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文化的空间修复：从行为到行动的转换——基于城市文化批评史的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

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人类文明进入到更复杂的城市社会，而文化是对人的主体性与主体能力的衡量尺度。每当人们遭遇现实发展危机，往往需要主体性的反思，城市问题必然引起城市文化的反思。文化危机的遭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城市文化危机是一种集体性忧虑状态，城市发展史也是城市文化危机史，“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1]。现代城市文化危机具有现代的特殊性，把握现代城市文化的危机及其本质，探索破解现代城市文化危机的可行性，发掘现代城市文化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具有时代意义。在词源上，culture是文化与教养的意思，同时还有培养的意义，因此，文化是一个生长性和流变性的概念，而这种生长性往往被忽略。哈维兰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共享的并由社会传播的思想、价值和观念，用以对经验赋予意义、产生行为并被行为所反应”[2]，在这里文化只是作为行为的结果和单纯的对这种结果的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有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行为是被动做出的反应，行动是自觉意识能动的创造，因此，认识城市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回路”，立足从城市文化行为到城市文化行动的转换，对于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现代城市文化的认知范式与认知危机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文明从产生以来就吸引人的眼球，城市文明史可以说是世界文明史的集成。在城市文化认知上，斯宾格勒把城市文化比喻为城市的心灵，在城市文化早期，城市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心灵状态，这体现为文化的凝聚力，这在于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形式，开始把自身当作对象，这种“醒觉意识”驱动了文化进入高级阶段—城市文化。不过在晚期城市文化时期，城市“觉醒意识的张力却越来越危险”[3]，文化会演变为文明，文明是丧失了进化功能的固化文化形态。简而言之，文化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文明是这种过程的完成。文化的多样性与弹性以贬低文明的方式来完成，以外在批判的手段维持文化的绝对优势，这种文化合理化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缺陷。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不足以揭示城市文化自身，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城市文化的特征不是可以用“文化进化”所把握的。否则，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结果不仅是“西方的没落”，也是人类的没落，城市文化只能用文化自身描述，现代城市文化的知识确认主要具有以下范式。

其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立。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在概念上就给予了地理上的划分，在斯宾格勒看来，城市文化属于高级文化，乡村文化属于原始文化或低级文化。在城市文化看来，农村文化单调、乏味缺乏活力，城市文化是协调的“醒觉意识”，而乡村文化是周而复始的生存意识。在社会学看来，乡村文化受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互动水平低，村民的思想保守并且排外，乡村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主要是血缘与宗族关系，而城市文化与之相反。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科的视角，城市文化必须依靠贬低乡村文化以确证自己的“高贵”，城市摆脱不了“城市”的地理界限。

其二，垄断文化。在哈维看来，城市文化就是垄断文化，城市等同于垄断，城市文化就是为了实现文化垄断权力的地租。城市文化是这一种“集体符号资本”，而现代城市文化的主要矛盾是“趋向纯商业化以致丧失掉寻求垄断地租的独特性标志”[4]，一方面文化需要商品化，通过销售获取利润，而商品化就需要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文化还需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标志”，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取“个性标志”“涉足文化战，深入到多元文化、时尚和美学的荆棘中……确保获得垄断地租的基础”[5]。简而言之，城市文化就是商品的同质性与特殊性在文化领域的交战。

其三，消费文化。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育归因于新教伦理，它倡导勤俭与节约，经济理性的精髓正在于此。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批判了炫耀性消费，认为消费阻碍了社会财富的增长，食利阶层的寄生性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消费正在从贬义变成中性词，城市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依靠广告，而广告是激发消费的最有效工具，消费文化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信息化与网络化，城市文化承载着消费的丰盛。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判者，城市文化与消费文化是同义语，消费文化与城市发展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鲍德里亚认为，“城市生活的每个时空都是贫民窟，所有人都被相互连接”[6]，广告支配下的消费“符码”就是相互连接的“链条”。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判者，城市文化与消费文化成为同义语，消费文化与城市发展逐渐成为同一件事情。

其四，金融文化。谈起金融文化，必须从货币文化谈起。文化是人的对象，齐美尔把文化分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人类对文化的需要只有“通过客观的完善达到主观生活的完善”[7]，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即整体性与个性的张力。城市是经济体，其主要活动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手段的货币达到了“客观文化”，这样人与人的交流就不再是“不发达”的面对面式文化。在城市面前就出现一种去个性化的文化成就，货币文化的“拉平化”与“平衡化”建立了现代城市的集聚性与主体的通约化。货币文化孕育金融文化，一方面，利息的自我增殖是城市生活下，自我的个性在被压抑后新释放的协调机制的观念化，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总体性扩张；另一方面，大城市以金融体系建立城市群与城市带之间的协调，大城市的中心是金融机构，金融文化呈现出更高级与更复杂的协调体系，而人的文化个性却消失殆尽。

