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相和曲《东光》版本变异析疑

（贺州日报社，广西 贺州 542800）

一、相和曲《东光》诗版本流变

汉乐府民歌《东光》，最早收录于南朝梁时史学家、文学家沈约所著《宋书·志第十一乐三》，原题为《东光乎》，旁附注“古词”。全诗原文为：“东光乎！仓梧何不乎？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蚤行多悲伤。”①见互联网《国学经典》《国学导航》沈约《宋书·志第二十一乐三》《东光乎》。

此后，大约过了600年左右，北宋编纂家郭茂倩辑录的一部自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乐府诗集》问世，在这部收集5000余首被后人视为最权威歌谣专辑中，其中卷二十七“相和歌辞·相和曲中”收入《东光乎》这首诗，题目则改为《东光》二字，诗题下有注：“《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云：‘东光旧但有弦无音，宋识造其声歌。’”在诗后又有注：“右一曲，魏、晋乐所奏。”②见互联网《国学经典》《中国古籍全录》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七“相和歌辞·相和曲中”《东光》。该版本开始出现将“东光乎”的两个“乎”字变为“平”字，其余诗句文字不变。可见，“乎”改为“平”及诗题版本之变，由宋人郭茂倩始。

之后，元朝左克明编纂《古乐府》卷四收录《东光》诗，均按郭本将两“乎”字改为“平”字，并改郭本两“仓”字为“苍”、“蚤”字为“早”。诗题下则按沈约本标“古词”，附注：“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云，《东光》旧但无音，宋识造其歌声。”③见互联网《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元左克明《古乐府》卷四“相和曲歌辞”《东光》。

至明朝嘉靖年间，有两位编纂家冯惟讷和梅鼎祚分别编纂《古诗纪》和《古乐苑》。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六之“汉乐府第六古辞相和曲”收录《东光》诗时，诗句仍以沈约“东光乎”为版本，说明他认同沈约版本为正本，但在“乎”字后加注：“一作平，下同。”④见互联网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六汉第六乐府古辞相和曲《东光》。此明确另有版本两“乎”字作“平”字。梅鼎祚编纂的《古乐苑》卷十四“相和歌辞”收入《东光》诗则与郭茂倩版本相同，但在诗末加注：“‘平’书作‘乎’，平、粮叶韵，疑‘平’是右一曲魏晋乐所奏。”①见互联网《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梅鼎祚《古乐苑》卷十四“相和歌辞”《东光》。

到了清朝，丁绍仪撰辑的《全汉诗》卷九将《东光》诗收录于“乐府古辞·相和歌·相和曲”部，诗句两“乎”字均作“平”②见互联网《中华古籍全录》丁绍仪《全汉诗》卷九“乐府古辞·相和歌辞·相和曲”《东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古文学史专家、教授逯钦立辑校出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注明《东光》诗：“‘平’字《乐府》作‘乎’，疑误。”③见互联网《中文百科在线》逯钦立辑校《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东光》。也即说明逯钦立认同“平”字为正确。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乐府诗集》按宋人郭茂倩本，所载《东光》诗均按“平”字版本收录，但注明：据左克明《古乐府》卷四以及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改“乎”作“平”，改“仓”作“苍”[1]。

上述列举收录《东光》一诗的书籍，均为历代最具权威最有代表性的版本。由此可见《东光》诗由“乎”到“平”的流变过程以及出现潜在置疑的保留并存。明显看出，自宋人郭茂倩版本之后，诸多编纂者及出版家虽为存疑，却由于得不到疑点解结，也只能因袭前版本的认同偏向，在留置存疑中以改“乎”作“平”为正确。

《东光》这首民歌为何出现“乎”“平”之变？二者版本究竟谁对谁错？近年，有研究者周坊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刊发《汉乐府相和曲〈东光〉试解》一文，提出必须首先弄清楚“东光”一词和两“平”字的含义；又必须弄清楚两字究竟是作“平”还是作“乎”，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周文把“东光”释为汉代所属渤海郡（今河北沧州市）的东光县，把“东光”与“苍梧”地名相对应。因苍梧有苍梧王赵光，东光县有东越王余善，认为：“‘光’是苍梧王赵光之名，‘东光’其义是‘东方的赵光’，指的是东越王余善。‘平’是‘和好’的意思。‘苍梧’是苍梧王赵光的借代。‘东光平，苍梧何不平’的言外之意是说：余善与汉和好，为什么赵光不与汉和好呢？”[2]周文以此解释肯定了以“平”字为正确版本。

