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主体生命体验关怀下的国家生态治理逻辑——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追求谈起

陈思敏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福建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封建反动专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中提出“人的解放”追求，又在“人的解放”追求中逐步深入资本主义批判。其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宰制下的现代化进程所伴随的“反自然”和“类本质压抑”的劣根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显著焦点之一。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马克思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1]与“自然的解放”辩证统一。生态文明中国道路在这一向度上实现了传承与超越，在“人—自然—社会”的系统结构性动态平衡中将生态文明中国之治纵深推进，对现代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之上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和美好生命需要与体验给予了深切关怀，并由对这一基础性主体需求的微观关切上升到对主体基于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之间以及自身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的系统平衡的美好生命体验的全面关怀[2]，在主体绿色美好生活创设中增强主体幸福感，并启蒙、培育或激励着现代主体的生态文明理性和行为。这已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宝贵经验，又为新时代新征程中生态文明中国之治的纵深发展带来启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事业应在现代国家生态治理部署中，切实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引领人民主体创造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态安全、天人合一、身心和谐的绿色生产和生活，凝聚生态文明中国之治的主体内生原动力。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自然掠夺与类本质压抑

马克思主义在其萌芽、诞生、成熟、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饱含对主体生存与发展境况的关切和“人的解放”之远观。“人的解放”这一根本价值追求始终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发现”[3]、“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4]、“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的理论”[5]的创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6]的揭露与说明，以及“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7]过程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旨归。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终极关怀视野中追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主体生存与发展境况的变迁轨迹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破坏自然和压抑人之类本质的顽固问题。当代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科威尔曾描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资本”成为“违背了自然和人性”[8]的“敌人”，“扭曲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9]，使生活于其中的主体“逐渐由自然的产物变成了资本的傀儡”[10]，即劳动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压抑或掩蔽了对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的自觉追求，而陷入生存困境，不仅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承受着环境非正义带来的困境，更有甚者，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文化思潮宰制下，陷入物质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带来的精神焦虑、迷茫或失落。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劳动异化”现象时就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工人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始终重复着同一种劳动而限制了自身技能的更为全面的发展，同时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长时间地劳作而压抑着主体精神世界，使本应成为人的幸福手段的劳动异化为“奴役”人的东西。而当我们今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度再来回溯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时，还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主体生存还存在与自然疏离并引发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和充分自然环境权益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压抑”或“忘却”的困境。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界一方面“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1]。对此，后来恩格斯也曾引用摩尔根的话指出：“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12]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劳动人民创造出的“财富”反而遏制人民“幸福”之时弊的有力批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人的命运乃是生活于这无法免除的‘铁笼’之中，成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13]，亦直指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对人之类本质压抑而产生的精神困境。

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伴随的对人的类本质的压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对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以及对这种美好生命体验的主体自觉追求之人的类本质的压抑。而这种压抑亦引发主体因疏离了自然而呈现出来的精神“失落”，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的“忘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利润”成为其运作“资本”的根本动力，“资本”因此而无法摆脱其反自然、反人性的“天然”劣根性，一方面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另一方面控制着“劳动”及“劳动主体”，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存的“劳动”主体在工业大生产中沦为一种“厂房”中“工具”式、“机器”式的存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拘囿于带有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倾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处于一种与自然疏离的境况，基于优良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生命体验则往往处于“被压抑”“被遗忘”状态。恩格斯对19世纪欧洲若干工业城市劳动工人生产和生活的恶劣环境、生存境况及其与统治阶级在环境权益上的分化和悬殊进行了详尽考察，深刻揭露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工人、贫民阶层在自然生态权益上被剥削的现实，并揭露出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宰制下形成的一种疏离自然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在这种链条式机理的作用下，引发了其始终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家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求和膨胀物欲中运作“资本”，不断消耗着自然，控制着“劳动”及其主体，从而使劳动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裹挟中强化了与自然的对抗性，主体难以“发现”或“忆起”基于有限消费、良好生态、精神富足、人与自然和谐之境的“真正幸福”。换句话说，作为类本质外显方式的“人的劳动”没能成为原本应成为的为人类创造幸福的手段，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力场中异化成一种专为资本家的利润野心服务的、使人失去自由和自主能动性而被裹挟进“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奴役人自身”的手段。即便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至当代，这种境况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逐利性依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领域宰制着劳动主体，消解着主体热爱、亲近、保护、修复自然的理性和行为。当主体对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追求与物质欲望发生冲突时，便容易被压抑至“势微”，进而与自然进一步疏离，人与自然的和谐受到破坏。