现代城市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主体性的过度扩张，城市文化自身也有消极性，城市文化意义从个人的存在变为自我，现代城市文化一方面体现出理性，另一方面体现出非理性。丹尼尔贝尔把现代文化称之为“现代性的双重羁绊”，即人们“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意义系统”[8]的断裂。城市文化并不是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具有进化的张力，一种文化在创生的时候就带有自身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随着外延的变化也逐渐显露出来，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不能进入本体论的探讨，进而不能比较文化的优劣，以伦理观给文化分门别类。芒福德、哈维、鲍德里亚与齐美尔等思想家揭示了现代城市文化的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的描述深化了现代城市文化的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从城乡对立、垄断与自由的对立、节约与享乐的对立、整体性与个性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等可以归纳出自我与虚无的对立是现代城市文化的总体性矛盾，主体性的无限扩张使人变成了无对象的存在。但是，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批判，对城市文化问题的厘清不能代表对其问题的解决，否则将陷入葛兰西所指称的“文化霸权”，现代城市文化在整体上被贴上“悲观主义”的标签，因此对城市文化本质的把握需要从城市文明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发现现代城市文化在“社会实在”中的“病理”。

二、城市文化的历史转换及其趋势

在人类文明变迁中，城市与文化如影相随，城市孕育文化，文化也创造城市。在人类文明早期，种植与驯化动物技术使得人们有能力定居生活，这是城市形成的实在基础。此时城市还没形成，文化联系主要依据血缘与地缘关系，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对生产的周期性的期望使得人们有了形象化的文化活动，人对自然的生存敬畏变成人对自然的亲和与对自然的神秘与恩赐的感激。城市的雏形应该产生于墓地，在墓葬活动中人们产生了对死亡的反思，人开始反思自身的死亡之谜，思考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时的祭祀活动与图腾崇拜成为定居文化的核心。形成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真正基础是狩猎与采集的分离，这是男人与女人分工的结果，力量与安全的结合构成了城市文化的源头，城市是人们摆脱自然控制的第一步，同时给予了人们更大的安全感，性别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开篇之作。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与自然的反思关系逐渐向人自身反思关系转换过程造就了城市与城市文化。

在古典时期，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不同的城市。在埃及，由于尼罗河的自然灌溉系统，使得埃及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相对富足的生活使人们向往永生，因此，埃及的宗教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核心，这时的祭祀活动已经复杂化和体系化，而且埃及的城市不以城墙划分边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它的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对于空间的安全追求使得它的城市以城墙为标志，王权明显大于宗教，政治活动主导城市生活。城墙代表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也代表了城市的文化结构，城市与乡村的分界产生了初始的垄断性，宗教和政治垄断了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人们可以一生从事一种职业了，城市逐渐有了“文化个性”。

在晚期古典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市民，特别是希腊时期，城市中出现了集市，这种集市受时间和区域的限制，主要服务于城市贵族阶层。“进入城市后，居民们把许多有益的乡村消费方式和健身活动都丢弃了；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使命就是恢复这些农村特点”[9]；带着对乡村生活的回忆，城市出现了体育活动，奥林匹克运动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这同时也丢掉了自然的神性，人开始崇拜自己的历史。在雅典时期，所有神庙的诸神已经人性化，这是人对自身崇拜的开始，宗教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促进了王权的进一步扩张与集权，贵族阶层明显增长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城市的雄伟、城墙的高大、城市的建筑与街道才能彰显自身文化的膨胀。罗马延续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以致一座又一座城市都把自身物质与经济的扩张当作其繁荣与文化的证据”[10]，城市发展对物质与经济的依赖使得罗马城市变成寄生文化与殖民文化，享乐主义贯穿了罗马的城市文化。这种寄生文化也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仇恨心理，城市建设了竞技场以满足市民“狂暴的感情需要”。罗马城市的扩张也不断考验城市的给水与排水系统，拥挤、卫生恶劣等已经开始成为普遍的城市问题。

