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中介效应

韩博然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引言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的增长阶段进行转变。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加大供给侧结构改革力度，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占领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前沿阵地。在中国持续推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开放经济背景下跨国投资行为的主要载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全球经济持续萎缩。国际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发力，中国外部需求萎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创历史新低的87.6，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二是国内经济环境严峻复杂。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科研能力、产学研融合能力、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不足，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遇到瓶颈，在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及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即人口红利。由于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生产成本的上涨，外商投资企业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地区，使得中国制造业在成本优势上不断减弱。

三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瓶颈。高级产业在区域和细分行业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位于低端位置等问题。以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的销售收入为例，据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最高的东部地区为37273.09亿元，最低的东北部地区仅为726亿元，二者相差超过50倍。高技术产业发展呈现出东部远高于其他地区水平的不均衡态势，优势资源集中于东部地区，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不利影响。王伟光等认为，国内企业主要集中于创新水平低、附加值低的生产和组装环节，高技术产业的高端人力资源较为匮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呈现出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状态，产业竞争力较弱。[1]FDI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跨国投资行为的主要载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背景下，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能而必须得到高度重视。FDI的流入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而持续增长，并于2014年达到129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的引入可以提高一国的组织效率、对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外部性。FDI可以作为资本投入、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多种生产要素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就业、通过技术溢出提高创新水平以及对FDI技术溢出、产业优化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FDI的发展前景和作用效果已经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且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邓路和高连水（2009）研究发现FDI的溢出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2]；相反，余升国（2017）认为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产值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3]。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对高技术产业进行了研究，认为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的提升。[4]综上所述，FDI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研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也鲜有研究将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同时纳入FDI影响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框架之中。基于此，文章聚焦高技术产业，考察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依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发展之初，企业初创投资和产品研发费用较高，市场认知度低导致需求不足，会导致初创的高技术企业亏损，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内资企业有投资意愿。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较内资更为成熟，在技术、产品、管理等诸多方面具备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在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当其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时，可以选择通过将生产要素向具备发展潜力的国家或市场进行转移，而潜在东道国在获得生产要素后，会促使生产方式发生改进，进一步降低其生产成本。一方面，中国具备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和市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对存在比较优势产业投资的意愿和利益，在中国政策逐步放开高技术产业外资投资准入后，FDI进入中国高技术产业领域，在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资本和劳动力的同时，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上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效率产生了影响。

FDI与技术溢出效应息息相关。技术溢出是指先进的技术在行业内部或行业之间被动的、非自愿地进行扩散。技术溢出不同于技术转让，主要的区别在于被动、非自愿性，技术转让是企业有目的实施以营利或非盈利为目的的所有权、使用权的流转行为。FDI对产业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来实现的，FDI的溢出可在行业内和行业间产生作用，其中，行业内部的技术溢出又可分为示范和竞争两种主要形式。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对其进入的产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其进入产业上游的影响和下游的影响，即后向关联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

1.示范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开辟了东道国企业和国际市场交流的渠道，缩短了内外资企业的空间距离，为企业的学习和模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研究表明，通过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很好的效果。当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在东道国建立了新的厂房或设立新的合资、全资公司，会在公司或工厂运营初期派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帮助，这种运营模式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示范效应。Markusen（2007）研究发现FDI可通过示范效应促进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知识转移，并将其定义为“干中学”效应，且具体描述了“干中学”效应产生的两种具体机制，一是跟随专家学习比自学更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外溢；二是跟随国外专家学习，相对于自己培养，可以更早更快地产生具备熟练技术的工人。[5]马歇尔对学习模仿效应也进行过描述：“从事相同技术工作的人，彼此从对方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行业的秘密似乎公开了而不再为秘密。一个人如果有好的想法，立刻会被他人采纳，他们把这种想法与自己的建议相结合，又成为新思想的源泉。”本土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和模仿效应对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等进行学习和模仿，甚至直接嫁接、照搬跨国公司的运营方法和运营模式，使得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管理经验能够通过主动、被动的方式扩散到本土企业并加以学习和利用。

2.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本土企业为了基本生存，或是取得市场优势而采取的改善技术、提升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使得FDI间接地产生了溢出效应。Caves（1971）研究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公司的竞争，相较于东道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而言，在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更为显著。[6]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的进步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降低东道国企业的X非效率（X-inefficiency）。“X非效率”是企业由于技术、管理等因素影响要素配置的实际产出效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产出存在差异。跨国公司入驻本土后，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本土厂商，从而改进了本土厂商在技术、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不足，进而降低了“X非效率”，同时，由于合资或独资的外资企业进驻会对其他本土厂商的市场空间进行挤压，提高行业内的竞争水平，而其他本土厂商出于竞争的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降低生产成本，实现“X非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在集聚区域内，会同时产生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两种直接效应。而不论是竞争的加剧，还是合作的强化，当集聚水平适度时，都会促使集聚区域内形成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生态圈”，使得集聚区域内部的企业以更为便捷的方式、更为低廉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资源。