对此，还可借用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之一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进一步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主体不良生命体验，以便从其中映射出的现代主体生存困境的角度，更加深入地阐明经典马克思主义从人之生存与发展关怀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反自然”和“人的类本质压抑”劣根性的重要启发意义。拉康镜像理论“揭示了精神生活中的三个相互叠加的界面，即实在界、想象界和符号界”[14]。同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和发展境况亦存在“实在界”“想象界”“符号界”，主体执着于物质欲望和商品消费，即马克思描述的“商品拜物”“资本拜物”，在“符号界”和“想象界”中不断膨胀，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洪流中成为“工具”，以至于将其真正愿望或其作为具有“与世界、自然、他人相互作用的人格之整体”[15]的主体的全面追求压抑到潜意识中，使人远离“实在界”，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迷茫、焦虑或失落。当我们专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其引发的主体生命体验境况时发现，带有“反自然”劣根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将主体对基于美好自然的幸福体验和追求压抑到潜意识中，难以形成改变困境的普遍主体自觉。

综上，在资本主义批判视野中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宰制，加剧现代主体与自然的对立性，压抑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及对这种美好生命体验自觉追求的类本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超越：主体生命关怀与美好生活

马克思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伴随的“反自然”和“类本质压抑”，提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16]的“人的解放”之路，并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17]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宰制下的现代化无法摆脱“物质主义”“工具理性”所充斥着的社会文化圈，也就无法使主体作为整体的人的全面需求得以观照，无法解决现代主体与自然失衡、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失衡、身心失衡等问题。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宰制，才能真正实现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及自觉追求的类本质的普遍回归。显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自然”和压抑“人的类本质”的天然劣根性使其难以超越这一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人—自然—社会”的系统平衡和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上的“类本质回归”具有显著优势。

***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植根于中国土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传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途的科学判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具体说来，***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在对主体生命体验的深切关怀中，引领人民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之生命主体的终极关怀，并获得其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根本价值逻辑，即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所伴随的对自然的无节制利用和对人的类本质压抑，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和自然双重解放。那么，***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则在传承与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根本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综合牵引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实现了“对人的系统多层而全面的关怀”，引领主体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获得幸福而美好的生命体验。实践证明，随着生态文明纵深发展，我国人民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绿色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追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度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

而***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终极关怀的价值传承与超越，其内部深层逻辑为：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探索和追问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当代现状及前途命运中，关切包含良好自然生态和平等自然生态权益在内的人的整体性需要，引领劳动人民在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实践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共享基于“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之上的美好生活，亦有效启蒙和激励公众的生态理性和治理自觉。可以说，***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为引领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获得基于美丽家园与美好生活之上的幸福体验提供了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价值导航，进而为有效应对现代主体生存困境的挑战打开一扇崭新大门，摒弃奢靡浪费、过度消费、异化消费，创造适度简约、绿色低碳、生态安全、天人合一、身心和谐的绿色生活，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平衡，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对此，仍可借用拉康“精神分析论”中关于“意识层次”的学说来进一步辨明，从而更为深入地总结***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所彰显出来的生态治理智慧。前文已借用拉康镜像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宰制下的现代主体因疏离自然而产生的“基于良好生态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被压抑或忘怀的境况。与此不同的是，***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使现代主体获得基于良好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美丽自然家园、绿色美好生活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引领现代主体感受到主体与生俱来的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现实界”的“真正欲望”，进而实现对现代主体生态自觉的再启蒙和激励。而当现代主体生态理性自觉自醒时，便会积极主动地加入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风尚即绿色生产和生活的建构中来。这是蕴藏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已然构成一条富有中国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逻辑进路。

