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功能价值及实践向度

刘 顿

（1.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治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陕西 延安 716000）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与广度持续推进，其成为重构全球经济版图、推动新消费时代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主要是指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其以数字化、科技化的多元手段，促使消费内涵呈现新的变化，扩大了消费的内容与方式，更加突出了多样化、虚拟化、个性化，实现了消费模式的数字化与平台化，同时，激发了数字消费的兴起。

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数字革命”，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各领域。[2]数字经济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具体说来，使物化资本逻辑完成了数字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数字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重构。将新消费主义、智能主义、新自由主义用数字资本进行整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可能会造成一定冲击，但我们必须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全面审视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质，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美好消费的功能价值。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在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就是拉动内需，而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消费必然会成为新消费时代的主流趋势，而探寻数字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实现路径，促使美好生活消费成为扩大内需、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现实场域

数字经济促使了新时代消费内涵发生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不断地相互调节相互适应。消费作为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必然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消费的环境、消费特征、消费者心理及行为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消费环境、消费特征的变迁

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技术鼎盛，促使居民在消费表征上呈现出了强力态势，数字经济给居民消费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数字经济强调技术与网络，以数字化为载体改变了传统消费场域与模式，促使城乡消费差距逐渐缩小，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环境层级提升，从而也改变了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诞生、普及，促使数字经济呈现新业态，居民消费方式不断多元，居民消费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地区消费市场及需求也得到充分的挖掘，在乡村振兴、发展农村消费的实践背景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多元化消费需求呈现出来，消费结构也从基本生活保障消费升级为丰富生活、闲暇消费以及一定的精神消费。据报告显示，数字经济的推动下，近些年来不同城市的消费速度不断提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数字消费增长迅速，高质量产品、高质量服务、多样化商品都以数字化载体消除了空间地域界限。而农村的数字消费也得到充分发展，农村电商、直播销售的广泛运用，成为脱贫的主要手段，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数字经济在改善城乡消费差距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网络消费体系。首先，平台化特征显著，电商平台的日益增多，使得消费选择性多元化；同时，不管是基本生活消费品还是大型消费品（汽车、住房）对应的平台，都趋于完善，能够应对消费者的众多需求。其次，金融模式丰富，数字经济促使了网络、大数据的广泛应用，金融支付方式便捷化，推动了金融发展，金融信贷的放开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生产注入重要资源，也为消费者提供了超前消费的可能。再次，政策倾斜保障，政府出台多种政策扶植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消费的发展，例如税收政策的灵活调整，促使电商企业更好地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消费品。最后，便捷物流辅助，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丰富了物流体系，加之国家加强基础交通设施的完善与升级，促进了物流系统的便捷与时效性，消费获得感更加明显。

（二）消费实践呈现新内涵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新消费时代的到来，促使消费实践的内容呈现新的变化。首先，消费内容外延扩大。数字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数字化、科技化，这样也影响消费向数字化转向，即将传统消费品及服务实现了数字化包装和升级。实体的一二产业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实现了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保证原有产品质量的同时也不断提高科技等附加值。而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更为迅速地与数字化进行融合，网上银行、数字支付、数字保险等数字化消费服务成为新的消费领域。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化延展了消费新内容，数据自身也成为消费的新内容，数据管理、开发及运用，形成多元化的数字虚拟产品，广告、大数据管理等个性化定制服务被带动起来，成为新的消费服务，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下，新闻资讯、短视频以及知识教育等被纳入数字消费的内涵中，居民在消费实践中的选择范围更加广泛。

其次，消费内容由实向虚转变。随着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的重视，看到其在消费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不断改善居民收入，使居民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盛。数字经济下的消费对于传统衣食住行的物质性消费逐渐降低，人们也开始追求随之而来的非物质化商品，即时代发展衍生的精神产品。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劳动力和消费力是辩证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与消费力是一种异化关系，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消费力是实现劳动力、满足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关键，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是一个历史和道德因素。[3]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收入仅仅以维持物质生活为主，而数字经济时代的今天，劳动收入除了维持物质生活消费，更多地将用于精神生活的消费。商品数字化、虚拟化，也就促使了消费内容发生改变，消费品虚拟化。与此同时，消费空间也向网络延展。

