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同价值

成中英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同价值

成中英

人类同属一个物种，自有其共同以及共通的性能与特质。不同族群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形式与品质的文化油然而生。我们必须假设不同族群与不同文化有一个原点的共同性与相互交通与沟通的能力，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彼此之间仍各有其理想的价值，能否交集则考验各文化之理性沟通与价值判断的能力。中华民族自古观天察地，建立了一个阴阳对立而相辅相成的易道宇宙观与太极创化哲学，既能对应天地之道的实际，又能促使人类参与天地的生化，创造人类理想的未来，因而有“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周易》)的生命自信与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论述中西文化的相对定位，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差异性以及其所以差异，也同时认知两者最小的共同性与两者最大的共同价值。然后基于善意的交往，来扩大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价值，追求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

在当代世界，中国发展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却是强调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西方强调的共同价值是自由与人权；中国文化强调的共同价值是和谐与正义。中西对照下，中国文化并不排除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体现在和谐与正义之中或两者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往往为了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自由与人权，形成了霸权与自私的贪婪。在中西交往中，中国文化更显示深沉广博的厚德载物精神，也更能体现刚健自强的创造精神。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的“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谦和精神，是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繁荣的共同价值，也是全球人类理解与遵行的共通价值，为人类走上全球化的生命伦理共同体所必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是人类提早实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化基于易经、道学与儒学的精粹思想，是人类进行群体生命整合的示范准则，具有价值的理想性与价值的规范性。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刚健进取之德与融合之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通价值，更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价值。①在中西共同价值系统中，有三个层次的价值，共同价值（如衣食住行与基本道德），共通价值（如追求真善美圣），以及理想价值（如天人合一融超越于内在，寓内在于超越），以一元本体消解中西文化的对立而维护其内容的丰富多样。在此认识中，中国文化肩负人类文明丰富化与世界人类一体化的重大道德责任。 一方面，在人文领域发展上，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科技知识发展形成互补互成；另一方面，在人类命运的规范与理想社会的建立中，中国文化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结合知识与智慧，追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持续繁荣。

一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从伏羲时代到现在一贯而下形成一条历史长河，是一个发展过程，像长江、黄河一样，发源于历史深处，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涵盖大陆，而且像任何其他河流那样，支流对外在的冲击形成滋孕万物的潮流，涵盖周边的半岛、岛屿及其他地区。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融化外来文化于自身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融合印度佛教。今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作为主流也必将融合西方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有其特色。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其自己的根源—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不过从目前来看，西方文化不仅仅是西方原始的文化，也已经具有某些中国的成分，如启蒙时代的儒家、当代北欧的道家。同样，马克思主义来自欧洲，但在中国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文化涵盖抽象思维，以及由抽象思维发展出来的哲学及其智慧的运用。同时，文化也涵盖生活各方面的价值，从而成为人的生活行为的指针、基础和方式。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精神和融合精神，注重人和自然的互动、和谐，人可以奉行天时地利，进行人文创作。实际上，中国作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国家，必须强调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保证人在大自然中发挥人自身与自然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注重下面几种基本的观点：

（一)主客合一。人的主观性要与自然的客观性统一，人的主观能够认识客观事实，人能够尊重自然，遵行自然，而自然提供人类生活的环境，自然提供了人的认知条件，只要人努力学习就可以认知世界，反思自我，并形成主客的互动，导向人的生命的内外合一。人的知识要与他所代表的世界的真实的能力、判断力相符合，人能认识世界，世界也能被认识，最后才能够达到协调，这在人身上表现为德智合一。人发挥潜力适应世界的变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要天人合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外合一。

(二)内外合一。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内在的合一，此“合一”也包含事实与心灵的协调、心灵的感受。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仁义合一，人对人的关怀，人在仁的情感之中发挥团结的力量，在一个社群里建立共同感情，实现群体分配的正义。这就是仁德、仁义。由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到世界形成不同的功能性的组合整体，实现不同层次的体用合一。

