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协同路径探析

韩海波，刘欢喜，王 斌，金 隼，徐 兵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240）

0 引 言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主力军的作用，全面有机地融入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既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价值使命体现，也是实现其全球创新引领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我国总体经济进入创新发展驱动阶段，从原来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为主的驱动模式，向知识资本科技创新密集型的模式转变，如东部沿海部分区域，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引领性增长极，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等进一步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建设的外溢效应，在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互动中，既存在大学发展内生自动力和外部环境驱动力的耦合关系，也存在大学与政府、企业及科技研发机构的合作与博弈。区域创新体系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大学教育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和政策环境，大学本身的学术创新定位决定了其科学新发现、理论新突破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技术发明和成果转化的重要策源地和创新要素流动与开放共享的重要枢纽。在此背景下，对于系统研究当代大学如何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的模式路径实现共生互动与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相关理论演进与协同模式路径案例

1.1 区域创新体系与大学协同发展相关理论演进

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早期由英国学者COOKE［1］提出，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且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了创新。之后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包含区域的科技创新政策、主体、资源、环境、要素、协同路径、创新指标评价等多个方面［2］。随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创新系统地呈现诸多新特征，功能特征则更多表现在知识、技术、制度和服务创新等方面，在范围和形态上超越了原有地区和组织的封闭式范围。系统内主体围绕知识技术创新等共同目标，通过互动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加速区域组织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协同式开展各类创新活动和行为选择［3］。随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大学作为知识和人才的资源主体，从工业生产和政府管制的外围移动到了中心位置，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创新发展的主导力量。区域内政府或企业多元化资源支持的能级和密度日益提升，采用政府直接资助或规划、政策激励等手段鼓励知识创新，全力支持建设高水平大学、提高财政科技项目资金预算比例、鼓励研究合作计划或产学研联盟、建设公共实验室和大型科学基础设施，并积极推动创新场景的科技需求和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为大学发挥其知识创新载体功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元路径。大学科技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也随着经济社会的演化和科技创新范式的变化而发展起来。大学通过源头知识创新、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为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动力支撑［4］，在技术成果应用推动和经济社会需求牵引的双重影响下，大学以知识创新范式和服务社会功能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两者的协同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范式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首先是大学的基础研究功能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作用得到认可，如1945年美国布什等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科学报告中提出以基础研究为先导的一维线性创新模型［5］，用以阐述基础科学研究在促进科技应用和推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国和学界形成了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弗拉斯卡蒂手册，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分区衔接定义的方式，也延续了上述思想。早期一批世界知名大学崇尚纯粹的科学研究，坚持以知识探究为使命并由此引领区域发展和进步，此时大学知识生产相对封闭，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鲜有互动。随着知识经济为内核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与自下而上的企业组织社会主导模式的交互式进行，原有线性模式得到了发展，司托克斯提出了修正的四象限模型［6］，通过众多案例强调和阐述了应用引发基础研究的巴斯德象限，该模型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知识生产与区域创新发展的共赢关系。近现代一批工程以技术见长、确立科教工研融合战略的创业型大学的迅速崛起，并催生了如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区域乃至世界前沿科技和产业策源的重要引擎。

知识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良性互动，在创新发展共同战略目标下，各主体要素交互影响相互增益螺旋上升，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亨利·埃茨科威兹等参考生物学领域的三螺旋概念，提出了将政府、企业与大学作为知识经济社会创新体系的3大主体，为理解区域创新体系和大学协同发展提供了创新生态视角，“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的“四螺旋”模型的提出，进一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和分析场景［7］。继我国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完整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之后，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区域创新改革并选择若干区域先行先试。2021出台的《科技进步法》中新增“区域科技创新”章节，逐步形成国家关于区域科技创新的体系性政策。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应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实现建制化成体系的有组织科研体系，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建设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提供支撑。

