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否能够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的双重伦理格局视角

李园园，柯 迪，段 珅，刘建华

（1.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2.中国民航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00；3.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4.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0 引 言

老字号是我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辉煌的老字号陷入成长困境［1］。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老字号企业技术研发滞后、创新能力不足，跟不上消费大环境的变化，在新兴品牌面前黯然失色。技术创新作为老字号活化的源泉和持续成长的生命线［2］，已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认可。然而，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和正溢出性使得老字号企业对其产生消极态度，那么技术创新能否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如果能，促进的路径又有哪些？此外，根据公司治理理论，企业行为会受到本土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3］。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环境的变迁使我国置身于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所形成的双重伦理格局中，这种具有中国真实而独特社会情境要素的双重伦理格局对我国企业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4］。老字号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伴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发展起来的独特本土企业。一方面，以“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老字号企业的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老字号企业同样受到以竞争、自利以及等价交换等市场化伦理的影响。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和市场化两种伦理格局是和谐共存还是相互冲突，并未形成一致意见［5］。因此，在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中，引入传统文化和市场化将是该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那么，在这种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下，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如何？又有哪些成长的关键路径？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地理解技术创新助推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具体机制，更有助于为老字号企业在中国商业情境中更好地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管理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中华老字号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双重验证层层递进解构老字号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其成长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路径。一方面，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从线性对称层面来分析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对老字号企业成长产生作用的机理分析；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整合视角出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非对称性关系层面分析影响老字号企业成长前因因素的组态，即构建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关键路径。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

老字号品牌曾经享有极高信誉且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占据较高的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消费者的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老字号依然倚老卖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就会逐渐丧失消费者的忠诚与期待，最终陷入困境。老字号需要通过技术创新适应外部消费环境，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弥补企业成长动力不足的短板［2］，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①老字号传承的“师徒制模式”以及“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呈现出速度慢、效率低以及成本高的特点［6］，难以满足规模化的生产。老字号只有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合理地融合，在保证产品特色以及不违背其核心价值和技艺的前提下，对核心技术进行创新，实施生产的工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促进企业规模扩张，才能适应市场的竞争格局，实现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的增加，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②产品老旧，没有跟上新时代的消费浪潮，是老字号营收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以及促进产品多样化、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7］，从而拉近老字号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适应现代市场的竞争态势，使得企业成长过程呈现重要的“质”变。③积极的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向消费者传递企业具有强大核心竞争优势的信息［8］，从而可以重塑老字号品牌定位，完善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促进老字号企业可持续成长。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技术创新正向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

1.2 传统文化的调节效应

企业家的认知和行为会受到其文化的影响，并在经营决策中得到体现［9］。传统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10］。中国的商业活动在嵌入传统文化的制度环境下，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引导。老字号作为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本土企业，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引导。传统文化在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影响中的作用，本文从代表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释（佛）道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一，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思想，使得具有较高地位的人“一言堂”，导致下属不愿意提出相关建议。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老字号企业中，对“上尊下卑”角色关系的接受程度比其他企业的员工更高，如大部分老字号企业中实行师徒制，徒弟很少质疑师父的观点，反映出无条件地信仰、尊敬、服从权威的姿态，抑制了企业的冒险行为，这会造成组织的僵化与机械，削弱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的成长动力。其二，佛教文化因果论的“克己”观念暗含着“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的“无为”思想（《净空法师·开示集四》），这种无为思想在现实中表现为保守妥协［11］。老字号企业经营思想的保守性（如好多老字号还秉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经营理念），是造成其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12］。这种保守的经营思想，与技术创新需要具有敢于冒险、不甘平庸等特点显然格格不入［13］。因此，在佛教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克己”观念可能会对老字号的创新活动形成阻力，从而会削弱其成长的内驱力。其三，道家思想主张绝对虚无，反对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一些老字号还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观念和“小富即安”盈利观念，对新的知识和技术持漠视的态度，这与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勇于革新的精神背道而驰［14］，导致产品受到日益多元化的市场的冲击，最终造成老字号成长的衰退。综上所述，当技术创新正向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时，传统文化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的促进作用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将被弱化。

