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论述评（上）

张允熠

“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提出的，指的是“文化的综合创新”，具体指主流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何谓“综合”？“综”其经纬也，“合”其异同也，“综合”的含义就是综合各种文化要素为一体。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些文化要素主要为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传统文化）、西（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和其他一些文化思想流派。文化的“综合”概念在逻辑学上是“分析”的反义词，为避“混合”“杂烩”之嫌，这种“综合”不能不分主次，应以一种思想文化为主轴来“整合”“融合”其他各派思想文化。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种“综合”就是“以我为主”“采百家之长而为一炉”。“综合”不是目的，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才是目的。“创新”就是从固有窠臼中脱颖而出，成为超越旧说的新一家。

一、“综合创新”论的思想渊源

文化的“综合创新”论虽然是张岱年先生晚年极力提倡的一种辩证的中西文化观，实际上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砥砺和发展过程。“综合创新”论源出于其兄张申府先生提出的“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主张。方克立先生认为，“综合创新”文化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曾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积极地探索实践着的一个正确的文化方向。”[1]如果再往前推，可上溯于明末清初中国与西欧文化的初次碰撞与交汇之际。如，明代徐光启在与西方来华耶稣会士的接触中，最早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参详考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2]“彼方之材质”即“西方之材质”，简称“西材”；“大统之型模”即“中国之体制”，简称“中体”，合之谓“中模西材”。应该说，徐光启的“中模西材”就是“中体西用”论的滥觞或原型，徐光启实为“中体西用”论的开山鼻祖。但必须指出，徐光启“中模西材”论终究不是为了“会通”西方，而是为了“超胜”西方，“会通”是路径和手段，“超胜”才是方向和目的。在中西文化相遇之初就参透了这一点，难能可贵。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风浩荡、西学东渐的思想大潮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日渐衰落。1861年，避居上海的冯桂芬撰文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可称为“中本西术”论。“中本西术”比徐光启的“中模西材”更接近“中体西用”论的形上命题。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合而言之，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此可谓“中本西末”论，与“中体西用”意思完全一致，都是形上命题。19世纪末，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涉及中西学的文章，《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论西学为当务之急》《救时策》等提出“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等说法，特别是1895年他在《救时策》一文中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1896年，沈毓桂任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又发表了吴之榛的一篇文章，文中也提到“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6]，至此，“中体西用”论终于登场。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重申“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进而促使“中体西用”论成为一种流行于世的文化主张。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在概括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中体西用”论的实质内容，并以“旧学”代“中学”，以“新学”代“西学”，这种做法可谓匠心独具。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主张中西之学都不可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一问世，就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一些在华传教士也遥相呼应，并将《劝学篇》译成英法文。虽然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全篇却没有明确表述，只是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有过此种提法。①注释：张之洞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借用沈毓桂的话写道：“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见《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847页。今人认为张之洞首先提出“中体西用”论，这实得力于梁启超的宣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8]以讹传讹，“中体西用”论的专利权就这样落到了张之洞手里。

从“中模西材”到“中本西术”，再到“中本西末”和“中体西用”，这是一个逐渐由形下到形上的抽象过程，虽然表述略异，其实一也。“中体西用”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体用之辩”，如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就批评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梁启超则诅咒《劝学篇》一书“不特无益于时，而且大累于世”“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9]何启、胡礼垣斥责《劝学篇》之危害乃“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10]。直至辛亥革命后，鲁迅仍然针砭“中体西用”论的实质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11]尽管“中体西用”论受到改良派与革命派以及进步人士的鞭挞，然而在调适中西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不致偏于一执的实用方略和形上命题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范式了。百年的历史表明，“中体西用”论并没有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化为灰烬、尘埃，也没有臭不可闻，让人掩鼻而过。相反，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尚有方兴未艾之势。究其缘由，实因“中体西用”论既兼容中西文化功能又适合中国国情，且能发挥分清中外、定位本分、取舍利弊的实际作用。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当“中学”居于绝对主流和正统的至尊地位的前提下，给“西学”或“新学”以容身之地和发展空间，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破解文化守旧派所固守的“中学”提防，进而也能补中学之所缺，不失为一种保教富强之术。