在中世纪时期，城市复兴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的兴起，科特金认为“教会的贡献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11]，但是文化不仅仅是基督教会对于语言和文本的传播，重要的是基督教改变了人们内心意识与文化意识。基督教放弃了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取一切而达到的战争状态，它提倡人们以“原罪”为核心应该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基督教重新建立了人与人的反思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否定了财产与权威的古典标准，大学成为城市文化的中心。基督教对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对劳动观的转变，劳动不再是低劣的奴隶活动，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获得了提升，这样就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增长，催生了商业公会和商人阶层的出现。城墙在新的文化结构面前，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时期的大学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垄断性，工业生产与家庭生产还混合在一起，城市建筑也体现出具有集权性质的巴洛克风格，教会逐渐成为一种制约人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商业城市时期，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教派提出了商人阶层的宗教文化观，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商业城市的发展培育了现代货币文化，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意识随之崛起，私有财产不再是上帝和君主的直接“恩赐”。对世俗利益的追求致使人们重新审视人自身的主体性，货币可以通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与冲突，货币与契约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伴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开始分离，手工业生产一般设立在城市郊区，贵族的房屋构造结构也逐渐向中下阶层转移，城市的宜居条件也成为城市文化的构成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沟通也有了互动，城市不再凌驾于乡村之上。伴随着重商主义的影响与金钱万能的口号，城市出现了拆迁现象，建筑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阻挡经济扩张的城市建筑都可以被改造，广告逐渐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手段与工具。商业城市开始用货币文化和契约文化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危机的主体性根源。

工业城市时期以来，科学技术与交通的发展，使得城市成为文化磁体，城市文化不仅仅是容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工业城市严格遵循功利主义原则，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文化也工业化了，所有的文化在形式上都可以大量复制，不能复制的就被城市遗弃。工业起初在郊区与乡村发展，新的工业城市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对自然的控制力，城市的文化肌理被工厂和铁路分割，城市的空间扩张开始向地下探索。城市文化随着阶级冲突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城市的高密度和高流动也突显了公共文化和私人文化的矛盾。金融、保险与广告成为现在城市活动的基础，保险取代了城市的安全感。社会矛盾只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在军事竞赛中，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之美”。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也脱域化，电影院、手机、互联网等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变成极具理性的动物，用货币与金融衡量人，用工具理性衡量自然，人对自我更加依赖，人的感性与感官越来越封闭，人征服了自然却丧失了自己，罗马城市仿佛又复活了。

从城市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转换，城市文化就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反思，而这种主体性反思越来越形式化，反思的批判性被反思的肯定性取代，文化的界限随着城墙的消失也消失了。城市文化从神圣性向世俗性的转换把文化变成了一种变量，文化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文化变成了一种无根的主体性，而稳定的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城市文化的发展不是以进化的方式实现，许多文化在以前就出现过，因此，生活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是城市文化的实在论基础。时代环境是城市文化的根本语境，按照城市的发展阶段，城市文化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城市文化的生成的阶段，城市文化全面推进的阶段，城市文化的全面自觉阶段，目前城市文化仍处于推进阶段，而全球城市、大都市、城市群与城市带的出现给城市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进一步发现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层逻辑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必经之路。

三、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层逻辑

反思城市文化史，在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中，一方面，城市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也推进文化的发展，城市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城市不再是“静止的物理空间”，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逐渐“渗透”到文化当中，文化的生成机制也不再仅仅具有从上而下的贯穿逻辑，揭示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层逻辑，对克服现代城市文化的认知危机具有基础意义。

其一，全面对抗的生成逻辑。文化的主要功能在于主体性的认同，但是文化不止具有一种形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主体性问题的深化，主体的多极化是现代社会全球化特征的反映，城市不再是一个地理学的范畴。在全球城市视野下，文化的多极化呈现出对抗的形式，“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12]。城市文化的生成采用了对抗的形式，每个区域文化都是一个主体，不同文化实体的冲突激化了社会矛盾。这种文化对抗的形式是既定对抗，这是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共时性矛盾，还有一种是生成对抗，当一种文化形成后，随之会出现与之相反的文化形式，例如，当精英文化出现时，大众文化随之崛起，文化的生成周期也明显加快。康德提出了“哥白尼革命”，他认为人的主体性依据感性与知性，但同时也划清了理性的边界，超过了这个边界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式的对抗，而现代城市文化的生成一直就表现出这种对抗，主体的过度理性化不断制造文化的全面对抗。

