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文化价值推动国际价值体系重构

陈友康

以中华文化价值推动国际价值体系重构

陈友康

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历史性重构、全球化程度加深、不同国家和民族联系加强、国际间各种矛盾更加复杂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人类世界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中国能够贡献这样的观念和原则。***总书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基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有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举措，也要有世界各国各民族认可和遵循的“共同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加强中国文化共同价值的研究和宣传，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积极介入全球价值体系建构，对于中华文化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价值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价值

2012年11月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中华文化的宝贵价值、历史功绩、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总书记的论述，系统全面、高屋建瓴、精辟独到、客观理性，在中华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作出重要论断和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华文化复兴史、发展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论述指导之下，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中华文化一定会再创辉煌。

怎样在崛起过程中赢得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性课题。***总书记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成果传播出去。”[1]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总书记又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作了深刻阐释。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今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也是人类应该追求的崇高目标，构成了正在显现的世界新秩序的基石。

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努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推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价值体系重构。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政治、经济全球体系的调整和重构时期。与此相一致，人们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全球价值体系，有论者指出，世界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西方文化的统治地位将被打破，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将出现。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必须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为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观念，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但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自觉和重视，类似的提法还没有见到，相关研究更少。为了让人们重视这一问题，更好地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全球化召唤国际价值体系的重构

文化的核心是一套价值观念。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有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都解释和支持了各自的发展，都有独特的价值。但随着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局面被打破，强势文化及其价值观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西方价值观成了世界价值领域的主导性力量。

自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以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形成了强势的军事力量，然后发动殖民战争，又从别的国家掠夺了大量资源，强化了力量，巩固了地位，实现了现代化。20世纪以来，他们又在高科技发展中赢得优势，继续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18世纪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似乎证明西方模式是历史发展的成功样板。这一过程强化了西方的文化成就感和优越感。发展中国家中也有许多人认为必须向西方学习，认同其基本价值，才能摆脱困境，走上现代化之路。“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了后发国家摆脱落后的路径选择，西方国家也积极向其他国家推销、灌输他们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客观上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但西方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并不都是福音，它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和困扰也是史无前例的。“人们日甚一日地漠然于‘人性’的禀赋，而以个人主义为论据，以无情竞斗为手段，以满足无限的私欲为目的，进行尔虞我诈财货竞逐，这不但急剧败坏着人类托命的自然环境，也不断腐蚀着人类希求亲善的天性。列强间的竞斗，已触发两次酷烈的世界大战，而数百个跨国规模的军火商，仍无孔不入地在国家和民族间的分裂中牟取暴利。科技的首项尖端成就，莫不首先作为杀人的手段。元首所控核按钮的任何一偶然误会，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文明。”[2]21世纪以来，美国采用各种手段把它的所谓“普世价值”推向阿拉伯国家和中亚各国，不仅没有带来民主、自由、人权、发展和繁荣，反而造成巨大灾难。这也促使人们必须反思西方价值观的利弊。

西方价值观的垄断局面必须改变，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是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局部地区的文化矛盾也有所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以不可抗拒的趋势席卷全球，国际交流与合作空前加强。因此，人类迫切需要建立具有普适性的全球价值体系，借以整合不同文化的价值，获得更多价值层面的共识，以增进互相理解，减少矛盾冲突，促进共同进步。

中华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意义。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出现重构价值体系的机运，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运，重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原有政治、经济结构被打破，邓小平同志提出重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思想。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一思想已经变为现实，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与政治、经济全球体系的调整和重构相一致，人们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全球价值体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文化价值。过去三百多年，西方价值观依托其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席卷全球，拥有巨大影响力和文化霸权。价值体系重构将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价值观垄断，在整合各种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更能反映人类普遍意愿的价值体系，以维护世界和平和谐，增进人类福祉。作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文明体，中华文化就像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重构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样，也能在世界价值体系重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应这一世界潮流，***总书记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5年3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首次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好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3]其后，他又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60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这一思想日趋丰富完善。2015年9月，他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有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举措，也要有世界各国各民族认可和遵循的共同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要主动作为，开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二、改变价值观念单向输入的状况，在共同价值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赢得中国话语权