第三，消费内容定制化与个性化。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加快，促使了以物质丰盛为代表的消费时代来临。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则促使了物质与精神产品极大丰富的数字消费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居民收入分配不断优化完善，要充分发挥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作用，充分激发其消费能力。加之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进一步协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凸显，呼唤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数字经济恰恰提供相应的技术，其催生了新产品、新业态，进一步为定制化、个性化消费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消费的定制化、个性化，针对消费群体的特征，即消费群体自身特征、消费行为特征，在消费品的设计和供给上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突出功能、体验、服务的获得感、体验感。利用数字经济催生的科技更好地促进消费内容的个性化。

（三）消费者行为、心理与消费观发生新变化

数字经济无疑促使了数字消费的迅猛发展，促使消费环境、特征以及内涵发生了多元变化，数字消费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消费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将是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相统一。消费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实践，其价值尺度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美好消费；其真理尺度则是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消费是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要符合新时代新阶段发展的消费政策。数字消费辅以科技融合，便捷了消费实践，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心理，最终影响了其消费观的建构。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技术与商业联姻。数字时代改变传统消费模式，除了产生多元电商平台、消费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话语体系的叙事逻辑。消费话语和技术进行联姻，促使消费话语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时尚感，很大程度上引致了消费主义的隐蔽性，让消费主义变得自然而然。其后果就是数字产品与消费主义缝合，通过技术载体产生数字消费产品的流动性。鲍曼认为“流动性”是后现代的根本特征，这种流动性必然是与消费社会相关系，这种流动的现代性导致消费从确定有限的需求中释放出来，不再受到功能性的约束，开始向舒适性需求与精神需求转向，物质消费被符号消费所替换。人们开始通过消费来实现与建构自由与人生意义，需要被欲望代替，欲望的流动性成为消费主要动机，欲望将消费者、市场、商品与服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流体。技术性产生了流动性的图像与符号，符号消费依旧是数字时代的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但符号的内涵已经变化。

其次，数字媒体的符号消费。数字时代的消费将消费的对象范畴扩大，传统消费的对象，主要是物质对象，而数字时代的消费则将文化、历史等也纳入到消费范畴中。文化消费主义与历史消费主义成为消费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范式。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在文化精神层面的表现，消费主义将符号消费标榜为实现人发展的最高目的，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消费观和价值观。文化消费主义事先预设了消费欲望的无尽追求，将人的本真需求与虚假欲望对立起来，其通过媒体、科技等手段对文化进行包装，成为传播资本逻辑的有效载体。历史戏说、穿越等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或是直播带货、网红直播等网络化消费，渗透着消费主义的符号消费，内在暗含着资本逻辑主张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及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数字时代文化消费主义将符号消费升级，将与主流文化相违背的文化样态融入文化消费品，例如审丑、猎奇、色情、暴力等负面要素借助文化消费品传播给大众。直接造成了消费者对主流文化认同与践行产生困境。历史消费主义的产生也是由于数字媒体的兴盛而建构产生的，其改变了历史的表现形式，也是将历史变成了单一的符号，或是歪曲、篡改甚至颠覆，制造“可消费”的人造消费卖点，将平面化、戏剧化、娱乐化的符号消费运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虚假欲望，借助媒体、科技手段渗透消费主义价值观，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人们在数字时代的符号消费彰显个性的同时也走向了主体的异化。

最后，个性与异化的二元症结。消费同生产一样，作为人的基础实践，是人生存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的印证。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消费，都应该是彰显人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凸显人的主体性及地位。然而消费主义则引致了消费逻辑的颠倒，使得消费变成了目的，而不再是手段，消费走向了工具性消费，消费由物转向了符号，消费的真实性、主体性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的非理性。消费主义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将“生命的意义寄希望于符号的世界，符号逻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使人无法正视生活的真实需求，只能在虚妄的符号意识形态内不断创造着虚假消费欲望和冲动”[4]。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资本逻辑的运行开始建立在数据的运算之上，所有商品、生产者、经销商、消费者以及产业链都被数据相连。数据运算将消费主义推向了升级。数字经济必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要认清其中新消费主义带来的问题，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对其进行剥离。要厘清新消费主义暗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消费的欲望被数字技术包装，传播到更多领域，消费被数字技术所控制，数字空间成为消费的新领域，数字打破了消费主体的物理场域，身体成了虚拟场域的主题，“身体、图像、视觉、直觉、想象等成为消费叙事的操作变量和操作助手”[4]，消费叙事数字化将消费实践更加对象化、定制化，将感官知觉与数字技术融合，似乎将消费主体的个性更好地呈现，但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遮蔽了主体性，引致消费异化。

