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及其方法论

时间：2024-05-22

张国威

2016年,***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留下了许多管理家庭的优秀经验和思想，传统家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便是其中的典型，反映其思想的主要著作有《曾国藩家训》《曾国藩家书》等。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备受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及其时代背景进行研究，以期对当代家庭教育和家庭文明建设有所助益。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背景

曾国藩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无论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还是西方列强的侵略，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古老中国的变革进程。统治者无能，政治腐败，社会凋敝，清王朝的统治内部暗流涌动，原有秩序遭受严重冲击。清王朝发生的几次重要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都作为主要参与者或旁观者经历过。熟读中国历史、明晓治乱兴衰经验的他，深知在乱世维持一个大家族，必须重视家庭和家风的建设。

（二）经济背景

19世纪中叶的清朝，虽说其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前列，但是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农产品、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产品占比极大，工业制成品特别是代表当时高科技水平的产品所占比重非常低，加之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以上海、广州、厦门、香港等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出现，种种因素导致社会上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曾国藩作为权倾一时的重臣，又是统领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经验，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践行自己的家教思想。

（三）文化背景

曾国藩成长、立功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之时，外来文化不仅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也冲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西学东渐，不断影响人们的文化教育观，加之清朝文字狱愈发禁锢人们的思想，传统文化领域一潭死水，类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代表了当时人们求新求变、自立自强的心声。曾国藩在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又对西方优秀思想兼收并蓄，开阔的文化视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家庭教育思想。

二、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体系概述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培养目标

从培养目标和教育目的上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培养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式的有抱负、有道德、有能力、有底蕴、有胸怀的综合式人才。综合起来看，其培养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培养可以传承守业的治家人才即“贤子弟”，以振兴家族，实现长久兴旺。曾国藩寒窗数十年,从军十数载,备受艰辛才拜相封侯,他深知名誉、地位来之不易。同时,他目睹那些显赫家族的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是挥霍浪费,欺压人民,为此深为忧虑不安。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他教导后辈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而是立志为人,知书达理,成为“贤子弟”,发扬封建耕读之家的优良家风,以维护家族的长盛不衰。

第二阶段：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即“圣贤君子”，以振兴朝纲,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曾国藩教育思想中所主张的“圣贤君子”与孔孟所说的“君子”有所不同,是与经世致用思想相联系的,对封建伦理道德具有坚定信念又具有经世致用能力的,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并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各类人才,其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阶段：培养既符合伦理道德又具备治国才能的复合型人才即“修齐之才”，以扭转社会风气。曾国藩重视培养人才,并不只为一己之家,也是为振兴儒风,扭转社会风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和抱负。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2]曾氏认为，一方面，家庭以父子兄弟为中坚,想求家事顺遂,应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另一方面,社会大众融于各个家庭之中,国家是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国家之组织,以君臣为中坚,欲求国泰民安,应当以君仁臣忠为准绳。因此他主张家庭教育是起点,家庭教育搞好了,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也就提高，社会风气随之好转。

（二）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蓝本和参考依据，注重从自身做起，以孝悌为本，强大内心，与人为善，在做人、处事、持家、交往等方面都有具体详尽的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以孝悌为本

孔子认为君子求道,当以孝悌为本。中国传统家庭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成员应和睦相处。曾国藩希望子弟成为君子,故“孝悌”成为贯穿其家教思想的一条主线。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对于“孝悌”如是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3]践行“孝悌”，曾国藩强调两个方面：孝敬父母方面，要以身作则,对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友爱同辈方面，应该爱之以德,而不是爱之以姑息。

2.注重立志兴业

曾国藩立志思想以立“兴家”之志为首。他教诲子弟：“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法兴家而立业。”[4]他主张志向要远大：“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5]他主张要立长志而非常立志。他认为立志必须要有恒心,在给沅弟的信中说，面对挫折“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忝然自馁。”正是在这种志向指引下，曾国藩一生多有建树，最终实现“立功建业”的理想。兴业思想体现了曾国藩强烈的事业观，主要有三方面：一要向圣贤学习。他著名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看似极端的态度正体现了对自我价值和事业的强烈追求。二要孝悌兴家。他在《致诸弟·勿为时文所误》中说：“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6]可见，他把孝悌之道作为治家之基。三要从立志中修身进而建功。他在《致诸弟·必须立志猛进》中说：“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7]曾国藩把立志和兴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提升自我综合素质，拼搏努力实现志愿，从而建功立业。

3.以耕读为修身进阶之道

曾国藩认为,欲使家庭兴旺,除要教育子女正确对待做官发财外,还必须讲求耕读。“历观古来家世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8]，强调子弟在家要勤劳作。曾国藩如此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弟劳作,并非是要子弟以务农为乐,终身务农,也不是依靠务农兴家，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子弟保持农家子弟的好风气,以劳促勤,以劳约奢,以劳立德。

如何成为“贤子弟”？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是读书求学。他常在家书中要求子弟们立志读书,并从具体方法上指导他们如何读书。他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由此三者缺一不可。”[9]他认为读书要有法，提出“看、读、写、作”四法,同时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正是因为方法得当,因材施教,他的子弟才在众多领域有杰出表现。他还要求子弟做读书明理的君子，读书的目的不只为功名,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修养,养成君子人格。