1.3 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市场化水平是衡量地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制度环境的直接反映［15］。虽然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式的发展，但市场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各个区域的市场化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异。TORKKELI等［16］指出企业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市场化水平势必会对老字号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完善，政府干预也较少［17］，老字号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实力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新资金，而资金短缺是制约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通过缓解老字号企业的创新资金约束。其次，老字号的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是阻碍其创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法律监管体制比较完善且法律法规执行相对严格，企业违法违规的成本较高［18］，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并提升了其创新的动力。因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可以增强老字号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信心。再次，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防止老字号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倾斜或扭曲，减少创新资源的投入。最后，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也越激烈［19］，激烈的竞争环境会倒逼老字号企业转变落后观念，通过创新技术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改造传统产品，使其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综上所述，市场化水平越高，技术创新对老字号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将被强化。

1.4 传统文化与市场化水平的协同调节效应

接下来，探讨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二者对主效应的协同调节效应。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域，法制水平也高，为老字号企业创新成功提供了保障，增强了其创新投入的信心。而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对老字号的影响深远，有助于企业的和谐管理。但创新是一个存疑、反思、批判以及求真的过程，这与中庸思想的调和折中不一致。老字号在商业经营中始终秉承中庸的从商之道［20］（例如，老字号“致中和”的名称就出自《中庸》，《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思想就是致中和），这种思想可能会禁锢老字号技术创新意识，削弱其创新投入的信心。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大量抑制竞争思维的理念，例如佛家文化中的“克己”观念、道家文化主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而竞争是市场化的产物［21］，必须要有创新精神，而老字号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市场化水平与传统文化产生互斥效应，形成劣化结合（deteriorating combination），抑制了老字号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阻碍了老字号企业的成长。即传统文化与市场化水平的互斥效应负向调节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即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三项交互作用与老字号企业成长负相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在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负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Fig.1 Conceptual model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数据的可得性，在中华老字号企业里选取了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9—2019年，选取此时间段的原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数据波动性比较大，不具备普适性。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数据不全、ST股、PT股等交易异常或者没有进行研发投入的样本，并对样本数据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去除极端值的影响，共得到42家企业340个非平衡面板数据的观测值。研究数据主要源自国泰安数据、万德数据库、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以及百度搜索等。其中：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老字号企业成长的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传统文化源自国泰安数据库和百度地图；市场化水平的数据出自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2］；控制变量来自万德数据库。

2.2 变量测量

对因变量老字号企业成长（Grow），借鉴姜婷和张保帅［23］的研究，采用能直接反映企业成长趋势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衡量。对自变量技术创新（Tech），参考LIU等［24］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的对数值衡量。

调节变量包括市场化水平（Lns）和传统文化（Rel）。其中：参考王小鲁等［22］的研究，用各地区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测量市场化水平，由于其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后面3年的数据借鉴严若森等［25］的做法，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推算；借鉴毕茜等［26］的测量方式，用上市公司注册地200公里内寺庙数量测量传统文化。

本文选用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性质和两职合一均采用0—1变量表示，其中：若为国有企业，企业性质（CSP）赋值为1，否则为0；若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两职合一（Dual）赋值为1，否则为0；行业竞争环境（HHI）采用赫芬德尔指数衡量；公司上市年限（Age）采用公司上市年限的具体数值测量；企业杠杆（Lev），采用期末总负债与期末资产的比值衡量。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老字号企业成长性水平的平均值为0.199，说明样本老字号企业的整体成长性较好；技术创新的整体投入水平较弱；传统文化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样本老字号企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市场化水平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表1 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从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可以看出，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H1得到了初步验证；市场化水平与老字号企业成长亦存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传统文化与老字号企业成长不存在相关关系，后文将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从相关系数看，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6，说明不存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进行回归分析。

3.2 模型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此外，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本文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异方差稳健性估计。表2给出了4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系数为0.047（t=4.594，p＜0.01），说明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老字号企业的成长，H1得到了验证。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传统文化以及技术创新与传统文化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为-0.043，（t=-2.817，p＜0.01），说明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的促进作用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将被弱化，即传统文化在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H2得到了验证。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化水平以及技术创新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12（t=4.311，p＜0.01），说明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将被强化，H3得到了验证。模型（5）同时加入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市场化水平以及它们两两之间和三者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三者的交互项与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回归系数为-0.010且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H4得到验证。

表2 模型回归结果Tab.2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为了直观地显示调节效应，参照WU等［27］对调节变量的划分方式，对传统文化、市场化水平使用均值加减一倍标准差（±1SD）进行划分，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2～图4）。

图2 传统文化的调节效应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由图2可知，传统文化水平越低时，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而对于高传统文化组，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相对较弱，支持了H2。由图3可知，当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时，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斜率相对陡峭；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斜率相对平缓，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影响越强，支持了H3。由图4可知，在低传统文化和高市场化水平组，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最显著，而在高传统文化和低市场化水平组，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H4。

