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合力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

吴 凡

一、前言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个体能动作用所做的进一步补充，他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都是不能忽视的。”[1]

综合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笔者梳理出“历史合力论”的四个要点：第一，“合力”的产生主体是人，“他们或以个体的面目出现，或以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形式出现”[2]，各自的力量不相等。第二，“合力”的形成过程既包括冲突斗争，也包括利益交汇时的合作。第三，“合力”的最终结果是塑造历史的具体进程。第四，经济或生产力总和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其限定的范围内为人类意志活动留下可供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近代以来，中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和团体为找到一条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不懈探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力量开始向两极分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形成了全方位的竞争态势。与此同时，以“第三党”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在国共尖锐对立所形成的巨大政治空间里诞生，三方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开始显现。中间党派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主张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胡绳先生曾在谈话中提到：“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3]我国中间党派虽未曾在历史舞台占据支配地位，但他们代表着广大中间阶层，“人心向背”的决定作用使其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因此，本文将中间党派置于与国共两党平等的地位上，深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参与主体互动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通过探究“合力”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和生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寻求更加深层的理论根基。

二、“合力”作用的产生背景：各方力量在民族危机下初步联合

从1927年大革命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军阀割据局面，以“不抵抗”政策应对日本的频频入侵；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挫；中间党派在反蒋抗日斗争中初具雏形，成立“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并提出“化除内争、一致御外”“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此时，国民政府奉行“党外无党”的清党政策，中间党派虽公开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但仍因对其独裁统治的批判而受到严厉镇压。中间党派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表示出抗议。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缺乏清醒的认识，持排拒态度。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促使各方力量开始调整政策：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出现松动；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初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举起抗日大旗，发表“八一宣言”，首次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与中间党派的抗日救国纲领遥相呼应。1936年12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三股政治力量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出现首次交汇。

三、“合力”作用的活跃期与关键期：各方力量在联合与斗争中逐步成长

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原有的党派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变动和重组。他们在“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御外辱，每一步行动与选择都对自身和彼此产生深刻影响，为未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深伏笔。抗战时期三方的互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37-1938年合作阶段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策出现松动。军事上与共产党相互配合抵抗日军进攻，政治上有限开放政权，设立“国民参政会”吸纳在野党派和团体领袖为抗战献计献策，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首次得到承认。蒋介石宣称，“国民参政会不是一个临时的会议，而要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4]。这一高姿态使得中间党派对国民政府重燃希望，拥护蒋介石为最高“抗战领袖”，就连“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也在文章《少号召多建议》中提出“完全信赖政府”。共产党方面停止了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5]立即改编军队，而后入选国民参政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共产党也十分注重在各种抗战和民主活动中与中间党派加强联系、真诚合作。中间党派内部成分复杂，反共、联共、亲共态度不一，但均积极响应中共发出的团结抗战号召[6]，双方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洪流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全民族共御外辱初期，国共两党短暂的合作态势为三方的积极互动奠定了基础，此时所形成的“合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顺利实现国力重心向后方的转移，对政权的开放也使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另外，由于共产党和中间党派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事关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增加了他们在政治天平上的分量[7]。国民参政会作为民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使中国政治出现了民主化趋势，并为此后中间党派发动民主宪政运动准备了条件。

（二）1939-1940年冲突初显阶段

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合力”中的冲突面开始凸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诱降策略大大减缓了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同时受共产党实力不断发展的威胁，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消极救亡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并对不服从自己的中间党派施行全面排斥政策，如取消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查封邹韬奋的48个生活书店等。

在国共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中间党派仍然期望通过国民政府实施民主以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抗战，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迫使蒋介石重新打出宪政旗号，企图借此孤立共产党、笼络中间党派。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各方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拉开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帷幕，轰轰烈烈的宪政讨论从重庆扩散至广西、成都、上海等地，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焦点。此时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反击国民党的压迫、团结中间党派，必须对宪政口号给予支持，提出要“与各中间党派一起反对内战、抵制摩擦，但说明谁是内战与摩擦的主动者；与各中间党派一起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但要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8]。在国统区，中共参政员积极参与中间党派领导的民主宪政运动，在敌后根据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发起组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双方在合作中培养了良好默契。

第一次宪政运动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宪政期成会上中间党派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该修正案建议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监督政府的常设机构。从形态上看，这是一种议会至上的政治体制，极大地分散了国民党手中的“治权”，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更是“力斥其与总统遗教完全不合”[9]，表示“现在好多人主张民主，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发展真正的民主，我们就无法建国了”[10]。最终，宪草修正案被国民政府束之高阁，全国各地的宪政讨论被加以限制，这场由国民党导演、中间党派担任主角、共产党作为配角的“宪政大戏”凄凄落幕。原本打算利用宪政收拢人心的国民党不仅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自己对民主政治问题的拖延敷衍态度，并在客观上创造了中间党派与共产党走近的机会。

（三）1940-1945年力量对比出现变化阶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依然摩擦不断，皖南事变更是将双方矛盾引向高潮。国共两极的尖锐对立客观上扩大了中间党派的活动空间，同时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要想在国共之间站稳脚跟并拥有一定话语权，必须整合分散力量，成立具有明确第三方立场的独立组织。于是以三党三派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并于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以资产阶级政党身份公开活动，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中心纲领，中国政治格局由此出现重大变化。中间党派试图以完全中立的政治立场在国共之间奔走调停，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另一方面力劝中共忍辱让步。虽效果乏善可陈，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共产党则继续在反击国民党的同时努力团结中间党派，在政治、组织甚至生活和精神等各个方面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如在国民参政会上极力争取中间党派参政员，帮助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改组、发展盟员，派车协助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抢救患急性肺炎的小女儿等。

