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逻辑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曾系统讨论了经济全球化问题，甚至被认为是系统阐释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本文通过切入历时性的文本梳理，目的在于挖掘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与其整体思想进程中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历史三条逻辑线索及其相关逻辑之点展开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脉络与图景。

一、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经济全球化认识

马克思早年步入社会时对火热社会现实的分析还保留有黑格尔哲学的理性色彩，但当他在现实难题的困顿中去求诸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时却发现了国家的孱弱，由此不得不重新考量国家理性，在解决理论任务的推进下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马克思把握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第一次关注“世界历史”①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历史”，是因为这部笔记内容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涉及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等诸多典型国家尤其是欧洲封建制国家的历史事件与演变。，出乎意料地从关注政治到发现“所有制”“地产”“财产”等相关问题在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评述中，马克思明确批评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主谓颠倒错误，直接为当时正在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供了观点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沿着这一线索马克思开始去探究政治国家在保障个人利益方面的不理性之因。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不代表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应该到市民社会中去求解。到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正式切入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如何破解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经济学思考，得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但具体的实现路径马克思还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认识水平上，以感性直观如工业心理学①工业心理学是费尔巴哈的话语。马克思在此是想说明：绝对精神不能确认“对象化”，因为它以冷冰冰的辩证逻辑去看待私有财产、工业这些经济学内容，从而就无法消除人的异化，因此必须诉诸费尔巴哈人的“感性”。但是，即便通过人本主义的颠倒，异化也不是说是在心理观念中就能得到消除的。来确证人的本质。随着对市民社会理解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步完成对旧哲学的清算。《神圣家族》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出发去认证“历史的发源地”，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思辨与神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由崇拜走向批判，马克思在这里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与一切旧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德意志意识形态》则首次对新世界观作了深入探讨和阐发，从“现实的人”出发，对物质生产实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基本作出了全面把握，从而把人的解放诉诸普遍交往中对生产力的全面占有上。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进入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阈呢？经济全球化，作为最能表征世界历史的铁的历史事实，我们并非理所当然地就知其所来，它能被我们一步步加以阐释，首先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而唯物史观也正是在对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的诠释中得以建立起来。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黑格尔的自由理性、绝对精神作为外化世界的根源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作天然性、永恒性辩护，但也因此陷入了历史神秘主义的理性深渊。从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从理性国家出发，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围绕着“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国家展开考察，这为他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对各个国家发展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非理性”的经济决定物具有重要意义。进而，马克思落脚到市民社会的尘世中，通过异化劳动及其扬弃、通过对象化颠倒，发展出生产力、生产关系两大线索，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不仅解开了一开始关于“理性国家不理性”的疑惑，而且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出了科学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人的本质、交往、异化劳动、货币、所有制、分工、工场、大工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等的相关分析，我们也因此初步看到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第一，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动力来看。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宣扬的精神统治，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相关范畴来论证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基础。起初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工业动产来论证。马克思将工业发展作为一种“动产”来看待，认为动产把世界连成一体，而地产（封建地产）则带有地方政治偏见，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与工业动产密不可分。工业动产所创造的私人财富相比以往封建地产所创造的财富来说，它们能以最为普遍的形式建立起历史发展的世界性联系，这不同于以往各国之间以政治军事力量实现统合的世界历史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当的篇幅中，从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具体分工视角中论述了分工发展推动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重要作用，从生产力的一般视角中论述了世界交往对保存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全球化的面相更明确地显现出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唯物史观一经创立，马克思就把它运用到了日后所有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中，《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全球化的阐发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经济学的意味。就动力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较多地以大工业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力量，但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也开始较多地把“资产阶级”与世界市场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这就表明他们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就已经在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上分析经济全球化了。

