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谲的镜面：光盘小说的叙事策略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作为“广西后三剑客”之一的光盘（原名盘文波）自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在《花城》《作家》等多本知名文学类刊物发表150万余字作品，运用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以契合社会现实、展现底层视野和追问现象本质为目标，斩获了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光盘能捕捉事物之间微妙的联系，洞察时代风云中社会的真实面貌；作为一名笔耕不辍的作家，光盘笔下的世界独有一种时代的气息，真实而鲜活。光盘在小说创作中将尝试大胆的叙事策略与反映社会现实的文本内容结合，使得小说作品具有了奇崛的文学色彩。小说格局的开阔和技巧的新颖奇特，使光盘成为文学桂军中独特的一员，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为八桂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一、拼贴画式的叙事结构

结构可以说是任何事物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元素的搭配安排。光盘中篇小说《洞的消失》分为“洞来”“洞去”和“洞之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洞来”和第二部分“洞去”分别采用外聚焦的视点，展开对与洞有密切联系的“沱巴人”和“摄影家”两个维度之施动者的叙述，第三部分“洞之外”则采用内聚焦视点对另一个空间里的画家之作为进行了叙述。光盘尝试不继续遵循线性发展的规律来展开小说之叙事结构，而是在空间并列的基础上将并不互相联系影响的行动元联结起来，拼贴成一个由不同空间的行动元组成的图画结构格局。

在第一部分“洞来”中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声音介绍，沱巴村的公路上突然无故出现一个大洞，村民们为避免更多意外填补好地洞之后，沱巴山体上却骤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岩洞。村民们认为洞的突然出现是有所预示，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在自家地里挖洞，尝试以行动改变这自然之力的影响，随即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雨降临了。至此，作家话头一转，将叙事聚焦的对象转移到追求本质之美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老费和他的助手们身上，他们这次路过沱巴山捕捉到了山上的岩洞，用照片记录了下来。第二部分“洞去”中这个全知全能的声音则讲道，沱巴村的村民齐心协力挺过了一场几乎将沱巴村毁灭的暴雨和洪水灾难之后，山体上的岩洞突然消失不见了，“每一户人家都宰鸡杀鸭，向河神土地神山神烧香磕头，期望逢凶化吉，岁岁平安”[1]。而摄影家老费凭借着自己多年的拍摄经验，敏感地捕捉到岩洞一夜之间消失背后不一样的意蕴，开始不断寻找洞为何出现又消失的答案。第三部分“洞之外”则采用第一人称，以不知名的“我”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名为“妖”的画家的故事。妖有能力画出视觉上认为是“美”的作品，但坚持只画被人为污染过后的城市颓景，最终因为画了一幅过于“真实”的画作被永久驱逐。妖的所作所为与岩洞、沱巴村的村民、摄影家老费都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妖所在的地方只是沱巴山外的某一个地方，却解开了洞之来去的真正谜底——是时候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模式了。

沱巴村的村民在沱巴山区中完整独立地经历了“地洞出现又消失—岩洞出现又消失”的事件，摄影家老费独自经历了“看见岩洞—看不见岩洞”的事件，而妖则独自经历了“画了一幅写实画作—不被接受而被永久驱逐”的完整事件。“支承叙事结构的文学术语是情节。”[2]三个情节事件彼此之间看似毫无联系，然而奇特的是它们都各自携带着一个与小说主旨息息相关的元素，通过各自的施动行为活动参与到小说的平行叙事当中，像一块块拼图板块一样，拼凑出一个主题鲜明、叙事清晰的小说作品。沱巴村的村民拥有对自然最原始的崇敬，敬畏自然却自感渺小无力于自然，尽己所能地响应自然发出的环境预警，他们是自然环境变化之前的守护者和见证者；摄影家老费拥有对自然环境变化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出色的逻辑推演能力，他不断地探寻，找出了洞消失的自然真相，充当了一名为读者解答疑惑的解说者；而画家妖则是敢说敢做的先锋者，他笔下的“真实之景”呈现了自然环境与现代发展冲突之下城市人的普遍表现，为与质朴的沱巴村村民形成鲜明对照提供了可能。“主要起源于情节的某个方面，即人物和任何其他要素都对之有所贡献的那一方面，称它为布局。”[3]三个相互并列平行、没有任何交集的行动元，在各自推动自己单元内情节的同时，也在修补和完善另一个维度中的故事情节与叙事空间，最终以拼贴集合体的形式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清晰地呈现出来，形成一个奇特诡谲的结构布局。光盘不仅将现代生活中不同层次维度的人物性特征一一完整地呈现出来，还以拼贴集合的形式将不同层面的生活境况全景式地描写出来，更在不同层次的基础上加以对比深究，最终提出一个现实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展现了光盘对叙事框架卓越的驾驭能力，而且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精神。