二、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功能价值

数字消费必然使得消费者的消费实践更加体现自身主体性，让消费者走向美好消费。但是如前文所述，数字消费的美好消费与现实消费还存在一定的张力，强调数字消费中存在的消极负面消费现象，并非是要彻底否定数字消费，而是明确消费主义社会思潮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更加隐蔽地传播着资本逻辑即拜物教观念。尽管数字经济时代现实消费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因素，但当其与外围背景、政策因素相融合时，即国际国内双循环主导背景下，通过全面促进消费、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的消费政策，其积极作用开始显现，它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体现出了其特殊的经济价值。但这绝不是自发实现的，需要以美好生活需要为指导的美好消费作为价值引导，促使人们在数字消费中美好消费。

（一）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功能

“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运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加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面发力，从而促使了数字消费、数字生产、二三产业数字化融合、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都显著提升。数字化消费向更广泛的领域衍生，持续激发多元化新消费形态。特别是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社会治理中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展示了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数字经济衍生的数字消费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数字消费借助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扩大了消费的内容、形式、结构，但其本质依旧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用其来分析数字消费的发展趋势，把握数字经济美好消费的功能。

1.数字生产决定数字消费

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一定的生产方式对应着一定的消费方式。数字经济下的数字生产也决定了数字消费方式的产生。数字技术的运用，辅以平台化经济，促使了不同市场主体紧密结合。数字经济促使了社会分工的更加细化，生产方式多元，生产供给更加丰富，网络化强化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空间、时间的隔阂，能够实现关键性要素、产品以及贸易服务跨地域流动和进行合理配置。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催生了新发展，产业数字化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数字技术促使农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深度融合。特别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智能化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要求相应的消费方式也要数字化和智能化。平台化成为链接生产与消费的介质，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要看到“物物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平台在链接生产与消费同时，也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更好地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优化匹配，缩短了生产、消费的时间，加速了资本的流通与循环，也降低了成本，节省了费用。

生产结构也决定消费结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生产职责不同，第一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要满足本部类与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所需，而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也必须满足本部类与第一部类再生产所需。数字经济美好生活消费必然要遵循再生产原则。数字经济促使了生产种类、范围的扩大化，与之相应的支撑数字技术的数字型生产资料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力，这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更加证明了再生产理论所强调的只有促使生产资料部门产品与技术的提升，才能更好推动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实现消费资料质与量的提升。

2.数字消费反作用与数字生产

马克思强调生产决定消费的同时，也肯定了消费的作用，将其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重视生产而轻视消费，忽视了消费作为检验国民经济循环是否顺畅的重要标志，也是反馈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指示器[5]。马克思将消费根据目的而划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数字经济激发了消费的发展，加之“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全面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就是要明确新时期消费作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无论是何种消费都在数字经济时代发生了巨大改变。越来越多的要素被纳入到消费环节，传统的要素之外，数据作为重要的要素也开始融入生产、消费环节，逐渐改变传统生产过程中的结构。马克思认为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6]。数字经济促使数字化生产方式的产生，生产内容逐渐数据化、虚拟化，消费开始从线下实体转向线上平台，网络空间也成为消费的领域，网络购物、在线娱乐等平台经济的蓬勃兴起，消费方式平台化成为趋势。数字消费中生活性物质消费作为主要消费动力，同时精神消费也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方面。数字化产品及服务能够更好针对个性化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人们开始在数字消费中追求真善美，自觉以美好生活消费作为价值引领。

消费作为生产的终点和再生产的起点。对生产有着反作用。马克思认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因而创造出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5]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消费呈现新样态，个性化、定制化成为标志，随着消费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也必然要相应地产生变化，以更智能、更数字化的生产与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马克思认为要扩大消费就必须要“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7]。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就是要以“全面促进消费”作为目标，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更要发挥数字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线下消费的融合发展，切实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3.生产与消费良性互动辩证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有机的链条，四个环节紧密联系，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着资本的循环和社会再生产。而生产与消费分别作为起点与终点，在本质上是相互促进和实现的。物质资料生产作为社会财富形成的重要基础，而物质生产资料的分配、交换、消费也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数字经济重视生产同时也重视消费，平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密切互动，特别是联动了生产与消费，也就加深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系，促使了生产与消费结构的优化，两者更精准匹配，提高了供给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社会分配的合理有效与否，一方面是由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良性互动，相互促进而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分配制度决定。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将市场的作用不断强化，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发展到决定作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都根据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以及贡献来获取相应的报酬。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也被纳入到要素之中，与数字产品和服务相融合产生使用价值，并获得相应的报酬。相应的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要素的持有者获得相应报酬后，就会成为消费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促使要素分配更加合理，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合理，各要素相应的报酬得以实现，进一步激发要素持有者的积极性，释放要素持有者的消费潜能，更好促使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