其二，中心边缘的绝对逻辑。城市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化就是边缘与落后。城市文化的成立必须预设与它不同的差异性前提，这种差异虽然不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但是造成了文化结构的从属性，在内容上就是东方文化从属于西方文化、南半球文化从属于北半球文化、乡村文化从属于城市文化、内陆文化从属于沿海文化。丹尼尔·贝尔认为这种文化的断裂根源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导致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挥霍无度”“不加选择”“非理性”与“反智性”，这种结构主义对文化之外范畴的关注往往会缺乏对文化内部结构失衡的关照，现代城市文化的中心边缘特征是文化内部结构失衡的表现。后结构主义为了解构中心主义，提出以边缘视角取代中心视角带来的主从关系，但是在根本上依旧是中心边缘的逻辑，边缘视角引发主体的不可通约性，与边缘文化的碎片性一起造成了现代城市的文化隔离，文化在各自领地运行而不相互干扰。城市文化的隔离性提供了不同的稳定文化形式，但也容易造成文化陌生。中心边缘的文化逻辑还隐含有文化权力，这是文化对文化的新型支配关系，在本质上这种生成逻辑还是现代城市文化主体性过渡膨胀的结果。

其三，社会实在的资本逻辑。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货币变成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商品化特征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简化主体之间关系。诚然，资本的正面作用不可否认，“资本是一种文化调适物，它根源于人的生存性需要”[13]，但是资本的扩张也使得文化商品化了。文化的生产与城市大工业结合在一起，文化越来越标准化、批量化，文化成为利润的载体，不能被复制的文化都被资本遗弃。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物质文化也统治了精神文化，文化工业单调了文化的特殊性，城市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象征。城市文化的资本逻辑不仅改变了文化生产还侵入传统文化，例如，婚嫁传统也变得货币化，礼金与房产成为衡量婚姻的标准，两性文化被资本改造了。哈维认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全貌，所有社会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用资本解释，“垄断地租”可以解释所有的文化意义，但是地租的垄断共性忽略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形式，这样会导致文化的固化，城市成为文化的限定性空间，文化只能采取资本的形式才能生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中孕育的，交换行为也出现在人类文明早期，探寻文化的资本逻辑边界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目的论意义，以资本逻辑涵盖现代城市文化只能导致文化停滞与文化固化。

其四，丧失历史感的时空逻辑。城市文化具有神圣性向世俗性转换的总体性趋势，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神圣性完全不存在了，在传统神圣性意蕴丧失的前提下，文化也塑造自己的历史，通过神圣性再造确认自身，通过现在的文化及其观念替代过去的文化。“为了从过去引申我们的要求、意见、感受和激情，并且使它们合法化，对于一切当代的东西，我们都要发现它们在过去就已经存在”[14]，文化通过现在的历史化而肯定自己，制造“文化拜物教”以重新建立现代神圣性。但是，神圣性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是主体自我任意的创造历史，没有对象的文化活动以时间静止造成了文化断层。文化史变成了意识史，在实质上这是柏格森主义的时间哲学与文化相结合的结果，“空间的不变性平缓了时间的生成”[15]，而时间只能是意识虚构出来的时间，也就是说城市文化中的城市是虚构的范畴，金融通过利息率实现自我增殖也是大抵如此。

通过分析城市文化的深层逻辑可以发现，城市的空间性被固化了，或者说城市的多样性是静态的。城市文化的深层逻辑通过自己否定自己走向一种极端，即单一性与片面性的文化，哈维虽然从空间和城市出发分析社会及文化，但最终也走向一元化的资本逻辑，在各个认知范式之间，城市文化的城市又具有了碎片性意蕴。城市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垄断文化在不同时期可能具有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等含义，也可能相互杂糅在一起，例如，发达的交通技术连接了城市空间，但是，是城市孕育交通技术，还是交通技术决定城市的规模，这不是可以简单与盲目下结论的。没有历史感的城市文化，会把劳动的过程搁置一旁，一味追求一夜暴富的劳动结果，在信息时代，网络诈骗与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就是对畸形财富文化的认同。现代城市文化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主体性的过渡膨胀，而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在城市中设置动物园与植物园时，人们已经开始替动物和植物去思考了，用自己的意识代替自然的意识，用伪文化包装主体的自大，用文化城市之名行主体扩张之实，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正在侵蚀城市的文脉。只有发现现代城市文化的问题所在，才能实现现代城市文化的治理。

四、现代城市文化的营建

城市文化不是文化系统下的一个部门性研究，亦不是两个范畴的简单结合，例如，在新媒体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文化活动也有了直播与选秀等形式，因此，多样化与差异化的文化就是城市文化，而且还具有整体性的联系。而对城市文化的进一步把握，需要厘清现代城市文化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被认为是“正反合”的二元辩证法，正和反是把握世界的依据，列斐伏尔的辩证法一般被认为是三元辩证法：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达、表达的空间。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非二元性的，他认为正和反两个对立的概念是“柏拉图式的辩证法”，“花的色和香虽然是相反的，却仍同在一个对象里，我们不把两者彼此对立起来，我们并不觉得这是矛盾或违反事实”[16]，“合”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概念。同样，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看似对辩证法的解构，但是，他在《空间生产》一书的结语中写到，“空间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空间哲学的终结”[17]，三元辩证法的实质是为了揭示“盲域”，“正在发生的现实被简化还原了”，这样导致所看见的并非事物的全貌，总有“剩余物”的存在。