3.人员流动效应

人员流动效应也叫作“劳动力溢出效应”，跨国公司进入外国市场以后，会雇佣东道国人员开展工作，并对所雇佣的人员开展培训和教育，使东道国人员获得跨国公司的劳动技能，这些人员日后再去到其他本土企业时，会带着新获得的技能开展工作，从而产生溢出。跨国公司以FDI的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后，会雇佣东道国的人员，并通过教育和培训使新员工掌握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技能，而受雇人员离开公司去往其他东道国的企业时，就会产生溢出。Chen（1996）认为，FDI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具有提升效应[7]；Ivering Gershenberg（1987）认为，跨国公司相较于东道国企业，在人才的培养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跨国公司跳槽的人员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有效促进东道国生产效率的提升[8]。

4.后向关联效应

跨国公司基于降低成本的因素，会倾向于选择在东道国进行产品配套，从而促使FDI的后向关联程度显著提升。江小娟（2002）对中国157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其中有64%的公司在中国配套率超过50%。[9]FDI的后向关联能够促使配套的东道国企业提高标准、改进技术和完善管理，从而使相关配套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一是中间品效应。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提升，会提高中间投入品的质量水平，因此跨国公司会最终在整体供应商产品质量提高的基础上而获得更大的提升。相反的，跨国公司也可以通过条件的约束和要求，对上游供应商的中间商品质量、功能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为适应这种需求而提供技术上、生产上的指导和相应的支持，甚至在某些关键部件、中间品上采取联合开发或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科研创新和中间品生产，以实现成本、风险的有效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也通过溢出效应向上游供应商扩散和转移，从而提高了供应商本身的员工技能、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二是规模效应。跨国公司的进入同时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了对中间品的需求，为中间品供应商提供了“干中学”的契机，“干中学”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吸收并转化新技术、新经验的效能。同时，市场需求的增长，有利于供应商获得规模效益，并产生供应商企业在区域范围内的集聚，而集聚由于距离的拉近和接触机会的增加，会使得技术、人员在区域范围内的扩散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三是替代效应。跨国公司对中间品的要求标准不断提高，会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改进和种类不断增加，而上游供应商一旦无法达到要求，会使得跨国公司寻求替代中间品或供应商，基于替代效应的压力，会使得上游供应商不断改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水平，或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不断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

5.前向关联效应

跨国公司基于研发到生产的便捷性，会倾向于将研发部门设立在东道国，而研发部门或研发中心的设立，会进一步加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特别是对本土厂商自主创新能力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驻，使得下游的本土厂商直接在东道国就可以获取原本必须通过进口渠道才能获得的中间品，同时可以获得快速、高效和便捷的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服务，为本土企业使用更高质量、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提供了便捷，也为本土企业能够生产更好的产成品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为本土厂商提供中间品时，新的技术会通过产品的销售进入下游使用中间品的本土厂商研发环节，进而形成对下游产业的技术溢出。而对于中间品外溢的技术利用和吸收，又会反向促进下游本土厂商的吸收和学习能力提升。特别是在关联的上游跨国公司和下游本土厂商中，人员的接触和流动也更为频繁，使得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综上所述，FDI在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中，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通过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在产业内和相关产业间的流动，促进了管理、技术等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传播与扩散，技术扩散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则对产业效率产生了影响。文章认为FDI可以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在行业内和行业间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高技术产业效率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显著正相关。

（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FDI技术溢出在中国通过3条主要途径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一是企业在引进外资时通过条款约定实现技术转让。中国企业在进行合作时，会出于企业发展运营和成本的考虑，对引进的设备或服务要求转让部分技术，为未来的维修、维护和日常运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便利；二是以保护国家利益或反垄断为目的，对特殊的行业要求以中外合资方式经营，如汽车、飞机制造等行业，存在股比的限制，就限制了外商设立独资企业的可能性，内资出资方必然会在合资经营中吸收了外资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中国对外商投资的政策在不断放宽，已经决定逐步取消汽车、飞机制造、金融等行业领域的股比限制；三是通过法律等的规定，通过产权保护，实现了技术的转移，如《专利法》中，要求在中国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在向国外申请专利前需要向中国政府提交进行保密审查。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中国规定在技术进口合同有效期内，改进技术的成果属于改进方，这些产权的保护要求，使得内资企业在经营中，通过改进的方式获得了外资的先进技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于FDI技术溢出进入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问题，这从侧面佐证了中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引进时伴随着技术转移的特点。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内资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在关键领域也实现了诸多突破，但外资掌握的核心技术，如航空发动机、芯片等仍然处于被技术封锁的“卡脖子”状态。