图3 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ization level

图4 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交互项的调节效应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内生性检验 考虑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投入、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均选用了工具变量重新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的模型（1）～模型（5）所示。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Tab.3 Robust test results

具体来说，参照徐飞［28］的做法，以同年度同省份的平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技术创新投入的工具变量；参照张明等［29］的做法，使用企业所在省份拥有的国家五A级景区数量作为传统文化的工具变量；参照唐雪松等［30］的做法，使用地理位置哑变量作为市场化进程的工具变量，若所在地区属于沿海省份，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弱工具量识别检验，发现第一阶段F值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采用克服内生性常用的方法2SLS进行回归，发现控制内生性后，检验结果依然保持稳定。

3.3.2 替换因变量 本文采用替换企业成长性的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SALVI等［31］的研究，采用托宾Q值衡量企业的成长性（Tobinq）。重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的模型（6）～模型（10）所示。可以看出，结论依然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上述实证研究已经检验了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与市场化水平形成的双伦理格局调节效应。然而，传统回归方法存在局限性，最多只能研究3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当交互效应超过3项时，传统回归分析无法分析与解释，无法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双重伦理格局以及企业自身因素对老字号企业成长影响的组合组态效应。所以，本文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解释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市场化水平以及相关情境因素共同影响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因果复杂机制，以期解释不同老字号成长性的差异性，从而弥补上述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4.1 变量的选取与校准

本文选取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市场经济、行业竞争环境、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6个变量为前因条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市场化水平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矛盾性结论，深入阐述和解析3个变量的复杂性关系，对于老字号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选取上述3个变量为主要研究变量。其二，以往研究表明，行业竞争环境、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密切相关［32-34］。从企业性质看，中华老字号均创立于1956年之前，经历了公私合营后、改革开放、混合所有制改革，跨越了不同时期的变革，与现代企业有着显著的差异；从企业规模看，老字号上市公司的样本较少，但其企业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虽然大规模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成长惯性对成长性有正面影响，但老字号长期故步自封和缺乏市场意识的特征在规模大的企业中表现得也更为明显；从行业竞争程度而言，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医药、酿酒、商业、餐饮类、零售和服装衣帽等行业，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差异较大。外部环境对企业决策和成长产生影响，而行业竞争环境是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研究老字号企业成长时，有必要考虑行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具体的组态分析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模型Fig.5 The model of fsQCA

根据fsQCA 的运算法则，需要对各变量的赋值进行校准。借鉴杜运周等［35］的研究，本文将5个条件变量（企业性质为0—1变量，无须校准）和1个结果变量的3个校准点（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分别设定为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4所示。

表4 校准锚点Tab.4 Calibration anchor points

4.2 分析结果

4.2.1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单个条件（包括逻辑非与逻辑与）是否构成高老字号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根据RAGIN的研究［36］，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须低于0.9才能通过必要条件检验。从表5可知，高/非高老字号企业创新的必要性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所以，6个前因变量中不存在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把这6个前因要素条件纳入fsQCA，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老字号企业成长的组态。

表5 必要条件检验结果Tab.5 Necessary condition test results

4.2.2 组态分析 采用fsQCA 软件对2019年38 家老字号的数据进行分析，将频数设置为1，一致性＞0.8，PRI＞ 0.75，计算得出产生老字号企业高成长性的4种组态（如表6所示）。4种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77、0.962、0.846、0.861，说明4种组态的一致性都较高。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899，说明4种组态解释了老字号企业实现高速成长的主要原因。下面将详细分析每一种组态。

表6 取得高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前因组态Tab.6 Configurations of high time-honored enterprise growth

H1的前因组态为～Rel*Lns*～Tech*CSP*Size，核心条件为高市场化水平、低技术创新水平、大企业规模以及国有企业，边缘条件为弱传统文化影响。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弱的大型国有企业，只要身处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域，即使不重视研发创新，也能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典型案例企业是老凤祥，身处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市，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身份，缺乏足够的替代性竞争压力，市场需求量也较大，企业感受不到强烈的生存和发展压力，所以即使其研发投入水平较低，企业也会持续地发展成长。

H2的前因组态为～Rel*Lns*Tech*CSP*～Size，核心条件为弱传统文化影响、高技术创新水平、国有企业和小企业规模，边缘条件为高市场化水平。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弱的小型国有企业，身处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域，必须强化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成长。典型案例企业是全聚德，地处首都北京，市场化建设比较完善，同时消费者的要求也较高，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其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才能保持和放大自身的成长优势。