光盘中篇小说《对牛说话》则以主角肖像的心理活动为拼贴元素，将不同时间中的环节集合在一起，讲述出一个尘封已久的黑暗故事。小说开头，肖像和一头牛一起在海难中被冲到沙滩上，四野无人，肖像一直在对着牛说话。一人一牛濒死之际，叙述内容却突然从肖像此刻的“对牛弹琴”切换到多年前肖像侵犯妇女的情景，肖像设计侵犯了同事薇薇并隐瞒了罪犯是自己这一真相。在肖像假情假意承诺要为薇薇寻找罪犯的当口，叙述又突然转回到眼下沙滩上面临死亡的一牛一人身上；肖像以牛喻人为自己的恶行开脱，中途被牛以小动作打断了，叙述又转回到过去，肖像以隐瞒薇薇被侵犯为筹码，暗里胁迫薇薇为自己谋求升职的福利。最后回到当下，肖像宰杀了这头知道自己犯罪真相的牛以绝后患。故事就在毫无预兆的现在和过去之间切换，局部的现在和局部的过去都以时间为顺序，以肖像的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讲述肖像的行为作为区分标志，将不同阶段的真相拼接到一起，展现了两个在不同时空中却同是为利行凶的完整的故事。过去和现在这电光火石般诡异的场景转换，未尝不相当于光盘在看见人心险恶后受到极度震撼的心灵体验。人心的黑暗引起作者深度的慌乱，来回无缝切换的叙事方式不仅可以很好地将作者难以平静的思绪状况体现出来，也可以为文本主角肖像濒死之际慌乱的心理活动赋形，将故事的叙事布局高度凝结起来，将阅读活动由感性体验轻松地引导进入到理性思考，一个在回忆和现实交错中诞生的小说主旨自然而然地在阅读思考下被发现了。这蓝色闪电般奇异的结构布局，映照出黑夜中光盘自己和文本主人公的真实一面，更直接的主旨呈现在极大程度上渗入阅读者亲历的现实事件中，让人无可避免地冥冥中对应起了现实社会的精神闪光。

二、神秘的地理叙事意象

光盘借助自身多年从事记者职业所得的社会经验和生命感悟，敏锐地捕捉到万物之间微妙的内部联系，将多元丰富的意象符号运用到小说叙事中，以寓言的方式将现实与艺术串联起来，赋予具象物质和人物以生命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在艺术层次的现实寓意，形成一个“物—实用表意符号—艺术表意符号”[4]的三联体，将叙事符号化作锋凛的剑，穿破悬挂在阅读者眼前、隔离了艺术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帘幕，神秘含蓄地直指现实社会本质的危机，隐秘地发出了真实的提问。

光盘的小说中，有两个贯穿始末的地理意象，沱巴和桂城，寄托着光盘无限的绮思和设想，他在访谈中毫不掩饰地谈及，他的文学之根沱巴和桂城遥相呼应，一些作品里城乡的两种地名同时出现，因为沱巴人来到了城市，而在城市生活的沱巴人回到了故乡。他时常以沱巴村来思考中国的乡村，以乡村来思考当下人的生活。光盘没有交代这些地方具体的地理位置，也不曾具体地描写过沱巴或者桂城一带的环境面貌，我们只是在《晨钟暮鼓》《长寿之城》《意外婚礼》《跳盘王》《抓捕路霸江自善》等多部作品中得知沱巴是一个乡村的面貌，依山傍水又生机勃勃，是热情纯朴的瑶族人民生长依赖的地方。而桂城是被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严重影响的现代化大都市，是无数人向往扎根的地方。这两个看似普通的地方，是光盘绝大部分小说故事的诞生地、阐释小说主旨的地域载体。