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对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高技术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更为敏感。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了效率的提高。一是技术能力创新可以改进生产工具，进而提升效率。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对产品的原材料初级加工、中间产品的再加工均需要更高的精度和标准，各类自动化、数控机床设备的创新，能够大幅提升效率。二是提升产品的质量、销量，产生良性的反馈效应，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率增长。通过创新，可以改进产品的质量、功能，进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带来销量的提升，从而实现企业效益的提升，企业效益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的投入，进而提升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三是知识作为商品，无须再追加成本，可以反复使用，能够持续对效率提升带来正向作用，从而抵消部分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入不足情况下存在的负向效应。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高技术产业的效率，既会受到自身产业发展的规律影响，又会受外部环境的冲击，在综合作用下，使得效率在短期内存在波动性。而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能够增加产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储备能力，能够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期，也使得企业增强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从而能够持续不断地提升效率水平。

杨为勇（2018）研究了FDI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后提出，FDI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使得本土厂商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市场分工，同时强化本土厂商的创新能力，实现以技术主导驱动增长替代资源主导的传统模式。[10]Cheung和Lin（2004）、冼国明和严兵（2005）以及李晓钟和张小蒂（2008）的研究发现，FDI能够提高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11][12][13]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对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高技术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最典型特征是对技术和创新的高需求，技术能力创新可以改进生产工具、提升产品的质量、销量以及把知识作为商品，无需再追加成本，可以反复使用，能够持续对效率提升带来正向作用，从而抵消部分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入不足情况下存在的负向效应。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FDI的引进不仅仅带来资本，而是以FDI为载体，同时引进了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而技术、人力资本的投入会带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高技术产业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技术创新在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三）市场竞争的中介效应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全球搜寻、本地再开发”（Scan Globally，Reinvent Locally）的口号，号召重视本土的研发能力。当跨国公司与本土厂商在同一行业领域内竞争时，本土厂商会趋于采取强化自主创新的手段，以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的方式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以确保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不存在明显的劣势。因此，本土厂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动力和源泉之一是以FDI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参与了本土市场而引起的竞争加剧。田素华和王璇（2018）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可以实现成本的有效转嫁和收益的最大化。[14]FDI发展有利于通过产业竞争效应、联系效应、集聚效应等，提升东道国经济。FDI的进入使得内外资企业的产品存在差距。较大优势的产品在市场上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优势，使得企业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保持依靠外资企业整体存在的技术优势壁垒。内资企业在应对FDI垄断优势时，就必然会采取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差异化优势竞争以及集中优势等竞争策略。不论企业采取何种发展途径对外资进入的优势领域进行追赶和竞争，均会对自身的效率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从而实现产业效率的提升。FDI技术溢出使得内外资企业的产品存在差距。外资进入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初期，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整体水平上的差距。外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运营、销售模式，能够使外资投资企业的产品具有更为先进的设计理念、更为精湛的生产工艺和更为出众的产品质量及功能，再通先进的营销手段，使得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与内资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具有较大优势的产品在市场上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一定的垄断优势，使得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保持依靠外资企业整体存在的技术优势形成的壁垒。内资企业在应对FDI技术溢出在行业内产生的垄断优势，就必然会采取措施，提升竞争能力，内资企业采取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20世纪90年代全面质量营销概念兴起，产品性能和质量的竞争在企业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以终端需求为依据，以企业生产经营流程为核心，不断地在全流程中对比跨国公司进行高质量的赶超活动。

2.降低成本的竞争。主要通过较低价格获取原材料和劳动力、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提升产量和效率、加强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等手段，以低于竞争者的市场价格，提升市场占有率。

3.采取差异化优势竞争。企业通过产品、服务、宣传等方面的特色优势，避免与竞争者进行正面对抗，在产品的性能、档次、工艺、原材料及其他服务方面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4.集中优势竞争。在细分市场集中发力，满足某一特殊消费群体的需求，形成局部领域内的比较优势，有效降低运营的成本，是中小企业避免激烈竞争，谋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主要战略。