而在生态文明中启蒙和激励现代主体美好生命体验、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推动“人—自然—社会”系统性动态平衡这一向度上，中国所具有的特色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制度伦理价值取向上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资本家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和积累资本，其作用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治理往往难以摆脱资本逐利性及其导致的“反自然”和“类本质压抑”劣根性；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准绳始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综合作用下的现代化在思想、理论和实践上将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目标、动力和依据锁定在对人之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及人民美好生命体验的微观关切之上，有利于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伴随的主体生存困境。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治理越发呈现出以下特质，即人之主体生存与发展的语境既有凝聚合力，共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绿色的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视野，亦有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创造生态安全、自然美好、田园如诗的绿色生活的个体关怀，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主体美好生命体验的弥合，而这是带有“劣根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难以企及的。

综上，生态文明中国道路在对主体生命体验的全面系统关怀中实现超越，在美好生活创建中实现现代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的启蒙、激励或更高层级回归。这又为中国生态文明事业的进一步纵深发展带来强大的内生性原动力，为新时代新征程中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带来重要启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更加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在对现代主体生命体验的微观关怀和人民美好生命体验的激发中寻求凝聚人民共识与合力并纵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逻辑进路。

三、现代国家生态治理微观：人民主体生命体验关怀中的生态文化建设

前文在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回溯、资本主义“反自然”和“类本质压抑”劣根性批判、生态文明中国经验梳理中，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的优越性，析出现代主体生命体验关怀在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的深刻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迎来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9]，如何进一步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尤为重要的是充分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激发全民族创造活力”“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治理观[20]，在现代主体关怀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综合优势，将其更好地转化为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效能。

为此，应在现代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美好生命体验的关怀中创设一种包含政府主体绿色治理、企业主体绿色生产、公众主体绿色生活、自然生态环境优良等要素在内的系统联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只有通过文化的质变或升迁——创建一种生态文化与文明，我们才能实现现代文明甚或人类文明本身的（自我）拯救。”[21]概而述之，应在新时代现代化纵深发展进程中着力加强基于主体生命体验关怀的生态文化圈建构与传播，一旦这样生态文化圈得以形成，便会深入影响现代主体的生产和生活，真正掀起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的浪潮，进而将国家生态治理效能转化为主体内在原生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人类未来生存状态作出经典描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2]当各类主体拥有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的理性和内生原动力并且联合起来共同自觉地参与到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国家生态治理中的优势效能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不断推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以便形成基于各类主体的生态理性和实践的生态文明合力。这构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的重要逻辑进路。那么，在世界经济社会大变革和主体生活方式深度变迁的时代，如何建构富有亲和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基于现代主体生命体验深切关怀的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力场的生态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确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即“现实的个人”，由此进一步确认人类历史活动的四个因素：一是生产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亦为一切历史的前提；二是为了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比如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三是人口生产，即种族繁衍；四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这里就包含了主体“生态需要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二重性”[23]。从中又可析出三个层次，即基于良好生态的主体生命安全和健康的生态需要、基于环境友好的适度物质生活需要、基于亲近自然之上的美好精神体验需要，这构成基于主体生命体验整体关怀的生态文化建设的三个向度。