（二）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价值超越

消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8]和谐放心、品质优良的“美好生活消费”无疑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美好生活消费绝不是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思消费观价值原则的呈现，是价值与实践的双重理路，其关涉消费观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消费行为由过度向适度的转变、消费方式由单一向多样的转变、消费需求由物质向物质与精神双重协调的转变、是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观的优越性呈现。

数字经济时代的美好生活消费是对西方消费主义非理性消费的超越，是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有效继承与发展，是对人类消费生活历史和新时代消费生活的概括和总结，其实质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有机结合，是对消费本真价值、消费的根本目的、人类消费生活的真实模式等问题的理性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的重要使命就是，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为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创造良好的条件。

1.彰显消费者主体性的美好生活消费

马克思在论述消费这一概念是，是从生产与消费两者的辩证关系中去阐释。认为生产与消费的主体都是人类，因此，生产与消费都和人的本质紧密相连，彰显人的本质特征。消费实践一经产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指涉人的存在和发展。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消费也同样以彰显消费者主体性的美好生活为实践指向。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同时批判了消费异化，揭露了劳动异化导致劳动者主体性的遮蔽，从而在消费实践中的主体性也被遮蔽。马克思看到了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即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消费是实现劳动者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印证，消费的主体始终是现实的人，消费与人息息相关，消费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人的实现或现实”[9]，将彰显人的本质作为根本内容。

马克思认为消费作为人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根本上是根据人的需求而决定和推动，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人的需要体现着人的规定性，蕴含着人的目的及选择，是人全部实践活动的内在原动力。人为满足衣食住行而开展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的发展过程中，劳动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同时也创造出不断满足人需要的物品。人们在消费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也创造出不断满足人需要的物品。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为载体，促使了生产的发展，人需要更好地被满足，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新需要产生，按照“需要——劳动——消费——新的需要”的逻辑循环往复，促进人的发展。人的消费来自人的需要，需要的不断发展，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9]。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通过生产劳动实践来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人们的需要又通过消费得到满足，需要得到满足之时，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印证，消费者主体性也同样被印证。数字经济时代，促使劳动方式的智能化，消费的智能化，劳动作为前提，在消费实践中促使人越来越赋有社会性，数字经济时代美好消费将人的物质性需要与精神性需要有机统一起来，使人类在满足物质性需要的基础上，以精神性需要满足作为升华，让人在实现美好生活中自我立法、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解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美好生活消费满足了自身物质性需要的同时，也创造出精神需要与生产，精神性的提升，引导人们在消费中尽可能保持理性和舒适，从而展现人的本质存在和价值。

2.彰显消费分配正义性的美好生活消费

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消费的正义性本质上是与马克思强调的正义性高度契合。马克思重视正义，认为维护所有权或至少不损害其他人的所有权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这种正义之举在美好生活消费中应体现为每个人都有消费的权利，他的消费行为不能损害其他个体的消费权利，每个个体都有占有一定消费品的权利。每个个体的消费都是为个体的真实需要而展开，消费绝不是区分个体及炫耀的方式，而是实现美好生活、扩大内需的关键。

美好生活消费的正义性就是从人的生命尊严及价值考量，对消费实践中的行为与关系进行合理性考量和公正合法性反思。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深入剖析了消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忽视了工人的个人消费，工人在劳动异化中，消费也同样异化，劳动无法在个人消费中得到印证，工人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消费力被遮蔽。换言之，消费的非正义化导致人的本质被消解，消费正义性被遮蔽。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消费的正义性才能被彰显。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的发展优化了消费品的供给结构，数字经济促使了分配制度更加趋向公平性。马克思的正义必然包含着基础的分配正义与最高级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义。要确保消费正义除了优化供给结构之外，更要从国家层面制度设计入手。数字经济美好生活消费在分配原则上应做到应得原则，就是要在数字化生产与消费中针对消费群体、个体的特征进行消费品的供给，定制消费等等，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得到相应的需要。新时代中国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美好生活消费是以分配正义为基础，在强调个体消费正义的基础上，在现实经济关系中促使共同体成员在消费实践中应得。消费不足与消费过度的共时性存在，用差别原则来限制与协调消费过度与消费不足。所以提出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促进消费等措施，来激发消费潜力，在收入分配中注重公平以及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保障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美好生活消费回归人的本质，消费正义也就能够实现。