1943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取得不断胜利之际，国内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却几乎没有进展，大后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人们对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怀疑。为安抚国内外各党派、各盟邦的不满情绪，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允诺实施宪政，中间党派立即抓住机会掀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吸取此前目标过于空泛的教训，这次运动以争取言论自由等实际民主权利为目标，要求对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及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形势一片大好。1944年1月的豫湘桂大溃败更使得国共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并为此后政治格局的变动带来深远影响。1944年9月5日，经反复酝酿与权衡，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1]的主张，将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国共实力消长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其实质就是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平等分享国家政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使其陷入极端被动状态。同时，“联合政府”口号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热烈响应，中间党派如获至宝，不再满足于“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有限扩大民主权利”[12]，开始将实现联合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正如邓野先生所言：“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的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13]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以“还政于民，不能还政于各党派”[14]的理由拒绝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举行“国民大会”。与此同时，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肯定及延安新景象带给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的震撼，几乎彻底改变了中间势力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态度。至此，国、共、中间党派之间的互动格局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多年以来的国强共弱态势开始扭转，双方实力趋向平衡；中间党派由分散走向联合，他们不再盲目追随国民党，逐步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为战后中国走向多党合作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合力”作用的成熟期与转折期：新型政党制度产生

抗战胜利时三方力量均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军事实力重新到达巅峰状态；共产党控制的十八块根据地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政权的另一个中国”[15]；中间党派在相对宽松的民主氛围中迎来发展黄金期，全国范围的组党高潮再次出现，中国民主同盟正式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出席旧政协会议。此时力量对比格局的演变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中间党派则提出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间路线”。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仍不具备单独显现的稳定力量，只能继续在反复的相互作用和微妙的力量消长中形成最终的历史走向。

1945年8月25日，中共率先提出“和平、民主、建国”三大口号，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也不敢轻易发动内战，不得不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场国、共、中间党派首次以平等身份展开合法较量的会议，在三方的激烈博弈中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协议。协议规定实行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接近于中间党派所倡导的西方式议会民主制。虽与中共的主张“存在着明显的距离”[16]，但这种政治体制的结构性修改彻底否定了国民党一党训政，迫使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可以说是中间党派和共产党在默契配合下取得的突破性胜利。旧政协极大地增强了中间党派的信心，他们一度期待自身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影响中国的政局与前途[17]，正如罗隆基与马歇尔谈话时总结道：“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18]然而，这些“全面裁判”国民党的协议定然无法真正落实，会议还在进行时国民党便接连制造“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同年3月1日六届二中全会更是从根本上推翻政协协定。1946年6月底，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全面内战，11月15日召开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彻底打破了中间党派对国民党的幻想。反观共产党方面，尽管后期退出了旧政协和国民大会，但却赢得了中间党派的同情，11月19日李维汉在回延安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19]

国共双方为争取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中间党派之间积极活动，取得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从抗日战争延续至解放战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臻于全面成熟，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对待同盟者需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20]遵循着正确方针，共产党通过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将中间党派逐渐团结在自己周围。如对旧政协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处理便最大限度地照顾了中间党派的利益，但当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方面提出折衷方案置共产党在军事上于不利时，也曾受到周恩来的严正斥责。反观国民党，“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拢了一些中间人士，但长期跟他跑的却很少”[21]。1943年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提出应对各中间党派的三点原则：“第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第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势力，以孤立中共。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22]据此，国民党对中间党派实行了边拉边打的政策：首先，通过民主政治方面的有限让步以求赢得他们的支持，如给予言论、出版、集会等民主权利，召开政协会议，筹备国民大会等；其次，对中间党派阵营进行拉拢分化，使青年党、国社党与民盟分裂；最后，对拒绝配合的中间党派便用取消参政资格、迫害领导人等方式进行限制打压。这些功利性较强的政策取得过一些暂时性成果，但独裁者对权力是吝啬的，蒋介石从根本上无法接受中间党派的宪政设想，当种种伪装被揭开，广大中间阶层对其信任彻底丧失。

1947年底，内战双方的胜负渐趋明朗，国民党政府发出“戡乱总动员令”，这项实为对付共产党的法令非但未使中共受到影响，反而因严厉限制国统区党派团体及人民群众的各项自由，加速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的离心离德，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23]推向了共产党营垒。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民盟总部宣布解散，至此国民党政府脱下了最后一层“民主”外衣，与广大中间阶层彻底决裂。

在武力决定政局的近代中国，随着内战重启，脱离社会实际的“中间路线”开始在国共激烈的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当两党中有一方力量占据稳定优势，如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时，第三方的独立发展空间便不复存在，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24]。最终青年党和国社党选择追随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等绝大多数中间党派意识到他们的民主建国理想不可能在蒋介石身上得以实现，并在内部迅速完成了对“中间路线”的全盘清算。1948年5月5日，各中间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和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郭沫若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标志着中间党派中的绝大部分彻底放弃“中立者”的超然立场，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共同奋斗。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至此我国多党合作格局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此确立。

五、结语

任何社会制度的产生都绝非偶然，在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三股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最终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源于各方政治势力所代表的各社会阶层相互博弈所形成的“历史合力”[25]。违背民主潮流和人民意志的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走向消亡，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各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中间党派在长期的判断与鉴别下选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由此形成了我国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和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