(三)心性合一。由个人的自觉修持，实现个人的潜能，增进自我觉知与理性判断能力，形成儒道所说的心性合一，进而发挥与调和人的内在生命力，包括知、情、意、理性、情感、意志等各方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动态，有利于天人互动，人我协作以及自我创新。从心性合一中实现情志合一、情意合一与情境合一的生生不已的实践活动与价值的实际创造。

(四)德智合一。心性的发展是在开拓与建立人的德性与德力，作为行为的基础，所谓德即能面对处境与关系以及人生的至善目标作出适当的行为决策，当然需要理智的运用，整合知识，实现德行，履行正义与责任，因而需要德智的合一。

(五)知行合一。这既是人与人的要求，也是人自我的要求。在人生中，知而能行，行而能知，这是个人自我人格发展的需要。知行合一在社会互动中，也会有这样的要求，是建立道德伦理的机制所在。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说所有及任何合一都是人类整体的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的理想要求，也是文化价值核心之所在。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的基本表达。

从政治哲学上看，中国文化强调仁民爱物，强调君主自觉仁爱、慎言谨行，要求君主克己复礼，施行仁政。仁政是君权达到与人民权利合一的境界，仁政是惠民，是自身的自我节制,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不管用哲学方式表述还是用文化生活方式表达，都是相当明确的理念，也包含了人们实践的动力。

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同价值，首先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首先，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西方文化是非农业文化，是以渔猎游牧作为基本的生活形态，对环境有征服占有的欲望。作为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他们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工具达到生活的目的。这一点与中国的奉行天时、节制制用不同。这从古希腊和犹太民族可以得到证明。古希腊文化强调认识自然的本质，认识自然的本原，掌握自然规则，达到应用自然的目标。这样，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比较对立的关系，主客永远不同。以色列是游牧民族，他们征服自然必须要依靠一个超越的上帝，形成了一神论的上帝观，以信仰耶和华为主要方式。以色列强调人听从上帝，古希腊强调人征服自然。

经历过上面两种文化的发展，到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了积极好动、积极进取和侵略性的文化心态。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逐渐理性、规整，强调客观的真理，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新的经济，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手段。这是从历史来看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

直到今天，西方现代化走向普遍化，想要使世界完全现代化，利用自己国家的能力，采取霸权的方式去推行西方文化。他们认为，世界化是一个工程，必须由某个国家来做主。客观地说，现代化走向全球化，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西方文化认为其主体执行者必然是个国家，以致形成霸权争斗问题，反而使全球化困难重重，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标。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比较中国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具有二元化、外在化、超越化、客观化等特点，积极向外追求，把他者当成假想敌甚至武力征服他者。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观从内在的社会价值走向更整体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西方文化里面就存在一个谁是主体的问题，就是谁来征服谁，谁来形成现代化。这里面有国家的成分，实际上就是资本经济作为行动者推进现代化。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强调主观运动，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对外发展性，整合外在他者为自己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强调自我控制，自我约束，适应外在环境，实现达到共同平衡的生活方式，对其他国家则是协和万邦的方式。

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中西文化有没有共同点？这是文化价值的一个问题。初看二者没有共同价值，但是，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在生活中都有共同需要，人性中也有天性上的共同点，所以中西文化其实有共同价值。有些共同的文化价值是存在的，有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则需要发展。不管古希腊还是以色列，都有人文主义，虽然没有中国的人文主义浓厚。西方的人文主义更强调个人的发展和个人才华的发挥。

