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处理好的五种关系

刘晓楠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形势下各种文明既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又不断产生矛盾、摩擦与纷争，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总书记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以大国担当的自信、胸怀，提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且能为世界带来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深刻的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具体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上，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对当今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主张，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始于西方并形成不可替代的中心向外扩散，西方文明最优越，非西方国家只能复制不可超越；海内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困惑心态，认为许多国家间在历史交往中积累了错综复杂的恩怨纠纷，种族纠纷、教派之争、权力内斗一时难以缓解化解，各国各民族的思维模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各不相同，这种意识形态的撕裂短期内无法减少、消弭；有的国家和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中国方案在世界的影响力虽然越来越大，但西方世界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可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软资源”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处理好五种关系。

一、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孟子有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文化的统一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独特属性，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1]。文化统一性指的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全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价值统一性，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70亿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每个国家或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文明传统。回望历史长河，人类创造和发展了绮丽多姿的文明。世界不同的文明凝聚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又构成了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统一”是在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多样”是在达成共识的统一性中的多样。如果只强调统一而不注重多样，就易滑向霸权主义的深渊；只强调多样而不注重统一，就可能导致世界的对立和分裂[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无关国家的贫富和大小。***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这种提法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克服了西方的“一元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新思路。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函》中形象地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这表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姹紫嫣红的宏伟画卷。世界各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不同的文明，要达成敬意、传递善意、带着诚意；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在交流中尊重包容，在对话中消除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才能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断5000多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正是有了这一灿烂辉煌、愈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中华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厚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继承和弘扬其中丰富、优秀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特别是“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改革创新精神，“和谐万邦”的天下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的精神气质，以及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政治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执政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丰富和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都应该被充分继承和不断发扬。早在17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一书中就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巨作《历史研究》中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既坚守根本又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从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文化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即一方面要以宽阔胸怀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发展，能够与时代话语和谐共生；另一方面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发挥借鉴意义，改造陈旧表现形式，使之与现代社会交融相通，激活其旺盛生命力。比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都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在扬弃中继承、在转化中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汲取精神养料、涵养个人情操，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始终保持着一份自尊自强自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推动中华文明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三、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国际表达的关系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比如沉淀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创造转化、凝聚升华，使我们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底气。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以及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世人展示的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奇迹，充分说明了这一脱胎于传统、又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富有生命力引导力，还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因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方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和自信力，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国不仅要增强文化自信，还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构建中国的国际表达能力，必须促进和改善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在国际交往中，以实际行动展示“中国好形象”。比如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待第三世界国家讲“真、实、亲、诚”；对待周边国家讲“亲、诚、惠、容”。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坚持有利于合作国的发展、维护民众权益、优化和保护生态系统；在对外援助中，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诚心诚意为当地民众的健康服务。二是在国际交往中掌握话语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在加深，同时疑惑、误解也不少。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针对这些误读、论调，要讲清楚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的本质和成功的原因，把中国的自信转化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公信。要努力把握国外受众的关注点、疑惑点和接受程度、接受方式，让外国朋友愿意听、听明白，引起反响、产生共鸣。三是增强国际话语体系和能力建设。创新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达方式，运用现代的载体、平台、工具，发出自己的强音，扩大文化话语权。比如***总书记出访他国，会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宣传“一带一路”战略，呼吁双方传承传统文化、维护文明多样性。如2019年3月20日，***总书记在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不仅回顾中意两个伟大文明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而且提出愿与意方一道，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既树立中国形象，又提高中国声誉。

四、中国方案的共识构建与推动落实的关系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后，又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不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阐述中国方案，传播中华文化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2017年2月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决议。同年3月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018年3月，中国“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提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决议通过，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被首次同时写入了联合国文件。同年6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了上合组织青岛宣言。这表明“中国理念”已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进一步深化，正在变成全球意识、全球共识。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用平等相待的理念，建设持久和平世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用合作共赢的理念，建设共同繁荣世界；通过向不发达国家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执法能力建设支持力度，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互访，提供奖学金名额和培训名额，落实艺术家互访等方式，积极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向联合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巨大努力，致力于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我国的倡导顺应了时代潮流，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发展平台，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是中国道路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也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五、中国智慧的包容差异与合理斗争的关系

文化具有包容性，体现在其宽容和共享，并以此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4]。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借鉴、吸收、融合，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发展。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即以武力压人、因战害民；而中国人讲的是王道，即以仁德服人、以惠养民。在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世界是一个家庭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紧密连接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家庭、国家、世界三位一体，将家国情怀、天下观念和天命信仰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推己及人、兼济天下情怀的精神延伸。比如我们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所提出与推动的一系列国际发展倡议，“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就是在不附带政治条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各方共同发展与繁荣。

和合价值观认为，事物存在多样性的统一。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尽量用协商、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5]。中国人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扶贫济困”等理念，但这种“和”绝不是求妥协、退让。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体现的是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这不仅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对于对抗性的矛盾，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提供了对敌斗争的智慧。对于外来的压迫与侵害，中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尊严。“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为解决世界分歧和冲突贡献了中国智慧。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不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合作时有效合作，协商时充满诚意，斗争时积极斗争，既让合作获得共赢，协商达成共识，又使斗争抵御风险，确保中国的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如果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在底线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十九大报告提出：“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结合点，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