沱巴是光盘文学想象中被逃离又被怀念的中国乡村之缩影。沱巴村的村民深受外面世界的影响，光盘再现了底层乡村人民对城市那执着的向往和自毁式的“入城”经历。《美容秘方》中的沱巴人赵冬艳没有住房、没有归宿地只身一人来到桂城中，赵冬艳的爷爷住在沱巴村里，掌握着一个从城里传来的美容秘方，赵冬艳凭借这个美容秘方与桂城的贵妇钱太太签订了美容工作的合同。为了在城里站稳脚跟，赵冬艳不惜忍受钱太太的百般刁难，午夜梦回想起沱巴村安谧的生活却不免感慨。阴差阳错地接连受到钱太太死亡和钱先生穷追不舍的多重打击，赵冬艳最后以撕心裂肺的大喊结束了自己坎坷的命运。沱巴村自身也因城市文化的逐渐渗透，而发生着诡异的变化。钱先生那留在沱巴村里的舅公使用这个城里传进的美容秘方为自己丑陋的妻子美容，结果两任妻子都因此暴病而亡，钱太太也为美容秘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桂城让无数乡村人隔水遥望，是乡村人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之地，然而光盘将城市和乡村用去往城市的乡村人之命运连接起来，站在乡村的视角写城市生活、从城市心理出发写乡村情景，塑造了一个似梦非梦、光怪陆离的语境场域。光盘将自己对城乡二元矛盾的思考熔铸到这个独特的语境场域当中，形成了一个空间交错、文化异质的地域意象，乡村陋室前点着城市灯火、玻璃高楼上折映着湖光山色，同构异质的景象在小说中相互交错接触影响，作品中人文自然环境的面貌越发神秘虚幻。

沱巴同时也是光盘文学想象中瑶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圣洁之地。光盘作为瑶族作家，在融合多年的少数民族生活经验和深刻的文学想象后，他笔下的沱巴村因为身上镌刻的瑶族文化色彩而变得更加神秘。《跳盘王》中再现了沱巴山区的跳盘王习俗，还原了瑶族日常生活中带着信仰崇拜的民族生活景象。小说对跳盘王民俗活动中的音乐、舞蹈动作、从事者身份认定的规矩等方面作了极尽详细的描写和刻画，很好地展示了瑶族的民族性的一面。然而，随着时代的冲击和外来文化的渗透，沱巴村的村民开始走向村外，“跳盘王”开始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展示意味更为浓重的“盘王节”开始代替“跳盘王”，瑶族的民族文化出现生存方面的问题。光盘通过自己对民族文化冲突的感知，把融合了村外快捷生活理念的旅游性纪念节日和充满了瑶民质朴生活理念的还愿习俗相互对立起来，形成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强烈对立，让原本就神秘的沱巴村又再添迷幻色彩。而对如何传承瑶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等现实问题的发问，则随阅读活动自然出现了。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5]因为符号自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以及文学创作者创作活动的主观个体性，文学作品中叙事意象的艺术表征与作家主观创作时指示的实际对象往往不能清晰地联系起来，这使得叙事意象的真实内涵具有了神秘的色彩；出于对社会问题和实际现象的深刻思考，光盘不刻意塑造小说典型，而将自己对生命和现实的实际思考糅杂进地理叙事符号中，让这些贯穿在小说作品中的地理叙事符号充满了神秘委婉的魅力，吸引诱导着读者向着经验世界深入思考、大胆联想。

借助沱巴村和桂城意象符号，光盘大幅转换相同时代环境中不同的地理空间及其人文精神内涵，将其隐藏在符号声音形象的表面之下，隐秘地反映出当下正在外扩的瑶民族文化及乡村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反映了小说作品中他那民族乡村的“城市化”、城市人逃离又回望纯净乡村二者碰撞的文学想象。

