][4]姚遂.中国金融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3][15][16] 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5][17]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28-29.

[6] 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77.

[7] 高翠.陕甘宁边区货币政策研究[J].中国钱币, 2013,(5).

[8] 魏协武.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1.

[9]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M].文物出版社, 1982.189.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91.

[11] [1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116.

[13]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论纲：1931-1945[M].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79.

[14] 陶学荣.公共政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三、五、八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辉龙)

F832.6

A

1672-1071(2017)05-0045-08

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sxts07)；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延安时期经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ZH001)。

2017-06-29

姬雄华(1979- )，男，陕西子洲人，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公共产品市场营销。殷丹丹(1993- )，女，甘肃徽县人，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