1.2 国内外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协同发展相关案例与启示

从大学推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研究来看，其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提供持续技术和资源支持区域发展，二是构建开放交流平台和网络扩展资金和影响［8］。除上述直接、间接和诱发影响外，大学还具有催化影响的特有维度，在就业、生产力、认可度、消费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对区域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纵观大学与所在城市关系的发展历史，从早期的紧张冲突到缓和，再到实现良性互动协同共赢［9］的威斯康星理念的诞生，赋予了大学社会服务的使命，成为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重要职能，即从推进合作创新机制、学科优势对接产业革新、建立成果转化机构、拓展资金渠道等路径。部分大学进一步明确将服务地方社会发展作为理念和战略目标，建立了创业型大学模式，统筹相关机构、学院和科技园区，将创业理念渗透到学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国际化等各方面，通过知识资本化拓展资源筹措、鼓励创业和兴办园区等路径与区域经济全面融合，引领了区域创新发展和大学模式的变革［10］。

推动科技成果的市场应用是大学服务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协同路径［11］，也是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大学和行业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大学在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以及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资源保障。相对而言，国外大学知识产权转化体系发展比较早也较为成熟，如美国《拜杜法案》通过制度激励实现了政产学研各方有效协同，共同推动国家财政资助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运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活力得以显著释放。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和评价制度改革，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大学科技成果总体质量和转化率逐步提升，对于区域经济的创新贡献也日益提升。从区域知识产权合作网络和空间分析发现，高水平的大学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中心枢纽作用，大学传统优势学科与区域主导优势行业产业具有明显的互补协同特征，但产学之间技术研发应用合作还是受到一定空间范围的约束，相比而言，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合作和知识共享具有更加灵活的连接和广阔的发展空间［12］。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创新要素有效流动，大学通过建设科技园、创新创业基地、主导或参与区域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的方式［13］，打通原有政产学研多主体的制度壁垒，实现多元主体和要素的跨区域融合创新，科研活动更加接近市场需求，采用逆向交叉等多种模式，大胆探索激励机制，极大提升了政策的灵活性和经济的社会效益，代表性的全球性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区域，如美国加州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英国牛津—剑桥创新走廊带、北京中关村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的支撑作用。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通过规划引导、资金投入、政策支持等调控或干预方式［14］，对有效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激励多元创新主体作用、促进大学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起到了明显的正向作用。如美国1862年出台的《莫雷尔法案》，作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规模干预［15］，直接促成了大批“赠地大学”的诞生，并为区域经济尤其农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通过国家层面实施的科技创新行动，是推动大学与区域创新发展协同创新的重要路径。政府直接组织、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过技术扩散形成协同创新体系等，通过战略目标引导、重大挑战攻关、多元主体协同、中长期支持、独立方评估等机制，有效提升了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振兴，地方经济反哺大学的良性循环［16］，如德国提出促进大学区域协同创新功能的 “研究园计划”［17］、美国提出的“创新网络科技行动计划”和日本提出的“地方大学促进区域创生项目”，均强调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和资源融合属性。作为国家战略科技的重要载体，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区域内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科技事业快速发展［18］，成为全球影响科技创新高地的必要条件。从国内外模式经验看，高水平大学由于学术和人才优势，在大科学设施建议建设运行体系中［19］，如首席科学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资源开放共享、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枢纽和推动作用，一大批全球引领性人才和学术成果的产生显著地提升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

2 上海交通大学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路径实践

2.1 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统布局定位

上海2014年率先启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课题，并逐步探索形成了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目前已进入全面推动核心功能的提升阶段，确定了“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发展主线，即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为基础，以国家实验室建设和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依托，配置全球资源和竞争合作。着力提升基础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高地，部署重点产业发展支撑引领和战略前沿技术研究蓝图；提升创新要素全方位、多元化协同创新效能，推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20］；深化大学创新能力建设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大学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造能够产生更多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科学思想和科学发现等成果，成为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催生产业技术变革和加速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

2.2 大学明确服务区域创新体系的协同发展战略定位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目标下，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进一步确立坚持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协同发展战略，聚焦“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进行系列综合改革和创新举措，进行组织重构提升管理对接效能，即基础研究瞄准国际前沿和开放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技术驱动和需求牵引；人才培养强化合力育人和质量供给；学科建设注重创新需求导向和交叉集成；对外合作鼓励开放共赢“校地”共进。