第二，从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走向来看。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资本主义天然性、永恒性的辩护，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时诉诸共产主义。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因此是对人的本质的合乎人性的复归，不过并不能因此否定私有财产的历史贡献。因为人要想占有自己的本质，就要在异化劳动中首先肯定私有财产，这样才能在非人性的顶点不断累积“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3]，然后使私有财产成为人复归自身本质的基础和手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明确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只有在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为前提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从而现实的人才能在经验事实中逐步求得解放。这样经济全球化就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法国哲学家科尔纽对此给出了高度评价，“这种共产主义不是基于对未来社会的不切实际的展望，而是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历史辩证发展所作的分析”[4]。到了《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逻辑出发，论证了经济全球化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在全球层面的扩张使自身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扩张开来，造成世界意义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抗，进而推动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直至实现与私有制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向度来看。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对世界精神动力的强调中将英雄人物作为精神的代理人，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实践中，无产阶级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基于人性被剥夺将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寄托于无产阶级，到了《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的经济贫困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由于遭受着现代奴役、承担着不堪忍受的贫困，必然要以暴力革命反抗资产阶级，而暴力革命在阶级对抗达到最剧烈的程度时爆发，这种最剧烈的程度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造成的全球性的阶级对抗上。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资产阶级对产品生产和占有达到了“最后而又最完备”的程度，从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也达到了纯粹彻底、赤裸无情的程度。由于大工业给各国造成的境遇基本相同，因此这种剥削不仅激起各国无产阶级反抗本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社会革命，而且还能激起各国“联合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总起来看有两大特征。一是与对世界历史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这往往引起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与世界历史理论的混淆，把二者之间经常画起等号。二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多为现象描述，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的、直观的阐发十分明显，这往往引起学界将其作为马克思阐发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标志性且成熟性的作品。此一时期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批判、改造旧哲学进而创立他的哲学观，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分析中才可能产生，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诠释借助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来完成。当他在谈到世界市场、对外贸易、国际分工甚至经济危机时，往往归结在生产力、交往、分工等一般性的社会历史概念中，往往也以世界历史来作笼统性地概括。这样，尽管最终在方法论上颠覆了以往的错误认识，但就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事实来说，我们认为此一时期只是在世界历史视阈下呈现了一张经济全球化“是什么”的历史图景，基本解决了“知其所来”的问题，而诸多问题域的内在逻辑并不能得到充分说明，正因如此《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全球化的阐发并不能算作成熟。此时的马克思，也开始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创新并深入政治经济学内部，在此后的研究中将理论、现实、价值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进行了深刻阐释，有力地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使我们“明其所以”。

二、马克思在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全球化认识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就在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创立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6]。这种批判直接呈现着马克思本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建构。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就跟进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最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比研究了蒲鲁东、斯密、李嘉图的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实现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评了蒲鲁东自然的“劳动剩余”，从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角度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初步进行了分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劳动力认识，但对劳动商品范畴展开了探讨，以“创造力量”基本揭露了剥削实质——“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7]。这就把剩余价值的来源指向基本阐明了，基于此，马克思也分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必须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否则就会灭亡，雇佣劳动必须向资本家出卖“贵重的再生产力量”否则就得不到生活资料。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货币流通理论中从比较具体复杂的货币关系上升到比较抽象但又简单的价值关系范畴上。与此同时，基于李嘉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马克思区分了“得到报酬的劳动”和“生产的劳动”，实际上这就暗含着对劳动力商品和作为生产过程的劳动的区分即对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正因此，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8]。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货币信用理论入手，把价值、交换价值看作商品的内在要素，把货币看作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这样就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并阐释了“剩余价值”，建立起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与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从空想变为科学，而经济全球化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实现这一彻底转变的现实场域。

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直击要害。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由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建构，不只是在知识论层面上进行理论批判与理论解释，其理论旨趣在于对现实世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进而反思全人类的解放之路。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所诉诸的“是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是一种源自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自我扬弃”[9]。资本主义在16世纪左右几乎与世界历史作为“孪生子”同步而来，从这一时期开始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了，甚至开始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关于这些历史真实表象，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同于唯物史观创立之初多是对它们进行描述性概括，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研究聚焦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中，展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及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批判性解读，进而围绕“剩余价值”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从而透过殖民奴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世界经济危机等外在现象形成了资本批判视阈下的经济全球化认识。毋庸置疑，马克思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扩张的集中表现，但马克思同时也看到，全人类的解放内在地将长成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历史过程中。