继周文之后，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柯利刚在《名作欣赏》发表《〈东光〉本事由来考》一文，不赞成周文把“东光平，苍梧何不平”句解释为“余善与汉和好，为什么赵光不与汉和好呢？”而认为：“‘东光’所指并非余善，而是汉时的东光县，句中的‘苍梧’也是一个地名即后来的苍梧郡。之所以把两个地名并举，是两者之间有巨大共同点和鲜明不同点，共同都临近海洋，东光临渤海，苍梧临南海。不同是一个安定，一个战事激烈，安定和平的是东光，战事激烈的是苍梧。”[3]柯文释“平”字为“安定和平”，即同样认为“平”字为正确版本。

十分明显，除南朝梁时沈约《宋书》收入《东光》诗“乎”字版本之后，后续编纂家自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始，收入《东光》诗的历代诸多版本均出现“乎”“平”两字置疑并存，在置疑中基本逐渐偏向认同以“平”字为正确。但究竟孰是孰非？“乎”“平”字形极近，正所谓失之厘毫差之千里，只要肯定其中之一，都会完全改变这首诗歌的注解和内涵，二者谁属谬误？能否廓清？本文提出如下一些探讨意见。

二、《东光》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作者归属地问题

《东光》诗产生的背景，在于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四月汉武帝刘彻派遣将军路博德、杨仆及南越国举义归汉的三位列侯统率十万大军讨伐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的一场战争。战争历经一年结束，南越王国土崩瓦解，原本臣属于南越国的苍梧（今梧州）王赵光降汉。大汉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岭南设置包括苍梧郡在内的九个郡，自此岭南归于大一统的汉朝天下。《东光》诗就是这场战争背景下的产物。当时，汉军分五路兵力进入岭南，会合攻打南越国都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其中，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统领，从湖南桂阳入广东连州沿连江水系出珠江抵番禺；二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统领，从江西南昌沿赣江支流渡浈水入越（粤）下珠江抵番禺；三、四路军由南越国举义归汉受封侯的郑严、田甲将兵，从湖南零陵溯湘江入桂沿漓江（桂江）抵苍梧（梧州）下番禺；五路军由一名叫何遗的南越国投奔汉朝被封为驰义侯的将领统率四川罪人及贵州兵，从牂柯江（今北盘江）沿珠江水系下苍梧（今梧州）抵番禺。汉军进军的路线，三、四、五路军都经苍梧沿西江（珠江水系梧州江段）顺流抵番禺。但适遇五路军发兵受阻于滇境内未能东下苍梧，苍梧也遭受两路大军压境，而且汉军要首先攻下据守苍梧王城的赵光所部南越国军，可想而知，当时战争驻军状态，苍梧老百姓要为战争献出多少粮食和付出多大苦难代价。

《东光》民歌主旨围绕粮食而作，虽然仅一句“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却是这首诗歌的“诗眼”。“诗眼”将前后诗句串联起来，表达苍梧百姓厌恶战争，反对战乱的情绪并夹杂着对那些被远征而来忍饥受饿行军打仗的汉军“游荡子”的怜悯和同情。歌词译文是：东边天亮了吗？苍梧为什么天不亮？苍梧只剩下陈腐的粟子了，无益作为你们的军粮。你们都是被远征而来的散兵游卒，让你们忍饥受饿满怀悲伤早早离开这地方吧！“无益”和“早行”两词是双关语，隐含着即使是腐烂变质的粟子，让你们吃饱了也没什么好处。从诗歌的语言口吻、事叙情景及情感宣泄来看，应为当时设身处地感受战争状况的苍梧百姓所作。而且，创作时间应在战争的这一年，正如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不会在战争事态时过境迁之后再创作这首歌谣。