首先，我们要承认，共同价值是存在的，它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存续的普遍需要。共同价值来源于普遍人性，不同民族、国家、阶层的人作为人类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点。体现了这些共同点，让人和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东西就具有普遍价值，这些反过来也能够为不同的人类群体接受和遵循。文化作为解释系统和价值系统，每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也蕴含着普遍性。一种文化普遍性越强，它的影响及对世界的贡献也就越大。

其次，共同价值不能被某一种文化所独占，每一种成熟的文化都蕴含着能够为别的文化所共享的价值。普适价值研究在西方开展较早，理论成果也多，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政治家还以“普世价值”的维护者和救世主自居，挟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到处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于是西方便有了“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似乎只有西方的价值观才有普适性，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才能获得发展。我们承认在近代西方得到发展的某些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和法治等是普适性的，但也要看到他们提出的“普世价值”实际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和法治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也是多样的，要结合各国国情加以理解，西方的方式并不是绝对真理，也不可完全照搬。新的世界价值体系应该是在整合世界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之前，由于我们没有直接承认人类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价值，在这一问题上就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在世界共同价值研究中缺席或沉默，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不利地位。就像人权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宣传和捍卫人权，西方国家便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攻击中国。现在我们承认人权，研究人权，并把保卫人权写入宪法，在人权问题斗争中我们就获得了主动。而对人权的保护无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使执政者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同样，承认共同价值，并作出自己的阐释，才能在世界价值体系中拥有发言权，并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更多理解和尊重。

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肯定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主动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

中国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碰撞的。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东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而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始终处于劣势，受尽盘剥、欺凌和侮辱，陷于深重灾难和发展困境。这迫使人们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自新发展之道。许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于是对中国文化有过多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落后、僵死的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不能支持中国的发展，遑论共同价值？而走出困境的路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于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只能充当学生，而没有指导别人的资格。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较弱。

我们承认，西方长期稳定而成功的发展必有其文化原因，他们也确实为世界贡献了重要的价值，但是，如前所述，共同价值并不能由一种文化穷尽或独占，每种成熟的文化都可能发现、发展了某些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合为一体，才构成完整的全球共同价值体系。中国文化作为历史悠久、影响广泛、长期主导东方社会的文化类型，肯定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价值，只是这些价值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当前，文化自觉已经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理性地总结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并向世界说明和推广，也应成为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意。

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近代中国的落后，确实有文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的原因，否则就成了文化决定论，这明显是本末倒置的。西方文化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船利炮推向世界的。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因为政治专制腐败、经济缺乏活力、军事落后而在与西方文化的交互中长期处于劣势，这不能证明文化本身没有价值和活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100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它还不足以判决一种重要文化的死亡。中国文化不会随着国家的暂时落后而衰亡，它的基本价值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根本撼动，它经受了数千年的风雨沧桑而绵延不绝，必有其卓绝的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卓越精神体现了共同价值，它能和西方以及其他文化的价值形成互补，纠正西方文化的某些偏失，让人类社会发展得更健全和完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也走上了复兴之路，它的价值重新得到确认，开始重新发挥世界性影响。

这一点，外国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发挥积极作用有所期待。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6月29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予以崇高评价并对其未来作用寄予厚望：“新世纪将是新的中国的黎明，贵国为其在历史上的伟大而自豪，为你们进行的事业而自豪，为明天的到来更加自豪。在新世纪中，世界可能再次转向中国寻求她文化的活力、思想的新颖、人类尊严的升华，这在中国的成就中已显而易见。在新的世纪中，最古老的国家有可能帮助建设一个新世界。”[5]这些话表明，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和可能为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从而“帮助建设一个新世界”。