第一，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经济危机互动关系中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十年间（1851.8—1861.2），结合着工作要求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经济危机成为马克思当时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印度和爱尔兰的文章中，马克思批判性地考察了英国对中国实施的鸦片战争行径、对印度进行的“改革”、对爱尔兰的民族奴役，揭露了英国政府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本质即在殖民主义中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此时继续发挥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观点，认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将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并相互促进，因此断言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的多”[10]。与此同时，马克思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为在他看来危机过后必定会引发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对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马克思观察到了英国工业生产时断时续的特点，而投机活动在工业、农业、信贷等领域的狂热则促使危机普遍扩散开来。英国由于同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英国工业以及它所受的震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扩大了”[11]。基于1856年普遍的投机倒把现象，马克思预言一场强烈程度和涉及范围都超过以往的世界工业危机即将到来。的确，1857年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对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从理论上作出概括，深刻地指出它“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12]。

第二，资本驱动中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曾公开宣布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六册计划”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公开宣布的“六册计划”之前，马克思曾在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作的“导言”中安排的是“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一开始安排研究计划时，就明确地把全球经济体系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来加以规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3]。在这六册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册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所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原理篇”后依然紧跟着的是“国际篇”，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方面都将越出国家的界限以最巨大的规模发展，都是“国际篇”这一总体的构成部分。不过在具体的写作中，马克思最终以“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利息”作为资本册中“资本一般”②的内容（这也是《资本论》的主体部分）呈现给了后人。从形式上来看，马克思把以往计划的“国际篇”内容省却了。对此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指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14]这就不仅表明了资本一般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了研究资本主义不能不考察国际分工、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尽管马克思此时认为只是需要概括地考察一下这些具体形式，但在资本一般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深刻地涉及很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相关上的诸多内容。因为对于资本的分析如果不展开到“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即对外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等内容中，就很难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出全面的认识与透彻的批判。因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将“纯粹”考察中的商品、货币等抽象范畴具体化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国际社会分工中的“中心”与“外围”、对对外贸易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关系、对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运用等，从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本质要求中进行了分析。

第三，导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中的经济全球化。英国著名学者梅扎罗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所有分析都是想联系第（4）点和第（5）点问题，以证明资本制度的结构性危机——他希望通过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对立来揭示这一危机——不可化解”[15]。这里的“第（4）点和第（5）点”指的是马克思“五篇结构”中的最后两点：“（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6]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在1856年《〈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论文》中，从股份公司发展的角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进行了初步描述，认为“这种联合的生产能力”即资本将“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与日俱增的雇佣工人”而越来越岌岌可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占有本质——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也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规律——资本集中，认识到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将导致：“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7]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运演也将造成：一方面是不断减少的垄断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另一方面是在资本联合下组织起来的备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及结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这就是矛盾所在：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但不能阻止的是，资本的垄断化发展越是达到最大化，就越是给自身造成前所未有的桎梏，而这种最大化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为继的世界市场上。在世界市场上，曾具有无上权力的可以“以一驭万”的资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将是“一不抵万”——资本主义的外壳将在经济全球化中被炸毁，以往被剥夺的生产者将在巨大的资本生产力文明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相比唯物史观创立初期对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描述，马克思深入具体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中后，把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与资本主义的运行历史地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机制，使我们在本质性中“明其所以”。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与自己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它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也因此，马克思往往被贴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标签，经济全球化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论调在当代似乎又找到了有力论据。事实上，这种论断在真实完整的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根据。马克思围绕西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展开批判，从对象倚重上看是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显然要容易研究些，从研究目的上看则要求揭示资本主义这一机体的经济运动规律尤其是其灭亡理路，而从论证结果来看，这一时期马克思显然在这一线索上通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现实发展逻辑为共产主义作了有力的政治经济学论证。由此看来，马克思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而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者，而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也只是基于现实发展形成的历史性逻辑而非永恒性主题。当然，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大历史线索上回到马克思整体的视野中来回应。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直到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就一直给予关注，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关切和对西欧历史经验的反思则超越、完善了自己以往的现代化认识，为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思其所往”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完善中的经济全球化认识