为何说这首民歌为苍梧百姓创作呢？苍梧为古粤语地区，即今梧州及广东一带流行的方言白话。已有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苍梧（今梧州）是粤语发祥地[4]。粤语今已列入世界公认的语种之一。首句“东光乎？”“东光”乃主谓词组，“东”指“东方、东边”，“光”谓天亮。“东光”，就是粤语“东边光亮”的意思，梧州一带至今流行口语表达天亮都说“天光”，如“天光啦！”“天未光。”“天光了，快起床！”只有以普通话交流时才会说“天亮”。苍梧为丘陵群山地貌，重山环抱，山气垂阴多湿，天亮以东山头透出阳光为明显标志，太阳不露，山色则阴晦，“东光”一词，实为确切表达早晨东方发白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或许会有质疑以当今流行的苍梧粤语词汇解释两千多年前“东光”一词可否为据？不妨再举上古一“卜”字为例：苍梧粤语询问“你去边卜？”普通话即“你去哪里？”或“你去什么地方？”粤语“边卜”之意，“边”指周边可无限扩展的地域。“卜”指所往的具体落脚点或目的地。“卜”字源于商周流行“占卜”而创造的象形字和形声字，从甲骨文变化使用至今不少于三千年。古人占卜时将甲骨烧裂，看裂纹的走向变化来预测判断即将发生的事态或行为，“卜”字的一竖表示裂纹线，一点表示裂纹上显示卜象的位置，占卜师点击那位置给占卜对象解释所占得结果，被点击位置发出“卜卜”的声音。苍梧粤语的“卜”字发音，至今保留模拟占卜敲击发出的原声，读bok1，普通话则变声读为bǔ，并没保留原发声音。“边卜”粤语同义词有“边度”“边哋”，均表示指代“卜”点方位的疑问。“度”含度数、限度、程度，表示具体点面。苍梧粤语以“卜”字构成词语还有“个卜儿”（这儿）、“亚卜儿”（那儿）、“在卜”（在这）、“去卜”（去哪里？）等，“卜”字在苍梧粤语中明显被作为代词“这儿、那儿”使用，普通话除作动词、名词及姓氏使用外，没有作代词这种用法。这一特点，是粤语表意保留了占卜行为动作示意状态及原始发音状态，足以说明苍梧粤语流传历史的悠久。由此可知，“东光”为苍梧粤语“东边光亮”的表意，这就不能因为恰巧有个苍梧王赵光，而将“光”字解释为指代苍梧王或借指东越王这些相关人物，更不是指东光县地名。

此外，诗末句的“早行”一词，也是苍梧地域习惯的粤语表述，即“清早行路”“一早起行”的缩语。苍梧地域粤语凡指走路步行只说“行路”，如问：“你坐车还是行路来？”或问：主人不在家？答曰“刚行出去了。”自汉乐府民歌流传之后的唐宋间，出现一些诗人以《早行》这个词作为诗题的多首诗词，实出于《东光》这首苍梧民歌传世之后，才被用为表达“一早起行”诗意抒怀的词汇。“苍梧多腐粟”句中的“多”字，也是苍梧粤语的特殊用法，它有别于普通话“多”与“少”二字各含明确的表意。苍梧粤语“多”则是普通话“剩下”的同义词，如“多几多？”意为多出多少？也即剩下多少？此外，还可从被收入汉乐府民歌集中仅有几首苍梧歌谣如《陈临歌》也有明显以粤语词汇表述的特点。而且，在乐府诗集中，都可以找到其他不同地域方言俗语入诗的例证。中国是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语言繁杂的国家，以地域方言俗语带入诗文创作，自古至今并不罕见。

前述提及周、柯两位学者的研究文章，两人均引前人观点并包括其本人在内，对《东光》诗的作者有多种推断：或为南征汉军将士所作；或为苍梧部族百姓所作；甚至是汉武帝为久而未克南越国所作，但都找不到确凿证据。本文依据上述论证分析，认为《东光》诗乃地地道道的苍梧民歌，实为苍梧百姓所创作，但早已佚名，故沈约收录时注“古辞”。