2.2.1 以机构改革为抓手，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对接组织能力 2014年国家新一轮科技管理体系改革全面启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初步形成“四梁八柱”基本框架，学校经过十三五整合发展，在原有科技处的基础上，升级为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作为全校科技创新业务综合管理机构（科研副校长兼任科研院院长），并设立前沿创新、先进产业技术、先进技术与装备、学术发展与成果、科研质量管理、地方科研合作3个管理处“1+6”合署办公的架构，覆盖了科技创新规划与治理、人才项目培育与管理、战略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培育评价、科技质量体系建设的完整体系。强化基础科研、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科技转化、区域服务、质量管理条线的系统性，经过改革之后的组织功能体系实现了科技创新的全口径和全链条（见图1），进一步为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提供了更加规范高效的组织基础，如新成立的学术发展与成果管理部门，以策源为主要职能，积极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科技战略规划、政策研究、综合发展等方面起到有效支撑效应。改革后的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原有仅做技术转移转化业务基础上，增加了知识产权管理和校企科技合作、大学科技园管理等方面职能，极大提高大学知识成果推动和辐射区域创新需求和转化的效能。

图1 上海交通大学改革后科研组织架构Fig.1 Reorganized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2.2 以人才战略为纽带提升城市创新策源活力 城市的活力在于人才，世界城市需要一流的人才素质和庞大的人才体量，需要世界级人才发展服务体系和人才聚集发展平台，与上海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相匹配。

上海交大把人才强校作为主战略，通过“揭榜挂帅”、专家库同行推荐、行业联合引进、全球宣讲等多元方式，重点引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大飞机、先进重大装备、电子信息海洋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大批国内外领军人才和青年学者，并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广大人才的住房、医疗、经费等方面的保障和配套政策，为全面对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布局提供重要人才保障。在人才培养方面，出台了以下举措。①促进校企融合培养基础的创新型人才，建设问题驱动的产教融合平台，导入产业和行业实践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通过科学问题立项的方式，联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学校利用上海优质多元的产业技术环境，让企业参与培养课程方案的设计，同步在相关合作企业设立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针对行业企业科技创新问题和瓶颈难点，设立联合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寻求全球合作伙伴设立和毕业设计题目，毕业成果强调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弱化论文的指标性考核。②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学校不断深化国际化战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十三五期间来校留学的研究生总数从756人增加到1 488 人，比例从5%提高到10%，本科生境外访学比例从36%提高到57%。服务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在上海市支持下学校以全新体制机制建立了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致力于培养城市发展急需的高端金融人才，成为国家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智库。面向上海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创新发展的需求，学校推进文理工管结合，成立城市会理研究院、行业创新研究院等平台，“旋转门”人才引进、导师联合培养、多元化成果考核等方式、积极探索特大型城市及新兴行业发展符合人才的培养模式。

2.2.3 优化学科基地建设支撑城市创新策源布局 通过与城市创新中心建设的互动，不断促进科技创新活动向“创新引领、问题导向”方向转变，积极发挥传统优势学科对接上海重大战略需求，牵头建设5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参与培育建设近30个协同创新中心。

在新兴学科布局方面，上海交大通过自然研究院、张江高研院、前沿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等基地，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新兴学科提升城市基础策源。围绕区域产业战略，在海洋工程装备、机器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积极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平台，探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融合新模式。学校规划布局的18 个校级多学科交叉平台中，其中14 个属于上海科创中心重点建设领域方向，例如，为支撑上海建设海洋装备国家级创新平台，学校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积极探索新型科教融合发展之路，合作共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学校利用海洋工程学科的基础优势，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推动建设海洋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和大科学设施，并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打造国家级的海洋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学校通过联合支持的方式，积极吸引区域多元资源支持学科创新发展，如推动设立多学科交叉融合基金、面向海洋领域启动深蓝计划、面向健康领域设立医工交叉基金、面向未来能源领域共建智慧能源基金，通过多路径模式的学科基地建设，极大提升了大学服务区域创新的活力、竞争力和贡献力。

