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生存智慧与生态观

杨仪+曹洪刚

编者按：2014年12月20日，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来贵阳孔学堂开讲“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期间，本刊记者针对中国人如何妙用农历与节气来保证农民“不失农时”、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从古人的生态观念里汲取营养摒弃糟粕等问题对其进行采访。

农历与节气的妙用

当代贵州：历代中原王朝疆域辽阔，其农业区内部的地形、地貌和景观多样，不同地区间的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即使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难以用统一的模式管理和控制农业生产。古代先民是如何在没有今天天气预报的情况下，进行农业生产，“不失农时”？

葛剑雄：古代先民非常有智慧，发明了农历。中国传统农历的发明、完善和普及使农时的掌握变得简单易行，即使在边远偏僻地区的单独农户也能通过二十四节气做到“不失农时”。

中国的农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的夏朝，因而又被称为夏历。很多人误以为农历属阴历，它实际是一种阴阳混合历。一月就是月球环绕地球一圈，确定的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而一年的长度取决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位置，以12个月为一年的平均长度是354天或355天，比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要短。为了使阴历年与阳历年取得平衡，农历采用了加闰月的办法，即“十九年七闰”——每19年间有7年每年插入一个闰月。但由此带来了新的矛盾，闰年有13个月，一年长达383天或384天。

农时一般与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所处的位置有关，但即使每个农户都能拥有一本历本，也很难让他们根据日历来掌握农时或确定农业生产中的特殊时令。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历朝历代无不致力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包括如何使农民不误农时，于是还有一个更精准的划分——节气应运而生。

所谓节气，就是在一年中24个特定的日期，以此划分阳历年。节气以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为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形成了仲（中）春、仲（中）夏、仲（中）秋和仲（中）冬四个日子的名称，日历中有了固定位置。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到秦朝和西汉前期，形成了24个节气的名称，确定了它们在天文历法中的位置。公元前103年（西汉太初元年）邓平、落下闳等制定的《太初历》中已采用二十四节气，此后的历法一直沿用。

当代贵州：“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如同一枚石头扔进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它是如何做到一层一层向外扩散，协调农时的？

葛剑雄：是的，节气在中国古代获得了极其广泛的重视和运用。与节气相关或从节气产生的民谣、谚语、民歌、口诀、诗歌、绘画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诀窍和日常生活的经验。节气制度的确立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指导提供了便利，产生了更大的效益。

尽管节气的确定主要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与自然环境为基础，但只要根据本地的实践和经验在时间上略作调整，就能适应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在新年来到前，朝廷会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标明下一年24个节气的历书。从君主至基层官员，“劝农”的主要手段就是提醒或督促农民不误农时——按节气安排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直到20世纪初，根据节气安排农活还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基本准则。在绝大多数基层政府没有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和农业专家，农民基本都不通文字、属于个体小农家庭、与外界的来往极少的情况下，节气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日常生活所作的贡献是无可取代的。

水运保障首都粮食供给

当代贵州：历史上，中国的主要农业区集中在国土的东部（不包括东北）和中部。粮食生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粮食供给更是古代立都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历代的政治重心多位于北方，那古人是如何运用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

葛剑雄： 历代首都选址由长安—洛阳—开封—北京，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符合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要求，保障首都的粮食供给，水运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充分利用水运、必要时开掘运河成为历朝建都的前提。

从秦朝说起，秦朝的建立标志着首都咸阳正式成为这个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中心。咸阳及其周围地区需要迁入和保持数量庞大的官员、将士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员和平民。由于关中盆地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以及西北边境驻军的大量粮食需要，粮食的运输从一开始就成为秦朝面临的难题，由此产生的沉重负担最终成为激发民愤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将太行山以东地区所产粮食运至咸阳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有黄河及其支流、水道可以利用。只是整个运输过程都是溯流而上，三门峡天险更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西汉首都长安形式与咸阳无异，粮食保障也与秦朝采取的办法相同。但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大批移民的迁入，加上西北开疆拓土和安置移民的需求，尽管关中一直在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还在西北推广屯垦，但与激增的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东汉建都洛阳，此后经常有人建议应该迁回长安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原因之一就是洛阳更接近粮食产地，不仅水运距离缩短，而且可避免三门峡的天险。