4.崇尚勤俭持家

曾国藩视勤俭为保家良方，“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10]他恪守俭朴本色，自称：“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11]洞悉人情的曾国藩意识到“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因此防奢须从小事做起，对家中子弟坐轿规格他都严加限制。曾国藩深知家眷对为官者贪廉的影响，认为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曾纪芬作为曾国藩最小的女儿，穿了一件稍微好一点的旧衣服也被斥为奢侈。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他要求家中妇女“外则讲究种蔬，内则讲究晒小菜，腌菜之类”。对于儿子们，他要求更是严格，在给纪泽的信中，他强调“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12]对“俭”的坚守，使曾国藩居官清廉，确保不因金钱而遭难。

5.强调主动学习

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归根到底要看个人的努力程度，要有积极主动学习的意识，这在曾国藩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13]曾国藩用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来解释主动进德修业的良好成效，以此激发弟弟学习的积极性。

6.追求知行合一

曾国藩不是一味死读书、读死书，他总是把自身所学积极投身平日实践，是陆王心学的积极践行者。例如，他把长辈教诲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从自身做起努力践行，并告诫四弟“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14]。思想和行动取得高度一致，使得曾国藩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最终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重要人物。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也要注重知行合一，将所学知识运用于日常实践，在日常实践中反思，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并做到举一反三，这无论对其在校学习，还是毕业后的事业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曾国藩家庭教育方法论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家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近代以来备受推崇，而且曾氏后代英杰辈出，曾国藩家庭教育确实取得了较大成就。从现代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孝敬长辈、立志兴业、知行合一等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应该对其去粗取精，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曾国藩在治理家庭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摒弃空洞的说教，结合前人经验，探索出了一整套治家育人的方法，对于当今的家庭教育尤其具有借鉴意义，父母长辈等教育主体应认真学习。

（一）榜样示范法

这里的榜样有两类，一是曾国藩本人，二是其他优秀者。曾国藩要求兄弟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好。他特别注重自我修养，时时以有大德大能者为楷模，不断改正自身不足，使自己臻于完美，从而在家庭中树立一个好榜样。同时，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时常以自己祖父、父亲为例，或是以以往圣贤为榜样，拿生动实例来感化人心。

（二）严慈相济法

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没有一味苛责，也没有一味纵容，他将严肃与慈爱合理结合起来，在关键事情、方向性问题上树立权威和威信，严肃认真，把握好关键和方向。在事关人性、尊严等问题上，他又宽容、忍耐、慈爱，以大局为重，使人从内心里认同并佩服，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因材施教法

这一点在曾国藩家教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从他两个儿子学习经历及所从事的行业便可看出。曾国藩并不一味按照古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一老路来教育子弟，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按照兴趣、特长、性格不同，为子弟推荐不同的学习领域并且全力支持他们的发展。例如，对于勤奋但未吃过苦的后辈，曾国藩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指出不足，并提出心中忧虑：“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15]对为人谦卑的季弟,曾国藩则在肯定“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的同时，指出“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要自信自强,勇于进取。

（四）循序渐进法

曾国藩对子弟的教育非常耐心，他主张教育应春风化雨般渐渐入心，使人逐渐接受。他教育子弟，学习一项技能时特别注重坚持。比如，他在给儿子信中叮嘱他们要勤于练字，每天五千到一万字不等，不求多，关键在每天坚持。又如他要求儿子读书时，读完一本再读下一本，不要贪多求快，对于好书，尤其要读精读透。

（五）树规立矩法

曾国藩在树立规矩方面堪称典范和楷模，他在早年立志发奋之时，结合其祖父和父亲的教诲，总结出了修身十三条，即“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写日记、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在严格践行这十三条并取得卓越成就后，也要求子弟牢记，作为为人处世、居家起居的重要规矩。例如，他在致九弟、季弟一信中明确“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16]，要求两弟戒除傲气。在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一信中指出，“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谨慎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17]，告诫四弟不可非议讥笑他人。对当代家庭教育来说，在呵护儿童自由天性的同时，使其养成规矩意识、责任意识同样重要，对真善美等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不能逾越。

（六）持续教育法

对兄弟、晚辈的持续教育和沟通交流，曾国藩做得很好，后世出版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便是他与家人特别是处于成长期的晚辈坚持沟通交流的最佳体现。因此，针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不能在其入学后便停止，应该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并以身作则，注重平等的沟通交流，直到子女成人成才。

（七）主客体转换法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学生在教学环节中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转换，在“填鸭式”教学中，学生往往处于客体的、被动接受的位置，在“启发式”教学中，学生因积极主动思考并参与其中，往往能转化为自我教育，甚至影响作为教育主体的授课教师。曾国藩在教育兄弟、晚辈的过程中，就很好把握了主客体转换的要义。比如，他在教育儿子练字时，开始时是严格督促，使其每日完成一定数量，后来儿子养成习惯，练字成为其生活一部分，并不断体会到其中乐趣，这时曾国藩便不再监督。再比如，他对弟弟的军事教育十分注重结合实践，让其参加对太平天国的实际作战，在战斗结束后与其深入交流，总结军事指挥经验，弟弟的成长十分迅速。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应充分利用主客体转换法，使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体，获得学习的乐趣和积极性，才可取得触及心灵的效果。

[1]***.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6（02）.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264.

[3]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73—74.

[4]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21.

[5]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80.

[6]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78.

[7]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80.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北京：岳麓书社,1985:1268.

[9]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61.

[10]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88.

[11]曾国藩著，赵焕祯注.曾国藩家书[M].武汉：崇文书局,2012:88.

[12]曾国藩.曾国芳家训[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