因此，“东光”一词，实非指地名东光县，如其说：“东光县有个东越王余善跟汉武帝和好，而这边苍梧王不与汉武帝和好。”或说：“东光县能够平安稳定，为什么苍梧不能平安稳定？”二者解释并不符合这首民歌创作时的历史事实，理由是：东光县地处华北平原冀东南部，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始置东光县，时属幽州渤海郡；而深琐于五岭心腹地带的苍梧（今广西梧州市）与东光县两地相去千里之遥。而且，所举述当时两地两位相关人物的事件也同时处在异地发生时，两地彼此遥不相见，听而不闻，信息不通。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创作这首民谣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地处五岭蛮方、视听闭塞的苍梧之民，实难知道五岭之外有个东光县以及东越王余善其人其事且属何性质，也就不太可能在自己创作的民歌中远借东越王来讽议苍梧王赵光，他们并无理由用远距千里之外的东光县来说事。这一定程度上证明是后来的编撰家和研究者借已经成书史籍之定评记载才得以引经据典阐发出来的。何况，史述东越王余善还是个野心人物，他不甘心受制于汉朝，但又想讨好汉朝，请求以八千兵力援助汉军讨伐南越国，暗里却又与南越国通风报信。余善虽名为出兵，然而兵至揭阳却以海上大风巨浪为借口按兵不动，以待汉军失利而作举动。但南越国很快破灭，汉军本想一举歼灭余善，但汉武帝担心军士疲劳而制止，只命汉军屯守大庾岭。余善刻“武帝”印自立为皇帝，并口出狂言要吞汉，封了驺力等几员将领为“吞汉将军”，此事《史记》和《汉书》俱载①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收复岭南在苍梧设置苍梧郡这一年，东越王余善也被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横海将军韩说领兵剿灭了。既如此，何以有“余善跟汉武帝和好”或“东光县平安稳定”的诗句中“平”字之释义呢？

三、“乎”“平”之变出于《乐府诗集》笔误

显然，《东光》诗由于后续编撰者誊抄的笔误，将表示疑问的助词“乎”误变为含有具体意涵的动词“平”，由于忽略或不熟悉“东光”这个粤语方言词语所表达的意义，再因句中“苍梧”与“东光”地名恰巧构成对应，导致诗句表意变化而形成“乎”变“平”的合理性。不然，如果认可表疑问的“乎”字，那么，诗句“东光（县）吗？苍梧（国）何不吗？”无论将“乎”字译作任何一个感叹助词，都令人无法理解诗句意思的表达，也无法转承贯通下接的诗句。只有作为动词“平”，诗句变为“东光县平了，苍梧国为何不平？”才可以理解并能够与后面诗句意思衔接贯通。由此可见，“乎”“平”两字的误变，导致后人误入一个连环怪圈或迂回曲折的迷宫之中，让人徘徊于“东光”和“苍梧”两地道途遥远烟笼雾罩的迷谷，甚至让那些颇有名位的编撰家和研究者也坠于其中。例如，古文学史专家逯钦立在他辑校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对《东光》所加按语注释中，几乎把全诗变得更加面目全非。且看：“逯按：‘平’字《乐府》作‘乎’，疑误。‘仓’，《诗纪》作‘苍’，非。歌中‘光’、‘梧’皆是声字，无义。似原作‘东平仓，何不平？仓多腐粟，无益诸军粮云云。’”②见互联网《中文百科在线》逯钦立辑校《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东光》。这岂不把整首诗注释、分解得更加令人糊涂吗？逯钦立先生曾就教于当时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而广西大学正是由马君武先生创立于苍梧所在地梧州市后因故迁往桂林不久，逯钦立先生自然是知道有“苍梧”这个地名的。逯先生作为尤其精通汉魏六朝文学史的专家，或许正是鉴于前人前著对这首《东光》民歌“乎”“平”二字置疑并存纠缠不清，才试图另辟蹊径作出诠释，但是，他最终也深陷于无法弄清其所以然的怪圈之中。若按逯先生注释歌中“光”“梧”皆为声字，无义，那这首民歌就更加令人无法读懂了。

自北宋编撰家郭茂倩将“乎”字误笔为“平”之后，后续编著者几乎皆以“平”为正本，这绝非出于众皆指鹿为马而附和之，实乃只知道“东光”为地名而不知其为粤语表意词汇之故，由此导致“乎”“平”两字孰是孰非置疑并存几近千年而悬疑未决。