公正内在地包含着平等，数字经济凭借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促使消费品分配更加合理公正。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品供给个性化同时，消费公正使得消费个体间平等。平等将消费个体与共同体联结在了一起，扬弃了资本逻辑下狭隘的个体的权利平等。消费社会中广告与琳琅满目的商品激发个体的购买欲望，购买和占有才能显示自身的地位及拥有消费权利。但数字时代美好生活消费，则通过大数据、3D等技术，全面地分析和展现商品，根据个体的需求和实际，进行定制，避免了盲目消费和非理性消费，这样在保障不同个体的消费需要同时，也维护了共同体的发展。每个个体在消费实践中展现了自身的主体性，满足了自身需要，也就促使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即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尽可能兼顾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数字经济时代的美好生活消费就是要努力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通过劳动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在消费中印证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正当权利与相应回报的社会财富。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美好生活，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3.彰显数字化生态性的美好生活消费

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时期将会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支持实现快速发展，生产与消费的数字化、资源配置的数字化等等都将大幅提升。数字消费多领域展开，创造出新消费形态，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治理中，数字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的融合开始推动产业的整体性发展，因而更加强调数字化生态的良好与否。

所谓数字化生态性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强调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数字经济的安全性。作为数字经济的美好消费必然也注重整体性发展，遵循安全性原则。首先，数字化生态的融合发展，为消费提供了全新消费场景，消费者满足消费品消费基础上，需求开始越来越向场景化发展，一站式消费，智慧方案的提出，让消费体验感更好提升。数字经济也打破了行业间隔，企业跨界，产业多元化和生产要素丰富化，为智慧方案提供了产业生态圈。以生态圈为范围将消费者、生产者、企业以及多样生产要素紧密相连。各要素整体联动，深度发掘不同客户需求，借助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不断推动生态圈的各要素共同进化，共创共享。

数字经济加深了整体性的发展，生态圈的形成，网链的密集，提升了产业分工的安全性。平台经济的发展，将各方都紧紧联系起来。一方面，消费者信息越来越多地以数据化形式被收集；另一方面，各行业交互机会增多，所以更加强调安全性与稳定性。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各个领域数字化进程加快，特别是消费心理、消费行为、消费习惯也越来越多地以数据化形式呈现出来，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二元张力。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将便捷最大化，消费商业领域“我们的个人资料、身份信息、财产状况、家庭成员、个人喜好、日常活动范围、购物偏好、上网记录、通信记录，形成了一串串数字信息展现在网络世界，并被大数据企业所掌握”①美国政府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等云端服务供应商提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数据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每天拦截并存储的电子邮件、电话和其他通信记录多达数十亿条；同样，全球15个大数据企业，也通过“数字搜客”等方式随时随地搜揽个人的一切数据。[10]。个人的隐私权也遭受到了挑战，但这恰恰给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安全性提出了目标，要合理运用技术搜集客户信息，也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安全，让消费者更加安心、便捷地享受定制消费。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有利于市场治理。“共享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网络交易信息，信用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共享平台企业也重视商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信用状况，并通过在线互评的机制互动监管。”[11]特别是在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中，平台智能化的运用，有效弥补了原有链接断裂的突发情况，数字化能够迅速为供给双方提供代替方案，保证链接的畅通。也促使了线上线下经济良性互动，保证了分工结构的稳定性以及资源配置的稳定性，这样也极大程度地保护了各产业的安全性。

三、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实践路径

（一）辩证发挥政府制度保障作用

要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持续丰富数字产品和服务，政府要制定合理的制度，用制度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更加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科技创新，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更加便捷，消费质量更加提升。国家要在政策上加大扶植数字技术的研发研究，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培养更多数字信息方向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要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定与落实，形成有序的竞争法律体系。政府也要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市场主体，让数字信息技术更好融入企业，让企业成为数字产品的优质供给者，数字技术的创新者。政府要积极协调市场、企业共同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定制消费，激发新消费模式，为数字消费提供更加坚实的生产力支撑。