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城市可以打开文化，文化也可以打开城市，城市文化也呈现出整体的流动性。城市文化总有发展的可能性，也有理论所达不到的盲域，这是黑格尔和列斐伏尔对城市文化辩证法的最大启示。因此，城市文化的营建不是去制定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定义，“试图描绘什么是文化可以而且应该意味着作为政策和规划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努力”[18]。现代城市文化也会成为过去，成为传统文化，城市文化不是实体也不是载体，而是“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和“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如果用文化标示人的主体性的话，那么城市就是主体性的本质力量、素质、能力的现实形态与可能性形态，城市不是文化的修饰语。因此，文化不仅是传统，规范、惯例、风俗，同时也具有生长性，它是主体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而能动性在主体性的盲目扩张中逐渐萎缩。从行为到行动的转换就是重新发掘文化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唤起主体的能动性，文化不仅具有“前在”性，还具有“此在”性与“共在”性，这才是用城市打开文化的哲学意义，城市文化从行为到行动转换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

其一，以文化自觉为导向。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文明进行反省”[19]，文化自觉不仅是主体性的自我反思，还应该具有批判意识。批判意识是对主体间性的反思，对主体有限性进行界定，在批判性意识下，文化才能从行为转化为行动。以城乡文化为例，农业是人类文明的生存基石，农村给城市输入了新鲜的“生命”，乡村文化也是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它意味着文化应该扎根于自身的土壤，城乡发展不是乡村的城市化，也不是逆城市化，而是觉醒文化的生长性与本土性。对文化的概念界定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文化问题，我们有了“红色”的概念，还要通过文化自觉去反思不同的“红色”。

其二，以文化共享为目标。共享不是平均化，也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改造，可量化、可复制的工业文化已经把共享变成占有了。现代城市的特征是主体的多极化，文化共享是主体对主体的承认与认同，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人类的总体生活方式，文化共享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与“敬畏”。在现代城市文化视阈下，“地方”不是一个区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聚集与文化包容的共享概念。科技化与信息化的发展也缩短了文化距离，文化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是从共享中获得，而不是从垄断和隔离中获得，消除等级文化是实现文化共享的有效途径，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

其三，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哈耶克认为，文化的进化主要依据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不确定性就是具有经验内容的自由自发的规则，虽然他反对绝对理性的文化逻辑，但是却走向不确定性的极端，在文化与文化之间只能采取生物性的竞争机制而优胜劣汰。在这种线性逻辑下，世界文化创新机制的消解使得在全球城市背景下，只有一种文化得以幸存。没有开放性就产生不了城市文化，城市的稳定性也为文化创新提供重要的保障，在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中，提升文化参与，激发文化的创造。文化基因并不是遵循生物竞争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也吸纳了不同的文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文化融合是文化创新的动力。

其四，坚持文化弹性。文化与权力的结合往往使得文化陷入固化，现代私有财产的占有产生的货币权力，使得主体性的自由以交换价值实现，货币文化的主导性地位使个人的个性丧失，个人陷入无意义的文化与心理危机。文化的整体性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宏观性，宏观性的文化往往依赖于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是易于被把握的，宏大的文化规律易于被认识，掌握了宏观就掌握了文化的发展规律。文化的碎片性是不是就没有规律，没有流动性呢？城市文化也具有拓扑结构，“一种非线性的、明显任意性的方式变化，它们之间仍然具有某种同属关系”[21]，文化拓扑结构一方面改变了我们以往获取人与世界联系的方式，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微观性，希尔兹称之为“绒毛性”，即微观维度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异性。

其五，厘清文化需要。需要和需求一字之差，谬之千里，需求倾向于个人或某个群体，而需要是整个社会的现实需要，现实需要必须参照特定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文化需要立足于时代与时代问题，文化的人为和为人性质立足于以人为本原则。文化需要既要保持文化差异，又要保障文化正义与文化的基础公平，城市的多维性决定文化需要的可能性。城市文化的发展并非依靠“衣光鲜亮”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购物中心去粉饰，文化需要的深度不依靠强大的物质力量，文化的情感属性可能承载于一张照片，也可能承载于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