然而，这悬疑其实就潜在于北宋郭茂倩编纂《乐府民歌》专集时，或出于抄写时笔误，或由于刻版者误断，或审校者也误读，竟无意间将《东光》原诗的“乎”字误变为“平”字。这一判断依据是，自南朝沈约《宋书》“乐志”收入《东光》之后，到北宋间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专集，中间跨越历史时间近600年左右，沈约《宋书》于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修成，郭茂倩《乐府诗集》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左右成书，在两书相距近6个世纪之间，不可能没有其他任何版本的乐府民歌诗集流传，但是，这中间，却并无史籍记载发生过对《东光》诗“乎”“平”两字的研究和争议的现象，未见任何史籍资料留下关于这首民歌“乎”“平”两字产生分歧的证据，这600年间的平静和空白，说明一直在保留着如沈约《宋书》版本中《东光》诗“乎”字为正本的传世。更可充分证明郭茂倩《乐府诗集》为无意疏忽将“乎”字错为“平”字的依据是，若郭本出于更正前书错误或另据别本校正，如此重要的变动必须作出交代，因为改“乎”为“平”字自其版本始，而郭本却没有加以说明。而因郭本改“平”步其后的各家版本，都将“乎”“平”之变加以附注。但明显之处是，郭本在《东光》诗题下及诗后均有附注，却唯独没有加注“乎”字改“平”字的原因和理由。这就充分说明郭本并非有意出于勘误而改“乎”作“平”，而是在无意中埋下“乎”变“平”字之错误。

四、以《东光》诗的押韵论证“乎”“平”对错问题

因“乎”字误变为“平”，认为以“平”字为正版的观点，强调了“平”字与诗歌后句的“粮”“伤”押韵。这观点首先在明人梅鼎祚编撰《古乐府》对《东光》诗所作附注中体现：“‘平’书作‘乎’，‘平’、‘粮’叶韵，疑‘平’是右一曲魏晋乐所奏。”[5]之后，清人朱嘉征编著《乐府广序》，也肯定了“平”字版本，认为“平、粮、伤”字押韵正确，并判断此诗为“汉武帝征南越久未下而作”[6]。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版的逯钦立所著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东光》诗附注也强调：“汉人阳庚为韵，故‘平’与‘粮’‘伤’叶”①见互联网《中文百科在线》逯钦立辑校《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东光》。，认定其押韵正确。而近些年周坊、柯利刚两位学者也在其撰文中支持以音韵论证的观点，赞同“平”字押韵，故柯文认为“应以左氏版本为准确”[7]。

然而，本文认为，认定以押韵改“乎”为“平”正确的观点，其依据并不充分。押韵虽然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产生的早期已被广泛运用，押韵实际形成于口头语言发音同韵的流畅易记而变为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但是，像《诗经》和《汉乐府民歌》这两部大量来自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其实它的表现形式大多自由不拘，创作手法也多服从于不同诗歌内容所需，其中，形式明显分为几类：（1）整首诗押韵的；（2）整首诗不用韵的；（3）同一首诗随转意而换韵的。此特举不用韵的如乐府民歌《白云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8]其余不赘。而《东光》诗明显应属于换韵的类型。若认为以“平、粮、伤”押韵来判断《东光》诗版本将“乎”改“平”为正确，恰巧，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将《东光》两“乎”字版本诗收入《宋书》的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正是一个精通音律、严格强调声韵入诗的文坛领袖，并且是首创平、上、去、入四声八病之说而影响后来声韵发展的人。既为修史家，沈约不可能不了解前史涉及东光县和东越王余善以及苍梧王赵光的史事。既为音律精通者，沈约为什么不纠正《东光》诗“乎”字的错韵呢？这只能充分地说明，沈约编纂收入“乎”字版本的《东光》诗才是唯一的正本，而自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脱变为“平”字的版本是错误的，而将“乎”“平”两字保留置疑并存出版的后续版本则因为未能弄清楚其错误之所在。

综上，《东光》民歌“乎”“平”两字孰是孰非悬疑几近千年之久，应咎于宋人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将“乎”误变为“平”字而成书所致。且郭本成书后，被世人尊为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又因诗歌数量多而庞杂，后人也难于从不同角度对每一首诗歌进行翔实的校勘研辨，故潜留错误悬疑在所难免。然而，由于《东光》诗蕴含的文学、史学、民族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经典可鉴意义，却不断地被引入教材课件或史学、文学等学科作为学术研究标本，长期导致注释各异，观点不一，分歧很大，因此，极有必要予以澄清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