H3 的前因组态为～Rel*～Lns*Tech*HHI*CSP*Size，核心条件为弱传统文化影响、低市场化水平、高技术创新和国有企业，边缘条件为低行业竞争环境和大企业规模。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弱大型国有老字号企业，身处竞争较强的行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必须加强创新投入，才能更好地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典型案例企业是云南白药，虽然地处云南，市场化水平较低，同时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低，而其所处的行业竞争很激烈，如果不重视研发投入，竞争者将很快超越，企业成长就会陷入停滞。

H4的前因组态为Rel*～Lns*Tech*HHI*～CSP*～Size，核心条件为高传统文化影响、高技术创新、高行业竞争环境、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规模，边缘条件为低市场化水平。在竞争较强的行业环境中，规模较小的老字号民营企业，处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且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域，必须强化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老字号企业的成长。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位于青海省的互助青稞酒，属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虽然市场化水平较低，但身处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满足消费者日益变换的需求，才能求得长远的稳定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从企业成长理论和创新理论出发，以老字号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形成的双伦理格局作为情境变量，探究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影响的内在逻辑，采用分层回归、三项交互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与路径分析。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正相关；传统文化负向调节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市场化水平和技术创新三者交互项与老字号企业成长负相关。

定性比较分析得出4 条促进老字号企业的成长路径。H1 和H2 显示，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且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的国有老字号企业，其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取决于企业的规模程度。相比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对小规模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所具有的丰厚商业资源以及较强的市场推广能力［37］，有助于增强顾客对企业的品牌认知，所以，大企业即使技术创新投入不高，也能凭借其规模优势，通过其较低的生产成本、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以及较强的客户需求响应能力保证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成长；而对于小企业来说，资金和品牌实力都较弱［38］，只有不断创新，形成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才能构建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专精特新”的战略思想。H3 和H4 显示，行业竞争激烈时，无论其他条件如何，技术创新都是老字号企业良性成长的关键条件。行业竞争程度是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企业外部环境的综合体现［39-40］。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高，老字号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避免同质化并获得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优势，才能为老字号企业成长提供不竭动力。

5.2 理论贡献

首先，丰富了老字号企业成长过程中技术创新作用的理论框架。以往文献关于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作用的研究十分有限，且少量的研究仍停留在质性研究的理论思辨阶段，缺乏概念架构的实证检验［41-42］，聚焦于本土情境下的研究则更为匮乏。本文创新性地从中国独特情境的视角揭示了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为老字号企业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将该领域的研究向更为严谨和本土化的方向推进。

其次，拓展了传统文化和市场化形成的双伦理格局的研究范畴。本研究在深化技术创新本土情境应用的同时，不仅扩展了双伦理格局的研究对象，同时还为现阶段学术界二者关系的矛盾性争论提供了又一理论实证证据。

最后，针对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本文进一步采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构建老字号企业成长的驱动机制模型，探索了促进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多条路径（殊途同归），进一步解释了技术创新对老字号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同时，引入具体的企业案例为更细粒度地理解老字号企业成长的本质提供了依据。

5.3 管理启示

第一，技术创新能为老字号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成长。老字号企业应积极进行研发投入，才能降低新生力量冲击带来的成长危机概率。

第二，老字号应该意识到社会情境因素的重要性。一方面，本文发现，在技术创新与老字号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中，传统文化发挥负向调节的作用，这符合目前我国老字号企业发展的现状，所以，老字号应尽量避免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制约。对待传统文化，老字号企业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是倒逼老字号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市场化进程，促进老字号企业的持续成长。

第三，老字号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策略。①对于国有老字号企业，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弱且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域，企业规模较小的老字号企业，无论其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如何，都必须要加大创新投入，才能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规模大的老字号可以凭借其强大抗风险能力的优势在短时间内降低创新投入，但如果规模大的老字号企业处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且处于传统文化和市场化水平都较低的地域时，就必须强化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成长。②对于处在竞争激烈行业中民营的小规模老字号企业，即使身处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域，也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社会情境因素要时刻保持警惕性，避免传统文化和市场化的劣化结合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从而影响了老字号企业成长。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本文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细化，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未来可以将传统文化细分为儒释道三类进行分别探讨。第二，在比较定性分析中，只考虑了主变量与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以及企业性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影响老字号企业成长的自身因素还有很多，未来应尽可能多地考虑其他变量可能的组态效应。第三，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非上市的老字号企业，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