从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开始建构世界历史理论起，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就一直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随着对世界历史认识的深入，马克思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上延伸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的研究中。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和晚年分别形成了不同的世界历史思路，而晚年构想则在完善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给落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对“亚细亚”的初解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并阐释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认为这是比古典古代、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更为古老落后的公社，公社与土地天然同一，个人从属于公社，生产自给自足即便有剩余产品也只会淹没在共同体所有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8]从这里得知，马克思认为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进步将顺序经过资本主义曾经走过的那些时代，正如他后来在为《资本论》第一卷作序时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9]总体来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放在欧洲历史经验的普遍史观逻辑下，认为它将在解体崩溃中走向未来。

（二）对“亚细亚”的重释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更多实证材料而不是经验演绎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再判断，认为不能把它简单地作为人类社会第一时代的所有制形式。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至少是在原始社会，“氏族是基本组织，它既是社会体制的基础，也是社会体制的单位”[20]，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氏族的关系何在？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成员的财产多寡发生了分化，以往作为氏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被一种对抗关系所打破，于是氏族共同体走向瓦解。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处在氏族瓦解期形成的具有次生性质的不充分的公有制但又不典型的私有制，在东方它主要指印度公社、俄国公社等，在日耳曼主要指马尔克公社。公社作为原始社会末期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主要环节，它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只是由于一些先决条件如地缘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等原因，公社内含的公私二重性在发生过渡时，明显地仅仅发生在了西欧地区，而在东方这种变化并不明显。但这就足以说明，公私二重性对抗下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可能。

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1]。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公私二重性的认识，直接引起对现实俄国社会中不是以残存的微缩形式而是以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的农村公社未来发展的思考。马克思在回复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显露了现代化之路的多样性之思：“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22]显然马克思认为不能把他揭示的西欧普遍史观当作一把万能钥匙来到处套用。对于俄国农村公社来说，从外部来看它所处的时代环境是资本主义所开拓的现代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的机器、铁路、化学、轮船在世界各国之间铺展以服务于资本运作，而公社生产与机器工业在时代中并存，这实际上为公社的发展外在地提供了一个起步较高的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可能。因此，俄国有条件通过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运用到公社中来”[23]。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在政府的阴谋计划中，公社内部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寄生虫商业、地产、高利贷等搜刮的对象而濒临死亡。因此，从其内部来说必须首先消除各种破坏性影响，外部世界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才能促成“跨越”。

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方法论启示。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公社内部公私二重性在对抗中的力量变化及其所引致的历史现实，重要的是从方法论上来看，马克思在这里是想表明，俄国公社应该明确自己身在历史何处，抓住历史所能提供的最好机会，显然这个机会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此时改变了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亚细亚公社”解体必然性的世界历史思路，即落后国家在那种被动被迫地“野蛮服从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通过解体实现一种“历史进步”。现在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不必然地非得通过解体才能实现发展，置身资本主义所开拓的经济全球化场域中，它应该利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工业生产文明改造国内公社生产，从而在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的应对中将可能性推进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向上来，在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缩短和减轻自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分娩的痛苦。

①“六册计划”中的“资本册”，马克思又把它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四个分册，我们后来看到的《资本论》三卷则是在“资本一般”的内容基础上完善形成的。我们这里不去考究内容的具体取舍，关键是在大线索上明确马克思对资本的重视以及对“国际篇”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