研究、提炼和推广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崛起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道路，国力迅速增强，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突出地位。但国家软实力与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相称，一是与西方文化的世界影响相比，中国文化仍处于弱势；二是一些国家和国外公众对中国文化缺乏起码了解，认为中国不尊重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崛起会增强世界的不安全性；三是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必须有文化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文化自觉，研究中华文化的优点，总结其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引领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坚定地前行。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突出了中国文化“和”的观念，通过艺术表演把“和谐”展示给世界，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和谐”就是中国文化最出色的共同价值。“和谐的要义在于创造最佳合作的最佳条件，让所有人普遍受益，让各种不同的人、事物、文化都能够在合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共荣。”[6]这种观念是当前世界迫切需要的。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中国应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毫无疑问，这里包括文化上的贡献。在世界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文化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中国能像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样改变国际价值体系，那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四、提炼共同价值，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

中国已经成为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也应该成为新的全球价值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美国学者、《北京共识》的作者拉莫说：“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世界发展格局。”[7]“软实力”理论的首创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8]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应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增强文化使命感和机遇意识，主动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

（一）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要把研究、提炼和宣传推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共同价值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和部署。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在分析了世界500年来霸权国家主要权力变化后得出结论，当今世界力量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霸权越来越靠“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共同支撑才能维持。他说：“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政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所要结果的能力。他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是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实力存在于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因为它国想追随它，欣赏其价值观，效仿其模式，可望达到其繁荣水平和开放程度。”[9]中国的唐代就属于这种情况。现代中国当然不谋求所谓“霸权”，但中国应该让他国理解自己，并彰显自身价值观的意义，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要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促进世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共同价值研究和宣传，做出战略规划，开展扎实研究，总结出中国文化中最具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向世界宣传和推广，使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成为其独创价值重新发挥世界影响的过程，亦即世界化的过程。

（二）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拟定相应的课题进行研究，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中国文化研究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中归纳出共同价值观，加以现代阐释，激发其活力，与世界沟通和对话。欧美国家的学者和政治人物的文化使命感是很强的，他们以传道者的热情不遗余力地阐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西方价值观能给世界带来福音，他们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我们要坚信，作为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世界一大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必定有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价值观念。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精心的归纳总结，把能为不同国家、民族认可和涵纳的价值发掘出来，向世界呈示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就是具有很大共同性的，无疑，更多的普适性价值还有待于凝炼和阐释。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恰当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争取更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外出访问时，尤其是在各种论坛或者高校演讲时，应向欧美领导人那样充满自信地宣传中国文化价值观。欧美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演讲，经常不厌其烦地推销民主、自由、人权观念，我们的领导人也应向他们那样向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人们理直气壮、坚持不懈地解释、宣传中国的价值观念。最近一些年，我国领导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和表现。***总书记在国外的演讲，常常生动阐释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珍贵价值，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这样的做法应该坚持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政治领袖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他们的阐释和宣传能产生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效果。近几年，我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都强调加强人文交流，并签署了许多协议，这样的宣示和做法也有利于促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知和理解，扩大其影响。

（四）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和媒体要加强中国文化价值观传播，使其广为人知。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人们都会自觉地维护、传播，从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起到凝聚共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我们的宣传、文化部门和媒体要用符合传播规律的方式加大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宣传力度，塑造负责、文明的国家文化形象，使外国人觉得中国可以亲近，值得信赖，或者用约瑟夫·奈的说法，让他们“被吸引”，直至“效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要强化中国文化共同价值方面的内容。

（五）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建构。要加强文明互鉴，与世界不同国家和文化一道，吸纳各种文化的价值，建立能够为新世纪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共同价值和世界伦理，为增进全人类的幸福承担责任、作出贡献。我们要倡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要尊重、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包容性强，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在全球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要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的价值，并加以整合，建立反映各种文化价值的全球价值体系，才能赢得最广泛的共识和切实的遵行，中国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1]新华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

[2]周善甫.大道之行[M].北京：中华书局，2010：485.

[3]***.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03-30.

[4]***.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

[5][美]比尔·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A].夏中义.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2.

[6]赵汀阳．全球价值体系，中国贡献什么[N]．环球时报．2009-03-03．

[7]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J]．新华文摘．2010（10）.

[8]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J]．新华文摘．2010（10）.

[9][美]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A]．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88.

陈友康，男，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