“中西源流之辩”也起于中西学初次相识的明清之际。一般来说，西方传教士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出发，持“中学西源说”，如利玛窦在认同儒学的同时，牵强附会地说中国人对上帝的崇拜是古已有之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艾约瑟则极力主张中国文化源于西土，如他认为中国的“五行说”和佛家的“四元素说”都来自巴比伦。与此相反，持“西学中源”说的都是中国开明的士大夫和儒士，他们往往都热心西学，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持开放态度，主张会通中西。从明末至近现代，这些人先后有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戴震、阮元、王韬、陈炽、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皮锡瑞、孙诒让、刘师培等，清初康熙皇帝也是“西学中源说”的鼓吹者。由此而知，“西学中源”说者不仅不是顽固的封建保守派，而且是一群三百年间立足中土提倡西学的代表人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刻意倡导“西学中源”说呢？因为“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论是一致的，二者都试图在中西学之间建立一个通道，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根深蒂固的儒家学说中为西学安置一块立足之地，而“源”“流”之说，更具有学脉上的亲和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可防保守派“夷夏大防”之口实。

实际上，凡持“西学中源”说者，大都主张中西融合，故成为当代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先驱。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四百多年来，从徐光启提出“会通中西”始，直至“五四”时期，中西会通与融合的主张汇成了一条延绵不断的思想溪流。继徐光启之后，王锡阐试图寻找“贯通中西之术”，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梅文鼎主张中西学“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13]；阮元则主张“融会中西，归于一是”[14]；王韬认为“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15]；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6]；蔡元培主张“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17]；章太炎提出会通“古今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18]；杨昌济主张“吾人处此万国交通之时代，亲睹东西洋两大文明之接触，将来浑融化合，其产生之结果，盖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今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19]；王国维认为“居今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20]遂倡导中西二学“化合”说；鲁迅提出“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1]；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22]恽代英认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钱钟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皆‘打通’而拈出新意。”[23]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24]。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仍主张真理无分中西，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5]“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6]“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7]

另外“中西优劣之辩”，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辩论，也是一个自中西文化邂逅之日起至今争执不下的老问题。“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梁启超等人的辩论中初显端倪，而“全盘西化”论与“复兴儒学”论则是这一争辩中的两个极端。

实际上，“中西体用之辩”“中西源流之辩”“中西优劣之辩”分开来讲是三个问题，合起来讲即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西文化相会互动与融汇中孰体孰用的问题，即如何给二者定位进而调适二者关系的问题。中国自明代中叶在与欧洲人的文化交往中，始有中西学之对垒，进而演为中西学之争。本来，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直有文化优越感并傲视四夷，以“夷夏之辩”分割文野，正如梁启超所说：“原来中国几千年所接触者——除印度文化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文化为中国所独有。”[28]但自从结识以基督教文明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之后，才意识到在地球的另一方，还有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类的存在。凡此种种辩论，都为20世纪的“综合创新”论做了铺垫，提供了思想资料。在长达400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往中，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面临着重大转型，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正是社会转型的前导。这一转型预示着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浴火重生，标志着封闭半封闭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融入开放的近代文明的前夜。

二、从“综合创新”论到“马魂中体西用”论

“综合创新”论与数百年来中西文化“体用之辩”“源流之辩”“优劣之辩”等论争具有源流关系。但是“综合创新”思想与此前的中西文化之辩具有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原来的“中西文化之辩”变成为“马中西文化”三家之争。马克思主义起初也被纳入广义上的“中西之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李大钊称之为“第三新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入中国文化殿堂，中西的二元对立遂变为马中西的三足鼎立，三派互动的现实性、时代性、迫切性和复杂性远非昔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辩可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强势崛起和快速主流化，此时，再提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综合”绝非不分主次的“混合”，“创新”也不是无所凭依的标新立异。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张岱年先生以年逾八旬的高龄重新披挂上阵，提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在他与其兄张申府先生提出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基础之上，明确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其要义可概括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地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而是辩证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29]