三、奇崛的情节叙事技巧

光盘从事媒体记者职业多年，常年与新鲜事物和怪诞新闻打交道，内心活跃着一个始终对出奇新巧之物抱有极大热忱的创作自我，这样的活泼奇特的执行作者身上集合了所有与奇特相关的价值内涵，通过文学创作活动投射到作品当中，在情节方面独特的叙事技巧颇具代表性。光盘的小说能给人以曲折起伏、大开大合的阅读观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情节上破除陈规的叙事技巧。光盘的叙事技巧妙而有味，往往能另辟蹊径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为他的小说蒙上一层鲜丽的艺术纱巾，颇具奇崛色彩。

光盘尤其擅长为小说情节制造别样的悬念，“设置悬念的时候，作者会把故事的谜底有意识地泄露给读者，只瞒着故事中的人物”[6]。中篇小说《妻子说》泄露谜底的方式很特别，在每一段故事情节开始前以小标题的形式预先告诉读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开头就以“妻子说，我将在你离开的那一瞬间故去”[7]告诉读者，这一个故事情节中小说中某人物的妻子会在某人离开的一瞬间死亡，然而是谁的妻子、谁要离开、妻子怎么死亡的之类的过程细节只能依靠读者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寻找填补。读者揣着疑问阅读后得知，包工头唐小军的妻子，在唐小军守候多天后短暂离开病房去休息的空档，因尿毒症不治身亡了。之后发生的故事情节无一例外也都受这样一个昭示着情节结局的小标题统辖着，当唐小军因无力支付运尸车的费用、决定亲自运送妻子去火葬场的时候，阅读者同样提前知道了唐小军无法成功火化妻子的结局，但仍然要备受煎熬地看着唐小军为了火葬费用而焦急崩溃、卑微地对守门人做无用的乞求以及被火葬工人无情扣留，最终走向既定的失败结局。光盘巧妙运用独特的悬念叙事，为阅读者营造一个紧张牵挂的阅读氛围，以此来增强阅读的审美感受。光盘制造悬念叙事的方式不一而足，在《柔软的刀子》一文中借助第一人称叙事的有限视野隐瞒甚至制造虚假的破题关键要素；在《野人劫》中一开始即揭露野人身份却不一锤定音，在亲情和事业两条线索的进展中逐渐揭露真相；《眼底影像还原仪之研究》中列举数个成功破案的刑事案件，却不直接归功于眼底影像还原仪，引起读者探究仪器的真实作用；等等。光盘运用花样百出的悬念叙事将读者的心情牢牢掌握在起承转合的波澜壮阔之间，建设起故事情节与读者之间的延时机制，又在阅读者和文本人物之间支起一块单向的透明玻璃，打破常规的流线叙事后一步步提高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除了巧妙地运用悬念叙事外，光盘还别出心裁地在“人物叙事情境”中揭示情节真相。“叙事情境”分为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以及人物叙事情境，可以用来阐释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篇小说《雨杀芭蕉》有两个主角，雨和芭蕉。他们二人作为贸易竞争对手在关系上水火不容、吵闹不断。终于两个人矛盾升级，雨扬言要杀了芭蕉，然而无论雨以什么方式进行威胁，芭蕉都毫发无损。然而芭蕉在一个夜里突然被砍伤了，重伤住院。经调查后最有可能伤害芭蕉的雨最先被洗脱嫌疑，究竟是谁想杀芭蕉、芭蕉是怎么被砍伤的，就此演变为整个故事中最核心的问题。借助着洗脱嫌疑的自由身，雨就从一个被叙述者转变成为反映者，他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与他认为的谋杀嫌疑人一一进行对话，并通过描写第三人称之对话的方式，用内聚焦视角表达出对谋杀芭蕉的事情真相的各种可能的揣测。不同于其他两种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不仅很少被运用到常规写作中，且其中“叙述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这个反映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感受、观察、思考，但却不像一个叙述者那样对读者讲话，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的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其它人物和事件”[8]。雨作为反映者，首先怀疑另一个竞争对手白继杰：“我分析过了，你才是砍伤芭蕉的凶手。你对我们俩的摊点早就垂涎三尺……你发现让我和芭蕉互相残杀已经无望，就趁我醉酒砍了芭蕉然后栽赃。”[9]白继杰没有过分地反驳，雨头头是道的分析几乎让读者就此相信白继杰就是真正谋杀芭蕉的凶手了。然而雨的分析还没有停止，他又凭着自我经验怀疑芭蕉的妻子是谋杀芭蕉的凶手，认为芭蕉妻子因为移情别恋要与芭蕉离婚。在雨继而开始与芭蕉对话，并合理怀疑芭蕉是自我摧残时，读者已经在真相迷雾中迷失了方向，白继杰的反驳、妻子的追问和芭蕉的无奈，都无法阻止读者将信将疑于雨作为反映者提出的多种真相阐释，从而从芭蕉被谁谋杀的疑问中抽身出来，开始感受小说叙事发展的层叠趣味，对小说主题进行探索思考，由此获得奇趣饱满的阅读体验。这正是光盘叙事技巧的诡奇之处，人物叙事情境具有受反映者性格支配、采用内部聚焦和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特点，光盘借助这些特点，以无所不知的姿态直接在读者面前摊开一幅包罗万象的真相画卷，看似更直截了当地对故事情节的真相进行了阐释，实则让真相更加难以捕捉、多元兼能，使单纯的故事情节指向人性莫测的现实社会成为可能。