当然，首都的确定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隋、唐的首都又回到长安，但仍以洛阳为东都。粮食供应又回到了西汉的态势，而且由于长安人口的增加和西北疆域的扩展而更加紧张。一旦关中粮食歉收，原来的供需平衡就会打破。为避免增加运输量的困难，皇帝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和关中百姓到洛阳“就食”，“东都”实际成为临时首都。

唐朝后期，北方和关中战乱不绝，天灾频仍，经济衰落，长安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南方。一旦江淮漕运受阻，就连皇帝都会陷于恐慌甚至绝望。唐末朱温逼朝廷东迁洛阳，固然是出于严密控制并最终篡位的目的，但从朱温称帝后定都于开封可以证明，水运的便利肯定是决定因素之一。果然，此后各朝的首都再未返回长安或洛阳。北宋仍以开封为首都，并且由于更接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地，水运更加便利，开封的繁荣程度超过以往的长安和洛阳。

当代贵州：今年12月12日，耗时11年建设与施工的南水北调工程正式通水，这其中一段连接了京杭大运河。而过去，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交流，发展了沿线经济，被认为是元朝政府的得意之作。您怎么看京杭大运河对元朝政权稳定的作用？

葛剑雄：也许大家会对修运河体现了先民智慧这样的说法抱有迟疑，我们来看看西方，西方文明古国历史悠久，走向衰落破败常常是因为首都陷落，缺粮被困。横向比较之后，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和忧患意识。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时尚未完全占据北方，但他深知南京偏离中国中心，不宜作为全国统一后的首都，因此一直在北方物色合适的地点。见西安残破不堪，难以恢复，他一度准备迁都开封，但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渠故道已经淤塞，其他河流也水浅量少，无法通航，不得不放弃。其时，在元朝已开通京杭运河的情况下，舍北京已别无选择。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在政治、军事上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不解决粮食供应，首都的功能和地位就无法维持。于是自1281年（至元十八年）起，先后开通济州河、会通河、坝河、通惠河，将原来隋朝绕道洛阳的运河改造成由北京经山东直达杭州的大运河，距离缩短了900多公里。明、清时期又多次进行局部改造，保证了首都和北部边境的粮食供应。元时漕运最高达334万石，明朝增至400万石。如果没有这条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

敬畏自然非“人定胜天”

当代贵州：近年来，贵州牢牢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我们怎样从古人的生态观念里汲取营养，摒弃糟粕？

葛剑雄：我们的先民敬畏自然，将生活、生产中遇到的特殊自然现象归结为天行、天意、天命，变恐惧为敬畏，约束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遵循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他们相信世间万物的存在皆出于天意，因而尽可能不改变它们荣枯兴衰的程序，不破坏它们间优胜劣汰的规则，客观上保护了自然和生态环境。在人口压力渐增、人地关系趋紧的情况下，他们养成了节俭的美德，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以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获得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在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时，他们一般会采取趋避的办法，如迁都、移民、改变交通路线、休耕弃耕等，而不是强调“人定胜天”。他们尊重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产业界线，早在西汉时我们的先人就认为长城一线是“天之所以限胡汉”的农牧业分界线，反对不顾实际条件轻易扩大农业生产范围。

但是应该承认，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曾提出“天行有常”的观念，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掌握、利用自然规律而加以运用，并非今人所曲解的“人定胜天”），但这一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正因为人还不具备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对自然的敬畏不可能没有消极的一面。在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面前，先民们往往以不变应万变，消极地等待它们自生自灭。如蝗灾爆发时，一些人认为对蝗虫不能消灭，只能等它们迁移或消失。在洪水面前只能祈求天神息怒，尽职的官员甚至跳入洪水，期望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天的怜悯。（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