美好生活消费的实现是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要让人们敢消费、愿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马克思强调：“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12]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力就必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的问题，要积极“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13]。只有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才能使得人们在消费中根据其收入水平进行合理消费，合理消费与合理收入分配互相促进，最终使人们走向美好生活和美好消费。其次，要加强再就业。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带来了就业的机遇，同时科技的广泛运用，对传统劳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传统劳动工种的减少，从而造成失业。因此，要加大人工智能与传统劳动模式的融合与转换，对劳动者进行数字技术的培训，将其培养成懂技术的现代化高级技术人员，从而更好地走向工作岗位，助力数字时代。最后，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必须要以人为主体。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集体消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不应受到侵害。用健全的制度来保障消费者权益，主要包含法律、环境、健康等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美好生活消费要以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为基础，并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就当今中国消费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商品质量造成的消费者人身健康风险的加剧。要以法律制度约束商品生产及供应，明确和提高商品质量标准。切实将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权利落到实处，为“健康中国”助力，从而促进美好生活与美好消费的实现。

（二）优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与创新

数字经济的美好生活消费还要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在分析消费时就将消费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维度。人们在满足三个维度的消费需要时，美好消费也就逐步实现。数字经济对人们实现三个维度的消费需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促使了消费种类、消费质量、消费服务更加倾向于满足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要。要不断优化消费结构转型，就是为了主动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强调：“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这就说明人们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加注重消费的质量与高层次，数字经济时代重点加强汽车、家电、住房等耐用品以及数据服务、教育、医疗等供给改革，强调数字消费的智能化迭代升级，继续大力运用数据平台、5G、云智能等科技技术，促使新消费领域的拓展，加强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以及消费市场化运作。同时，要抓住机遇发展线上线下消费互动，开启智慧消费新时代。除了调整消费结构，也要让消费者能够敢消费，要敢消费就要发展数字消费金融产品，促进消费潜力激发。可以适当地发展消费信用机制，通过数字金融产品的发展满足消费者的多元消费需要。平台经济与信用消费的有限度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力的发展。

（三）加强美好生活消费观的传播与践行

数字经济时代除了强调制度的保障与消费结构的优化，还需要注重培养消费者形成美好生活消费观，并在消费实践中践行。当代数字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开始从注重经济发展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注重供给与需求两侧的协调，注重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的平衡，在实现可持续生产、消费和发展的基础之上，促进人的美好消费与美好生活。因此，政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经济措施中首先就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基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来的，是引领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指导思想。它集中体现了***对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所存在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所具有的深谋远虑，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14]数字时代美好生活消费观必然蕴含着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注重经济发展的创新性。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经济上的创新也必然表现为消费方式的创新。用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尽可能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改变以往经济发展中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从而能够在经济创新发展中促进消费方式的创新，用科技提高消费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生活所需的更高层次上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因此，在经济社会中要坚持把创新发展作为核心。

注重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经济发展中包含着诸多关系，这些关系也恰恰是消费实践中所蕴含的关系。以往的经济发展注重速度的发展而忽视了质量，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消费实践中诸多关系的不平衡，例如：供给与需求、需要与欲望、发展与享受、可持续与消耗等。这些关系的失衡，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观的树立与传播。在经济发展中注重协调，协调主要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处理上文中所涉及诸多关系的不协调。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协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效能，否则将会导致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矛盾的激化。要传播和践行美好生活消费观就必须在经济发展中牢牢把握好美好生活与美好消费的关系。

注重经济发展的生态性。经济发展的模式可以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也可以采取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坚持后一种发展模式，绝不能再重复以往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以往的方式是以破坏和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消费主义价值观也宣扬单向度的消费方式，即在消费中过度消费，这就会造成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某种程度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相同的错误。因此，要传播和践行美好生活消费观就要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生态性。生态性的本质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就是说经济发展要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方向，当代人民在消费中不仅追求物质领域的发展，同时更加注重健康、生态、精神方面的追求，为此，要在发展经济和树立正确消费观过程中促进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

注重经济发展的共享性。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消费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使得消费成了个体炫耀的方式，将最大化占有商品作为自身地位与身份的手段。这样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在消费实践中的不平等，也必然阻碍经济发展成果在全社会的共享。因此，要传播和践行美好生活消费观，就必然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共享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集中在消费实践中就是消费正义。在消费中紧紧围绕人民，让人民在科学消费观的引导下，“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