中西文化的共同价值是大家都深信一个共同正义。追求共同正义，以人和人的一种平等性为基础，强调理性，追求理想的社会，这是中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虽然西方更多强调客观知识和上帝的帮助，而中国更多强调个人修养和道德实践，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另外，平等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是从儒家开始就有的。西方文化强调自由，也是后期西方发展的概念，其实中国有随心所欲的自然自由。所以，在政治哲学上，中国强调社群的和谐与正义，在社群的和谐正义中实现自由以及个人权利。在西方，因追求平等受到政治压迫，故强调个人的自由以反抗政治压迫。这一点在19世纪体现得特别明显。但在中国文化中，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在天人合一与人与天地并立的生活体验中强调了和谐平等，以及在和谐平等中实现了自主与自由，表现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没有西方文化中对自由的极端化与虚假化。当然，中国文化具有追求生态平衡的特点，更多的强调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互动的权利。

中西文化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但是基于人存在的基本需要，中西文化有趋同性，可以形成概念价值上的一般性认识，追求人性的完满和价值的发挥，追求平等和自由。至于如何实现，由于二者基本背景不同，实现方式自然也有不同。

我们肯定中西文化中人的相同价值，人性是根本的，满足人生活的根本需要。二者的人文价值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有一种走向世界整体的含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更好地实现经济活力，更好地相互交往。中西双方都需要考虑克服共同的问题。中西双方由于文化构建不同，可以形成一种互补，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价值，来自双方的良好愿望以及共同的能力达到这个目标。二者的基本目标、基本需要都是一致的，但实现方式是不同的。

二

说到世界的共同价值，对中国的基本印象似乎是其文化的核心价值没有普遍性，与西方文化所彰显出来的价值相比无共同价值。

首先，西方文化追求普遍价值有其历史背景。历来欧洲诸国并立，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脱离中世纪以后，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需要解决国与国和平相处的问题。天主教的大公会议，显然是普遍性从所谓约定“法”成的过程，寻求大家能够遵守的法则，或人们指定的法则，有一种基本法的认识。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776年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到后来的宪法运动，包含德国的1919年《魏玛宪法》，当然也包含之前的1776年美国宪法，其普遍性也是冲突各方约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秦统一中国，汉代定儒为一尊之后，中国社会的礼制与典章制度的建立与传承，尤其在伦理体系与道德价值发展方面，可以看成中国法制与礼制的共同性，从道统之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理想性。如果按照人口的比率来讲，中国人口数量比欧美人口要多，分布要广。因之中国文化之价值基于约定法成, 可说是具有更大覆盖的共同性，并统和在天人合一与世界大同的理念之中。

其次，由于西方文化发展很快，19世纪之后掌握了世界霸权，西方化与现代化变为基本问题。尽管现代化不应该只是西方化，然而实际上由于西方是最早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形成了西方化的趋势。现代化是理性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一种方式。为了避免现代化变为西方化，现代化应该具有多种模式。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一些学者如金耀基等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有它的发展特色，是否政治方面也应有中国特色，就像中国大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经济路线显然有它内在的约定法成的一种性质。

作为人类，我们当寻求更大的共同，前面提到东西方互补，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西方文化的特质有交叉的地方。显然这里有两个共同，一个是最小的共同，那就是中西之间最共同的东西，两个集合交集的地方值得探讨。40年前，孔汉思（Hans Kong）认为有一个基本伦理，就是把儒家的仁爱作为基本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人称为“银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谓推己及人的这样一种精神。耶稣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他曾说：己所欲施于人 （西人称为“金律”）。这两个基本认知就属于最小共同的伦理认知。如果人们真能做到，也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也有其困难，比如建立非政府集团的管理方式，像美国的TPP泛太平洋合作组织，像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都有其特殊性，借助抽象原理解决问题还不够，要寻求更多的共同性。最大的共同性，是把两个极即中国“C”（China）加上西方“W”(West)进行最大的交往，在交往当中把最大的理想实现出来。实现过程就是相互交往，也就是从基本的最少的共同点来发展更多的共同点，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显然，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交集仍是可以不断扩充的，因为每种文化的自身特色都不断在发展，“W”和“C”还是会继续发展。但是要承认最大的共同点，就要不断寻求交集最大的共同点，以最小的共同点作为基础，到最大的共同点去运作，使和平繁荣的世界成为可能。