2.3 主动布局基础研究高地带动区域创新策源方向

2.3.1 承建上海大科学设施提升区域战略科技力量 上海交大充分发挥医工理学科优势与众多高水平医院临床资源，作为项目建议和承担的法人单位，历时10年完成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项目。

大科学设施聚焦我国典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诊疗基础科学问题研究与解决方案的临床转化，初步形成了临床样本信息、生物标记物与药物研发、诊断试剂与仪器开发、分子病理与影像、诊疗方案研究与评估等完整的转化医学平台体系，并建立了“公益性开放、可持续发展、可平衡成本、大科学引领”的开放运行基本思路，建设过程中通过共建实验室、引进全球人才团队、推进大科学计划、联合技术产品开发、国际学术论坛组织、科普展览、实验室与设备开放共享等模式路径，实现了国内外高水平医院、大学、研究机构与团队的深度合作，形成了组织、学科、行业、地域多元多层辐射的转化医学创新协同体系，依托国家设施提出“T-R-P”发展规划总体思路［21］，技术中心（T-center）提供支持，研究中心（R-center）明确方向，学校通过重大计划（Plan/Project）整合资源支持科学技术人员和临床研究人员开展以临床问题和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以激励创新研究，提高科研创新能力，推动交叉研究的发展，立足上海引领全球转化医学科技和产业的健康发展［22］。学校对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长周期的建设运行模式，为上海建设国家科学中心积累重要的科技工程和运行经验，助力上海形成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并发挥积极作用。

2.3.2 合力建设以顶尖学术机构为标志的形成全球基础前沿高地 作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重点任务和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政道研究所由国家和上海联合支持成立，上海交大作为其依托建设单位，以“建立在物理学、天文学及其交叉学科领域中世界顶级的学术机构”为建设目标，着力打造世界知名的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全球向往的顶尖科学精英集聚地、面向未来的中国青年才俊历练地。研究所实行理事会领导制，并积极探索“政府创建所有、研究所学术自主、第三方运行管理”的组织管理模式。所长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担任，并联合核心教授组成相关委员会对学术发展事务进行管理，理事会负责遴选第三方管理机构，负责研究所日常运行相关的管理、服务、技术支撑。李政道研究所作为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排头兵，制定了“顶级学者人才、前沿实验平台、学术交流合作”三位一体的开放共享计划，聚集世界顶级的学术大师团队，组织国际顶尖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就最重要和前沿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如为探索暗物质等宇宙中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现象，上海交大组织的Panda-X 研究计划，联合了近10 个国家、百余名顶尖科学家，在位于我国四川锦屏地下2 400余米的实验室，通过自主研制的液氙探测器实现了大质量暗物质参数空间国际最强的限制。

2.3.3 联合探索基础特区机制激发区域原始创新活力 作为提升城市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上海在全国首次设立了区域性的基础研究特区计划，选择了3所基础研究突出的大学赋予充分自主权。

上海交大作为首批入选单位，在科研组织和项目实施模式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组织管理方面探索设立区长制，建立多部门协同的规划、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在战略方向方面选择对接上海科创中心重点发展方向和学校科研优势，遴选“海洋、健康、信息、能源”开展前瞻颠覆和引领性科技攻关。特区设立项目专员，由区长聘任资深专家担任，负责分领域任务的规划建议、项目推荐、技术方案、人才推荐、跟踪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学术决策及管理，向区长直接报告。项目评估强调原创性和科学性，弱化前期基础和出身。项目进行中长期稳定支持，经费包干制使用，取消科目间和比例限定。注重代表性和分类评价，鼓励大胆探索、宽容失败。

2.4 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区域创新要素协同效能

2.4.1 融入区域发展规划联合布局技术创新平台服务 学校明确服务上海科创中心产业创新需求的定位，根据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进一步与上海市委办局和区县建立条块结合的创新合作网络。