竞争水平的提升对高技术产业的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不论企业采取高质量竞争、低成本竞争、差异化竞争还是集中优势竞争的发展途径对外资进入的优势领域进行追赶和竞争，均会对自身的效率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高质量竞争中，更为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更为精益的管理、更高质量的产品生产；低成本竞争，需要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设备，需要效率更高的劳动效率来降低成本；差异化竞争，需要在产品、服务、宣传和网点上不断拓展竞争空间；集中优势竞争，需要对某一特殊群体客户中，单一或同时采取和实现高质量、低成本或差异化竞争优势，因此竞争水平的提升，最终都会单一或同时实现加大投入、降低成本和强化控制，从而实现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文章基于FDI的技术、产品、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会加剧产业的市场竞争，而市场竞争的加剧会迫使本土厂商选择不同的策略进行追赶，从而对产业效率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市场竞争在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

图1 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

三、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H1，文章参考杨亚平（2008）的方法[15]，对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进行检验，构建基准模型：

为了检验H2、H3，文章参考温忠麟等（2004）等提出的方法[16]，对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laborProit表示i省份或行业在t年的效率；FDI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Mediatorn，it表示i省份或行业在t年的中介变量，包括Cre（技术创新）和Com（市场竞争）；X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RDfeit、RSfinexpit、Fundit、Eduit、Openit，分别表示高技术产业 i省份 t年研发投入、政府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γi表示空间效应；δt表示时间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参考冯泰文等（2009）的方法，用全员劳动生产率度量高技术产业效率（laborPro）。[17]参考严雅雪和齐绍洲（2017）的方法，使用FDI的存量来度量FDI，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18]关于中介变量（Mediator）的测算，参考熊曦、窦超和关忠诚（2019）、孙俊玲和马立群（2019）的方法[19][20]，使用R＆D内部经费支出衡量技术创新（Cre）；参考彭向和蒋传海（2011）、洪群联和辜胜阻（2016）的研究方法[21][22]，构建了企业竞争指数，使用区位熵的计算方法，来测算市场竞争（Com）。关于控制变量，由于高技术产业企业对R＆D研发量的需求较传统产业更高，文章参考孙早，侯玉琳（2019）使用了R＆D人员全时当量度量劳动力水平（RDfe）[23]；参考张梁梁、杨俊和罗鉴益（2016）使用政府科技支出衡量政府干预作用方法，采用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干预作用（RSfinexp）的影响，使用公路里程数度量基础设施建设（Fund），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度量教育水平（Edu）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度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24]

文章的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网站、EPS数据库中的高技术产业数据库、《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提供的数据，部分数据采用以199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消除极端数据波动造成的估计偏差。

四、实证分析

高技术产业整体产业效率从1999年的20.34增长至2016年的114.62，产业效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0.71%。产业效率在1999-2004年期间经历了快速上涨，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8.46%，并且在每个年度均实现了正向的增长。随后在2005-2009年期间产业效率增速放缓，年均增幅降至5.03%水平左右。在经历了调整后，高技术产业重新进入中高速发展区间2010-2016年，产业效率年均增长率提升至9.04%的水平。

从各省份来看，1999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高技术产业产业效率领先中国其他省份，分别达到了50.82、39.99和37.24。产业效率最低的三个省份为甘肃、青海和山西，分别只有3.2、5.11和5.24。而当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产业效率水平为20.34。1999年，高技术产业产业效率高于中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仅有7个，除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外，还包括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各省份在1999-2016年期间，仅有青海实现了年复合20%以上的增长，增长率为21.37%。起点较高的北京、上海和天津产业效率增长水平分别为7.13%、7.62%和9.31%，均没有超过10%，全部低于中国10.71%的平均增长水平。有21个省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中国水平，其中增速较快的除最高的青海外，甘肃的19.94%、宁夏的19.66%和重庆的18.99%分列前三。2016年，天津、山东和北京位列高技术产业产业效率前三，分别达到169.24、164.31和163.86。从每年增长水平上看，吉林、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陕西8个省实现了每年均为正向增长，8个省份中，年复合增长率最高的是重庆的18.99%，最低的是吉林的11.45%。

高技术产业产业效率在各个省份的整体发展仍不均衡，重庆、安徽、山东等省份起步较低，但发展良好；北京、上海等省份发展基础较好，但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较为缓慢，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由于基数较低，实现了领先中国一倍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

（一）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关系，本文采用Stata 15.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0000，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表1 FDI与高技术产业效率回归结果

第一，核心解释变量FDI（FDI）对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整体层面效率的影响在1%水平上面显著，系数为0.383。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整体效率具有积极作用，每提升1%的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存量，能够带来将近0.383%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提升。这个结果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因素对高技术产业效率产生积极作用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假设H1得到验证。