所有人的共同价值是由个别的特殊性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先天的因素决定共同价值。西方人往往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可以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信仰，它其实不是交集而是互补，不能用武力来处理，也不能用霸权的方式强加于人，只能寻求最大化的长时间的磨合发展。认识不同，尊重差异，平等交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关怀心来发展建立共识，使人类建立更好相互享有的乐园和全球化的世界哲学。

另外，从逻辑上来讲，从科学理论持续的发展来看，不同的科学理论可以有自己的规则。在科学上不是只有一个理论的可能性，而是有多种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多种理论也不一定彼此相容。对此，奎因（Quine）就说，每种理论有概念上的不定性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有对存在事物作为一个完全规范的一种决定性的认识。我们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要承认多元差异，否则会产生矛盾与冲突。我们也要了解差异之所以为差异，在差异中找到一个方面来进行融合或者整合，结合新的经验，纳入旧理论成为它的一部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如此特性，把牛顿的物理学纳入他的一部分，并没有否定牛顿的物理学的相对适域性。世界文化也不意味着人类共同追求把人类纳入到清一色的文化体系当中，我们还是要欣赏差异性、多元性，认识其重要性。我们不希望生活单调、乏味、重复、机械，所以需要创造性的差异性，不但要接受，还要鼓励，使它可以丰富人类生活。差别价值也有其重要性。总之，人类世界的建立中，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样重要，“一”与“多”一样重要。就像八卦的不同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一方面有不同层次上的“一”，另一方面也有不同层次上的“多”，所以“一”不妨碍“多”，“多”不妨碍“一”，形成一个动态美好的世界。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同样也有这样的景象。这也是中西方人类的世界理想。

总结的说，我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下述各种认知。

第一，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在共同性，推广为更大的共同性。不能以西方文化的共同性来贬低或忽略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也可以丰富西方世界的能力和品质。我们强调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忠恕精神等，个人修养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都具有推广的共同价值。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的一种权利，因为他们有政治压制，而中国可以消解这种压迫性，在自然中形成一种精神自由，在政治建构中具有法律保障的自由。西方自由与中国自由结合在一块追求自由和平等。强调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从理论上讲也不是根本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在自我发展创造上去发展，不必否定自由的重要性，就像科学的发展，要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发展科学，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发展科学。

第二，我们要认识内在自己，要承认价值的多元性，承认多元之间的相互交往，使多元性和差异性存在于一元的共同性当中。

第三，我们提到最大的共同性和最小的共同性，必须以最小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相互交往，可以消减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最终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往理论。

第四，在还没有形成共同性之前，找到互补性，差异中有互补，在互补中找到矛盾，“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就是在互补中互生的结果。

第五，在人类文化精神中，我们需要一套具有特殊性和共同性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发展的方法哲学。中国易学为世界模型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一元可以发展多元、多元可以归为一元”的创造模型。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可用性大于基督教；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实现了人类最大的共同性。从自然眼光来看，它是属于这个星球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从道来看，道包含一切，道开放成为未来，对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含义，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自然创造力的发展。儒道都可以成为最大共同性的基础。因此，人类理想思考的相互作用，在西方往往是乌托邦的设想，而中国则从实际发展来确立未来理想，而不是乌托邦。中国文化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知宇宙到认知自我，展现了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理性，进而寻求它们互通统一的理论关系，达到人类共同性来建立实际的操作。

最后，我提出“世界文化”的概念。既然我们认识到中西文化的相互补充性和共同的理想性，那么二者的相互完整就形成了一种内外合一的需要。经过彼此共同理想的构建和对理想愿望追求的认同，中西文化应该走向一个更完整的文化体系，可称为“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既包含中国文化的优点，也包含西方文化的优点，也就是，在中西文化优点的相互补充下，排除一些极端性和落后性，在差异性中讲共同性，在共同性中讲差异性，逐渐完善一个 “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周易》）的人类共同世界。

成中英，男，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