对外联合龙头创新型企业和国际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内建立校院联动、创新引领、学科交叉的平台建设思路，按照分类发展、需求导向、因地制宜的原则，探索多元灵活运行管理机制，如服务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园建设上海交大高等研究院，服务嘉定区汽车产业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中心，服务崇明区生态文明产业战略建设全健康研究院，服务闵行区先进制造产业建设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等。此外，学校还通过土地置换方式在校区北部规划了工程科学技术策源板块，围绕创新需求，组织学术力量，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推动工程技术攻关与策源，聚焦服务上海市“3+7+X”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布局，重点布局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医疗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等研究院。为服务上海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上海交大与临港集团合作成立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积极探索两位一体平台模式创新：①具备学术性研发平台功能，负责政府智库、技术攻关、技术服务、人才培育、国际合作智能；②具备创业型成果转化平台功能，通过设立上海交大临港智能制造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孵化、产品中试研发、推动新兴产业，平台孵化的成果转化项目公司探索混合所有制，实行团队控股、平台持股、社会资本入股、职业经理人运营的模式。目前平台已经建成中德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多个技术研究中心和标准与集成验证线，已孵化出近20家混合制转化企业，有效提升了上海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成套装备制造能力。

2.4.2 多模式路径提升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效能 上海交大将引领推动行业创新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充分发挥机械与运载、能源、信息电子、化工、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及前沿交叉研究基地平台优势，与区域内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成立学校层面的大企业合作委员会，对企业合作工作进行指导、咨询和督促，组织企业经济与技术发展的规划与咨询；建立相关技术领域专家库，针对具体企业合作前景和需求进行预评估；对于重点大型合作企业，由校领导或战略科学家担任牵头人，确定由产业技术研究院牵头、院系学科对接、多部门协同的管理运行机制。构建校级集成和交叉研究平台，主动对接行业重大需求，增加合作中主动引领性，如共建产学研战略联盟、科技战略智库、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院等，并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和运行周期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见表1）；展开绩效评估动态调整，积极开展人才交流与培养的长期合作，如专业人员兼职、干部挂职交流、培训课程设计、人才评审机制、学生联培基地等。以上海交大与国内新能源领域龙头企业合作建设未来技术学院为例，学院结合区域和产业创新需求与学科综合优势，开设可持续能源和健康科学与技术2 个新专业。以实体学院模式探索学科复合交叉和开放式创新，打造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动创新需求的研发成果转化应用。研究院的建设实现了政产学研用的交叉开放融合的模式，包括校企双方确立规划方案、管理制度与机构，建立科教产融合的实体办学空间和学生培养体系，政产学三方联动盘活土地存量资源建立开放创新园区、联合设立基金采用市场化配置创新资源等多方面的体制及创新，为上海引进了创新型行业领军企业的同时，为未来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科技策源、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提升上海科技策源城市能级的协同机制探索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表1 上海交大各类政产学研合作平台运行模式特点Tab.1 Modes and mechanis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5 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催化新科技产业发展

2.5.1 改革畅通成果转化路径为区域创新发展赋能 2020年9月，李克强总理考察上海交通大学时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所遇到的障碍看似具体，但在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绊’住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讲了很多年，但越到科研一线就越会发现，粗绳子已经不多了，细绳子还大量存在，严重束缚着科研人员手脚，要统筹研究政策予以综合解决［23］。”

国家部委、上海市、大学三方建立联动机制启动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学校成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领导统筹全校技术转移工作，针对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堵点难点与痛点，学校建立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准入、培训、激励、考核、职称评价等制度，完善技术转移科研人员职称评价体系。制定技术转移专项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为学校和社会打造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完善特定技术转移机构监管与考核激励机制，提高投后管理效率，提升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服务能力。鼓励师生员工到企业及其他组织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需经批准利用职务科技成果从事创办企业。建立科研人员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审核和管理体系，加快推进科研人员过往利用职务成果创业企业的合规化。探索无证成果转化税收优惠方案得到上海市部门积极支持。鼓励多种转化支持模式，学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基金，支持将横向项目经费结余资金纳入基金后现金出资入股学校批准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形成学校成果+现金投资的放大效应。积极推动上海南部科创中心、临港新片区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一批教师科创企业得到迅速成长。经过探索改革形成覆盖实施组织、成果管理、转化奖励、管理服务、保障配套全链条的成果转化改革政策体系，并初步形成成熟定型、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和模式。