第一，基于现代主体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体验关怀的生态文化建设。经典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蕴藏着一个重要的思想逻辑，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综合作用下，劳动者主体成为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并成为被剥削者，既无法公平正义地享有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也没能公平正义地享有自然权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示出劳动工人与资本家在居住生存环境上巨大的阶级差别。他指出，在伦敦、苏格兰、爱尔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柏林、沃特福德等城市，工人贫民的身心健康因环境污染和居住环境的恶劣而受到伤害，指出“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4]。“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肺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这类疾病也确实特别是在工人当中经常发生。”[25]当代西方社会颇具影响力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科威尔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体境遇指出：印度农民“服”下自己播撒的农药而丧命。尽管医学不停地创造奇迹，我们的体内还是流淌着足以致癌的肮脏的东西；尼日尔河三角洲因为有毒物质损害儿童的肺而激起了民众的愤慨[26]。这指明人的生存与发展境遇在自然生态恶化问题上所遭遇的挑战在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没有获得质的改变，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亦未改变。***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进一步指明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之于人民主体生命健康与安全的重要意义，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27]。这里体现了良好生态和美好自然是现代主体享有生命安全体验的前提或基础，因此，生态文化建设应充分关照主体基于良好生态的安全体验和健康体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文化富含“整体观”、“天人合一”论、“援物比类”说、“人应四时”论、“阴阳调和”观等哲学智慧，对孕育现代主体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健康体验富有启发。例如，中医“整体观”强调人之生命的内在五脏六腑、三焦、经络的整体性和人身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中医“阴阳调和论”强调人身内部系统平衡、人身与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和谐，唯有在整体中保持平衡与和谐才能有益于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由此进一步确证“天人合一”是人之生命健康与安全的深邃哲学智慧。因此，中医健康养生文化之于引领新时代天人合一、身心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健康生活，对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主题生态文化圈系统构成的“文化环体”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第二，基于现代主体适度消费和环保生活体验关怀的生态文化建设。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所伴随的“资本拜物”和“商品拜物”现象时，揭示出劳动主体置身“异化消费”洪流却难以幸福的境况，彰显出对劳动主体的生命关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在理论和实践双向度上将这种关怀推向新的高度，主张主体顺应、修复和保护自然，过一种适度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平衡中获得幸福体验。透过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于生态文明富有“天然”优势，为基于现代主体生命体验关怀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优良土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生态治理纵深发展中，应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创设基于主体生命体验关怀的文化建设环境，激励多样化主体共同参与生态文化及生态生活圈建构，将现代社会的生态治理深入人民群众微观生活领域，引领人们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中获得美好生命体验，不断孕育以至增强共建生态文明的群体性主体自觉和内在动力。例如，我国从政府到公众、自上而下、联合行动、全面铺开的“光盘行动”“垃圾分类”行动等生态治理路径就是引领主体在适度物质生活和生态环保实践中参与国家生态治理的典范。

第三，基于现代主体源于自然的美好精神体验关怀的生态文化建设。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综合作用下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被“资本”运作规律及由其催生的“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裹挟而陷入精神失落的境地，疏离了自然，也几乎忘却了美好自然所能带来的幸福而美好的精神体验。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溯源和批判，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反自然、反人性的劣根性。***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双向度上回应了现代主体基于美好自然的幸福而美好的精神体验诉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类要素成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使主体“恢复与大自然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28]的物质力量。“***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因而，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就要传承历史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29]为此，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在人民主体精神生活的微观领域，有效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态文化。例如，富含乐山乐水意蕴的中国古典诗词、家风家训、优良民俗等文化资源对引导现代主体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精神体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狄尔泰在他的生命哲学论述中将个人体验看作“贯穿于个体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过程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具备解答人生之谜，创造生命意义的功能”[30]。同样，一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生态意蕴“以人本身及其生活世界的文化发展逻辑为立足点”[31]实现其在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效催生主体在其精神世界里对良好生态和绿色生活之美的体验，其所能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推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和实践初衷，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根本遵循，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事业坚守的核心坐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对现代主体基于良好生态的美好而幸福的生命体验给予了深切关怀，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生存与发展根本追求的当代诠释。主体生命富有多元诉求，其中对良好生态的诉求是基础一环，影响着主体对安全、物质、精神等层次美好生活追求的实现。主体生命对良好生态的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中受到再启蒙和激励，使现代主体在美丽家园和绿色生活中获得因“亲近”自然而享有的美好体验，进而获得对人与自然关系向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生命健康与安全观、环境正义伦理观、绿色生产生活美学观等现代主体生态意识的觉醒。我们确证，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追求和现代主体生命体验深切关怀的生态文化及生活圈的建构应成为进一步优化现代国家生态治理和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考量。我们期待现代国家生态治理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优势，创造更多中国智慧，引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