方克立先生非常赞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之前，方克立先生也有相同的主张。继而他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即“16字诀”来丰富“综合创新”论的内容。方先生回顾说，因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批判继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我想把‘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党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应能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但后来方先生发现这个概括也有缺陷，就是他只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而没有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中、西、马的关系问题给予回答，“所以我在2006年又做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30]方先生这一新概括被简称为“马魂中体西用”论。从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正式阐发“综合创新”论到“16字诀”，再到新世纪“马魂中体西用”论，其间经历了一个苦心孤诣的揣摩、推敲过程，并经过我国社会实践的检验。方先生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既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历史实际又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外来文化和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一贯精神的文化方略。他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怎样实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呢？在我看来，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按照‘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的思路，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起来，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起来，‘坐集千古之智’，创造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认为这种‘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观点，是符合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之精神实质的，也是符合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和毛泽东‘古今中外法’之精神实质的。”[31]这一心路酝酿着“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形成和日臻完善。

方克立先生认为，“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明显地优于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优越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是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一条最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文化发展道路，也是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所以说是一条正道，一条大道，一条必由之路。”[32]与此相反，那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僵化” “西化” “儒化”之路都是走不通的。“马魂中体西用”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一是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本民族文化的优质基因血脉相连；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作为营养。这些在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和党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中可以找到充足的根据，尤其在***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也能找到坚实的依据。

方克立先生认为，“马魂中体西用”应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因为在他看来，学术范式是一个特定学术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信念、价值、方法、话语等的规范体现，它是长期共同探索、磨合而形成的。具有不同学术立场、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态度的学术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复杂情况。比如在三大思潮并存、文化领导权争夺十分激烈的当代中国，就亟需建立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与“全盘西化” “复兴儒学” “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学术范式的比较和竞争中，“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完全一致，所以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型学术范式。

方克立先生还认为，在“马魂中体西用”的实质内涵和关系结构中，“马学为魂”是第一要义，“中学为体”是中心环节，“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这三句话，可以概括“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理论内涵。把“马学为魂”作为第一要义，既不以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西方自由价值观为“魂”，又不以维护专制等级社会的儒学、儒教为“魂”，这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相区分，充分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把“中学为体”作为中心环节，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中学为体”之“体”即指“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它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华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33]显然，方克立先生的“中学为体”之“体”与旧式的“中学为体”之“体”有着本质区别，展现了全新的意蕴。至于说“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华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魂’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一个是相对于‘中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这就是张岱年先生讲的‘两个服务’，实际上是两种意义上的‘用’。‘西学为用’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对‘西学’的定位，并不是说‘马魂’‘中体’就没有自己的‘用’了。”[34]按照方先生的意思，“马魂”之“用”就在于发挥其指导思想的作用，“中体”之“用”在于它具备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之“用”，而“西学”之“用”在于它是“应事方术”“他山之石”。

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十多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围绕“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讨论文章已达百余篇，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持正面肯定、赞同、支持态度，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批评、质疑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马学为魂”的质疑，甚至是激烈的批评；对“体用”思维模式的批评，认为它沿袭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而“体用之辩”应该终结。二是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并没有坚持传统的“体用之辩”，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代“体、用”二元模式是“叠床架屋”，是“杂凑式的拼盘”，甚至是“精神分裂”。对此，方克立先生都给予了回应，此处不再赘述。笔者也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到，基于对张岱年先生“三学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吸收以及对诸家“中西体用”之辨的借鉴、总结和批判，方克立先生阐发的“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功能论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给“综合创新”论赋予丰富的内涵，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发展。“马魂中体西用”论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与“综合创新论”结合起来，采取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范畴并开显了新的意境；“马魂中体西用”论与“综合创新”论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兼和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说，“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综合命题，“马魂中体西用”则是分析命题，而对“创新”来说，分析与综合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