第二，研究和开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fe）回归结果不显著。研究和开发工作人员的投入量产生经济利益需要通过较为漫长的开发、研究和转化，因此短期内，研究和开发人员的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的效率虽然为负，但不能因为研究和开发在短期内的较小负向影响就忽视了研究和开发人员投入的重要性，当然回归结果也表现了高技术产业在研发-产出转化上的不足。

第三，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财政支出（RSfinexp）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更多的是通过减税和优惠政策间接地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而不是通过直接的通过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实现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推升。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Fund）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具备和满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考虑的因素并非为了发展高技术产业而进行规划，因此二者的关系不大；三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特点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科技转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第五，教育水平（Edu）回归结果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92。表明了教育对于推动高技术效率的发展和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具备较高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提升了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也为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六，对外开放（Open）回归结果为正，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93。对外开放水平与高技术产业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对外开放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从侧面反映我国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提升部分依赖于外资，也符合当前高技术产业在部分领域内仍然受国外掣肘的现实状况。

（二）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2是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介效应的检测结果。其中模型（2）和模型（3）是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作为中介变量的部分中介效用。

表2 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技术创新方面，模型（1）检验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记为总效应C，数值为0.383；模型（2）检验FDI对中介变量技术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记为a，数值为0.565；模型（3）同时检验FDI与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中介变量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记为b，数值为0.258，表明技术创新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假设H2成立。中介效应可以通过ab／c进行具体计算，数值为0.3806，说明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各种渠道、路径中，有38.06%是提高技术创新而间接实现的。

市场竞争方面，模型（1）与技术创新的估计结果一致；模型（2）检验FDI对中介变量市场竞争的影响，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记为a，数值为0.319；通过模型（3）同时检验FDI与市场竞争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中介变量竞争的回归系数记为b，数值为0.222，表明市场竞争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假设H3成立。中介效应可以通过ab／c进行具体计算，数值为0.1849，说明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各种渠道、路径中，有18.49%是强化市场竞争而间接实现的。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研究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对中国政府制定招商引资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促进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99-2016年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的中介效应，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FDI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8.06%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实现的，18.49%是通过促进了市场竞争水平实现的。

（一）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能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建立企业和市场有机结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科研支撑的产学研融合创新体系，提升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强化竞争力。一是要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大核心技术研究的攻关，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基础材料科学和高技术产业产品的系统集成能力。要大力发展新材料技术，实现高纯度、高精度制造；同时加强产品制造的系统测试、调试能力，在突破核心技术封锁的同时，打破停留在产业链低端被技术“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二是支持和引导企业加大研究发展的资金投入。把高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列入政府整体规划布局，建立重点企业牵头、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联动机制，建立政府孵化器、风投基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孵化联盟。强化财政税收支持和补贴力度，激励企业创新发展。三是建立科技人才交流机制。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人才按需交流，实现科技型人才队伍的立体化、多元化培养。通过财政支付等政策，引导高技术人才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转移和流动，防止发达地区对人才过度的吸引而对周边区域造成吸引效应。建立技术研发和企业分红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人员开展职务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大学设立高技术产业相关的基础和专业学科，扩大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逐步形成高技术人才技能溢价对产业效率提升的促进机制。

（二）积极培育市场，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

发挥市场机制，强化要素配置作用，加强基础设施配套，维护市场竞争，为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良好的环境。一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实现区域内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集聚，实现规模效益；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要适当控制集聚水平，防止出现市场拥挤，通过政策引导核心区域逐步扩张，带动周边区域渐进式进入核心区域，促进区域的内平衡发展。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创造的利益保护机制，完善知识产权市场体系建设，加大社会公益性创新成果的奖励数额。三是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特别是发挥与技术创新、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等环节相关服务业的支撑保障作用，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源、商务、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力度，并持续促进安全、环保等服务业的全方位发展。

（三）深化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外资推动发展

要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引进、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不断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是大力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全方位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服务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二是切实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保护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安全发展基础上，有条件、适时地扩大和放开外商投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外商投资和融资的渠道，尤其是引导外商投资于高技术产业领域，支持内资企业以多种方式在境外开展投融资活动。短期应当注重外商招商引资的持续性，以保持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促进作用，长期保持外商招商引资的强度，保持技术交易市场活力，积极探索自贸区、保税区建设，探索在海外建设科技和产业园区。三是大力支持企业跨国经营。对外开放要同时关注“引进来”和“走出去”，对于内资企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要有控制、渐进式开放，防止过度的市场竞争。建立对外贸易的信贷和保险机制，支持内资企业外延式的并购重组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品牌，不断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