2.5.2 提升创新创业生态区域策源功能 大学科技园新一轮的蓬勃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为大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了有效耦合。

在上海市的统一规划和支持下，上海南部科创中心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作为上海南部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针对该区域具有“大学院所聚集、科技成果密度高、产业承载能力强”的独特优势，学校建设新时期大学科技园示范区“大零号湾”全球创新创业聚集区，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与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新材料、海工装备、机器人等领域建设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提升区域基础研究和原创突破能力，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示范试点和大学科技园核心功能建设，完善全生命周期转化孵化服务链，优化公共服务中心等营商服务环境，完善成果转移转化生态服务体系。聚焦上海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以及绿色低碳等未来产业打造，提供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前沿新兴产业发展。实施创新创业人才集聚行动，创新引才、育才、用才机制，积极引进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拔尖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当前，目前“大零号湾”核心区有超过600家企业，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师生校友创业、技术合作超过500 家，创业项目融资过千万的超过50 家，其中过亿逾30家，创新创业生态已初具规模，随着上海《推进“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方案》的发布，与杨浦、张江、青浦等一起构成上海科技创新四大基地，共同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策源高地提供关键支撑。

3 有关政策建议

3.1 进一步提升政府在区域创新生态中的规划统筹与政策激励效能

第一，强化基础研究的大平台集群能级和策源能力。建议上海进一步依托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大科学工程（装置）、国家实验室，形成高水平创新基地，以互联、共享、协同的理念运作，形成集群模式，结合国际创新发展战略需求和上海研究基础优势，积极培育并发起、牵头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立和完善国际科学计划组织运行、实施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新模式、新机制，鼓励高水平研究机构组建成立大科学计划项目实施运营主体。吸引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和年轻学者常驻、汇聚交叉科学前沿研究。提升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鼓励和支持行业部门、创新企业、科技智库、科学家等共同研判前沿战略发展方向，多方凝练提出经济社会的重大科学问题，设立联合重点攻关计划和技术策源计划，探索建立企业出题、政府立项、联合支持、大学解题、企业转化的机制。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强度和多级多元多维模式，探索各级政府和企业、社会投入共享机制，发挥政府战略引导和资金杠杆。

第二，进一步完善多级多元互补的高质量技术创新体系。依托研究型大学建设、专业研究机构建设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关键技术及产品自立自强工程；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研究，推动产业技术的快速承接及转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与大学、研究机构无缝合作。支持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环境与资源整合优化，鼓励各类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和创新创业投资市场。开展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设计等前瞻布局，征集企业共性技术需求等工作，推动市场需求拉动和科技创新驱动协同发力。实施技术攻关悬赏赛，发挥政府对科技创新引导作用，设立若干前沿科学技术难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汇聚国内外智力资源，攻坚克难。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产生、保护、专利资本化、产品形成的全过程覆盖。鼓励拓展技术经纪规模质量，促进产业资本、职业经理人、创业团队与科研工作者多元合作的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载体。推动科技园区发展从“规模扩张”走向“集约整合”，针对大学创办科技成果转化型中小企业，适当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有效拓宽企业创新融资渠道。