与《雨杀芭蕉》相比，《走完所有的入口》则更复杂。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我”在报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十年前报道过赵弦铎拾金不昧的正义行为，如今老马来告诉“我”那场拾金不昧只是一场作假的演出。于是，赵弦铎、老马以及与事件相关的妇女等人都和“我”进行了对话，试图揭开一场拾金不昧行为的真相。“我”就像一个传递对话内容的打字机，看着老马气急败坏地陈述赵弦铎买通自己的过程，看着赵弦铎四两拨千斤地反咬老马信口雌黄。老马和赵弦铎作为陈述真相的反映人物，他们性格的主观个体性使得拾金不昧的真相有了多种可能的推测，拾金不昧究竟怎么发生的变得更扑朔迷离。在与“我”的对话中，老马和赵弦铎各自的内部聚焦更便于反映者收集老马宣称他获得的3000元佣金、赵弦铎说没有理由造假的自白等尽可能多的叙事材料。而在“我”见证下的第三人称叙述则使得叙事活动更加新奇灵活。老马小本生意的潦倒可能迫使他撒谎敲诈，而赵弦铎每个升职的当口都有一件英雄行为被报道是否过于巧合，二人对峙的每个细节和疑惑都能在“我”没有主观注意到的情况下被呈现出来。在多角度步步紧逼的陈述中，针锋相对的张力扭曲起来，形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凹凸不平的情节场，人物各执一词所留下的文本空白点，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我”的行为无意填补。光盘以视角的限制和多方位填补的人物叙事情境技巧实现了小说奇特的文学艺术。

“人物叙事情境”的叙事手段让光盘随心涂抹起情节真相来更加灵活自由，他想引导阅读者来思考的一切可能，都可以借用存身于文本却思考在现实世界的叙事情境来实现。揭露真相的叙事内容与灵活高能的人物叙事情境结合起来，实属光盘独具匠心，这也为小说作品蒙上了一层另辟蹊径、艳丽生动的诡谲色彩。

四、结语

光盘的小说结构独特，运用别具匠心的叙事符号和叙事技巧竖起了一张诡谲的镜面，隐秘含蓄地在文学世界中照射现实社会，在文本内容中追问并探索自然与人性、历史与现实多种二元属性的关系，利用奇特诡谲的风格揭露了隐秘的社会现象。这样特殊生动的叙述风格不仅因为光盘从事记者职业多年，体验过基层现实的苦烈生活而形成，更来自光盘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性本身的深入思考。光盘用这样冲突、诡奇的形式书写文学，表达了人物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愤懑，展示了社会挣扎生命的嘶吼，也实现了自己追问答案的文学想象。光盘在访谈中谈及，“突破”一直是他在思考的问题，而且也在不断地尝试去突破他的写作局限和题材视野，不断尝试着寻找一个文学艺术、现实话题和说理方法三者之间的最佳契合法。这体现了他作为八桂文学“后三剑客”之一的气魄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