第三，提升区域创新网络的国际资源配置和辐射力。以上海为中心城市，承担国家全球技术创新竞争的战略责任，开展全球范围的技术竞争与合作、创新资源整合，建设覆盖长三角引领全国、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枢纽。支持本土机构和科学家参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国际科技组织或其分支机构落户上海，吸引更多的全球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服务机构来沪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强化区域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如上海及长三角区域内优质大学、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众多，但学术机构间、地域之间创新要素有效流动的壁垒依然存在，成果转化的便利性尚未完全释放，需积极探索集智攻关的集群发展等新模式，在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和科技环境等方面形成产业协同发展、高端学术交流、高端科技智库、社会公共服务等平台，打造开放、协作、创新、共赢新格局。随着长江教育创新带、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创新机构越来越需要在全球化视角下着眼于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发展来谋划发展，不断激发释放区域系统性协同创新活力潜力。鼓励区域大学积极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牵头举办国际高端学术与科技论坛，举办全球高科技产业成果对接和博览会，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吸引和融合国内外多元创新文化，提升海派创新文化内涵与影响。在对大学评价中赋予成果转化更高权重，强化大学对产业转移及社会贡献类指标。

第四，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方式建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高地。针对海外人才，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研究并建立全球外籍人才服务平台，简化工作程序，提高服务效率。依托政府机构、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科技服务型企业等，围绕国家和区域科技战略布局方向建立全球创新科技人才成果信息库。鼓励大学研究院所和企业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人才管理制度，面向世界构建和完善全球招聘、薪酬制度、考核评估机制等，优化人才引进的制度环境。大力提升科技服务专业化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加快技术经纪人等复合型人才队伍培育，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转移转化能力体系。提升户籍政策在国内人才引进中的激励导向作用，如新经济行业创业、风险投资、科技和技能人才。完善各类人才引进的住房、教育配套、医疗服务等配套支持与保障。在人才引进方面，应探索更加多元务实的方式，以创新需求和问题导向，弱化学历职称成果数量等门槛性、指标性要求，进一步放宽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和有关企业对重点领域紧缺急需、特殊才能的人才的选拔使用名额和权限。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探索多元化的用人制度和薪酬结构，并予以政策通道的开放。联合满足和解决青年人才引进的住房医疗儿童教育等生活保障方面的需求和问题，建设全球人才宜居宜业环境。

3.2 进一步强化大学知识增值服务贡献区域发展的组织引导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创新和传播的基本社会组织，应对接区域创新发展需求，结合本身办学优势和战略定位，积极探索建立以知识增值为引领、创新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破除长期以来“五唯”评价的不良影响，引导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一方面，强化创新需求与问题导向的有组织的项目策源和平台布局。大学应强化自主创新战略规划布局，提高危机和机遇意识，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建设和行业发展，发现和凝练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积极布局面向市场、引导未来产业的项目、平台。建立重大基础研究统筹布局机制，加强超前部署，基础类以面向国际学术前沿研究为导向，进一步汇聚高水平学者，加强国际合作，取得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在“0到1”问题方面取得有效突破。工程和技术类以服务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强具有突破性、颠覆性意义的重大技术研究和创新，在“卡脖子”问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重点支持遴选国家战略必争和前沿非共识领域项目，鼓励大胆探索、勇走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潜心研究。围绕创新场景，推动高水平大学与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建立科技联盟，吸引社会多元化资源对基础研究开展持续支持，聚焦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基础策源能力开展协同攻关。

另一方面，强化大学服务区域创新发展中贡献的绩效观。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激励机制，支持教师与企业多形式合作，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试点大学技术推广型教师队伍建设，针对校企兼职人员，探索国际同行评议与行业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学面向企业和社会专业机构的优秀专家设立特聘专家制度；强化大学围绕重大创新需求组建团队，“解绑挂帅”，鼓励青年人才勇挑重担，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资源配置和路线决策权。支持大学加强引进工程技术领军人才、技术推广创新人才等，完善产业发展升级所需复合型创新人才。鼓励大学主动对接和引领产业需求，明确教师企业兼职或创办企业的合法性，保障科研成果转化中教师各项权益。

4 结 语

城市与大学呼吸与共，城市因大学而兴，大学因城市而盛。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为区域创新发展与一流大学共生互动注入新的内涵。上海科创中心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线，以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策源使命定位，两者在发展模式和时间路径上形成了历史交汇。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协同发展，联合建设基础研究和技术策源高地、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共同探索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探索了可复制推广的模式，也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