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高校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究

高德友，赵 欣，冉艺姣，卢乔森，武 梅

（1.四川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成都 610065；2.四川大学 产业技术研究院，成都 610065）

0 引 言

2020年1 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拉开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序幕。

与东部地区相比，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地处西部内陆盆地、建设起步较晚，经济基础底子较薄、创新资源相对不丰富，城市群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且多重特殊矛盾交织，极核不够强、次级城市发育严重不足、经济密度偏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等问题明显［1］，在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要实现把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而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地高校是区域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作为双城经济圈首位城市的成都和重庆，如何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跨越赶超？双城经济圈区域内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如何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其基本路径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国内外大城市群的发展演化历史和经验，研究区域内本地重点高校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发展的基本途径，提出本地高校以科技创新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建议。研究发现不仅对发展双城经济圈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其他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圈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与综述

关于“经济圈”“城市群/带”等概念，各参考文献表述不一［2-3］，一般认同法国学者戈特曼（JEAN GOTTMANN）于1957年提出的概念“megalopolis”，用以概括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群现象，意指大城市连绵区。本文重点不在于辨析概念，所以，在对比城市群/经济圈发展时将两个概念同等对待。

1.1 关于城市圈/经济圈的研究情况和国外五大城市群大学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自戈特曼提出世界六大城市群以来，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即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对城市群的研究最初起源于城市规划，因此城市群研究着重在于城市形态、人口集聚与扩散过程、城市空间规划与结构变化、城市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如史育龙和周一星［4］的研究回顾、介绍了欧美和日本学者几十年来对城市群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及主要分歧，总结了国内学者多年的研究实践以及在这一领域的热点和问题，认为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交易活动、信息传播等城市中心职能和产业转换带动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城市群的引导、调控研究等方面。姚士谋等［5］是我国较早研究城市群理论的学者，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城市群发育成长的经验，探究了中国城市群发育机制、网络发展特征、生成规律、空间组织系统及协调发展机制等。薛凤旋等［6］研究了国外五大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认为应赋予城市群自主权，强化其经济社会主导地位，加强其核心功能，从促进城市间建立城市增长联盟以及跨部门的专业协调组织等方面提升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张晓兰［7］从演化机制、空间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交通网络系统、协调管理机制等方面研究了促进东京、纽约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的机制和经验总结以及对国内津京冀、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借鉴。叶郁和曹磊［8］分析了城市群区域创新中心建设问题，认为应从政府调控、基础设施、产学研结合、发挥中介机构作用等方面促进城市群发展。近年来虽也有文献从产业转型升级、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城市群开展了研究，但更多是围绕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的创新协同和一体化进行研究［9-10］，对于区域高校以科技创新助力城市群/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针对性还不够突出。

从近代世界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与高校科技创新飞速进步息息相关。这是因为1904年起威斯康星大学将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大学职能发生转变，特别是1945年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使得大学科学研究的价值真正体现，大学科技创新开始更受重视，并直接助力城市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如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头部城市纽约、波士顿是老牌工商业城市，但在1960年后出现衰退，地方政府决定依托区域高校在信息技术、机械工程、生命科学与医学、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等科研优势部署发展生物医药、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同时强化对大学科研人员的激励，大量的风险投资也使得大学科技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企业产出，科技创新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带动城市成功实现产业转型，金融学、商科、管理学等科研优势进一步赋能，为城市群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促使马萨诸塞州（简称“麻州”）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生物技术超级集群，波士顿地区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生物产业集聚区。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领域和芝加哥大学制造领域为代表及依托而建成的国家实验室，推动了该地区科技创新世界领先，诞生了一大批新兴高技术公司，计算机、机器人制造等产业领域享誉全球，成为美国城市经济转型的典范，辐射带动城市圈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发展。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在二战后从一片废墟上开始发展经济，以美国为样板进行改革，日本大学通过培养人才、建立科学研究服务产业，短短几十年迅速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化［11］。名古屋大学为“中京工业带”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城市圈”［12］，成为大学与城市互动的范例。1970年后经济增长变缓，政府发现并重视大学基础研究短板，出台系列政策激励大学、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合作，地区经济再次实现腾飞。早期的英伦城市群大学虽然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成果，但是却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新兴产业未能发展，经济增长缓慢，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逐渐被美、德超越。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调整科技战略，大力支持高校创新与企业合作，开展新兴产业培育，依托该地区高校在生物学、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化学化工等世界领先优势，发展生物技术和健康医药。现在，该地区成为仅次于美国麻州的最具活力的生物技术工业基地和欧洲最大的大健康产业集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巴黎在二战后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法国发挥中央集权优势，依托地区高校在数学、物理、农业、临床医学等世界领先的优势学科汇聚了大批优秀科研人才，集中巴黎大区科研院所和高校优势科技资源组建了一批国立科研机构，利用规模庞大的大学实验室网络等，重点研发航空航天、核能、农业技术等，迅猛推进了该地区产业和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奠定了巴黎大区在该城市群首位地位，同时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现在，巴黎—萨克雷地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创新高地，创新创业生态优良，是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第三大聚集地［13］。

从国外五大城市群的研究结果、近代经济发展和区域内大学科技创新的发展脉络来看，城市经济与高校科技发展同频共振，高校科技进步明显促进了所在城市群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与高校科技结合紧密，其经济发展质量就高，体现了“城市因大学而盛”。从2022年QS、THE、USnews 世界大学和学科排名来看，排名前200名的世界高校，有53所在世界五大城市群中，城市群的优势产业与当地优势名校、优势学科密切关联（见表1）。对于国内城市群的研究也得出相应结论，阎东彬［14］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京津冀科技创新的实施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

表1 国外五大城市群优势产业与本地高校优势学科的关系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minant industries of the world’s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dominant disciplines of local universities

1.2 高校支撑所在区域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路径和作用

从国外五大城市群和部分新兴湾区发展来看，高校科技创新是通过多种复杂的关系助力城市发展的，高校、政府、企业之间相互协同，在政府政策、资金、金融等各项激励措施支持下，最终通过以创新为核心的各种途径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基本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通过人才供给、智力支持等直接方式，及通过经由政产学研合作创建科技园区、孵化园或以人才、技术输出支持创新型企业形成产业集聚等间接方式助力城市（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创新促进城市群/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Fig.1 Mechanism of universities，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ircle throu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第一，通过教育培养输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区域高校为地方输送大量人才是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实现知识和科技成果的输出，是大学服务社会实现城市发展的最基本路径。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转让等方式成功地将学术性知识和研究创新从实验室带入市场，将抽象的理论用于解决城市社会的现实问题，极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15］。

第二，通过以高校实验室为基础布局建设的重大科技平台开展创新研究与转化。由政府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实验室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平台、特别是国防军工领域的重大平台是引领推进基础研究和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美国几个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初期都是基于所在区域高校的相关实验室上升到国家布局的专项军工任务实验室，产生了一些重大科技成果并应用推广，引领带动了美国科技创新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法国政府在巴黎大区西南部以巴黎—萨克雷大学等多家高校院所为基础建立一个大型科技创新中心及若干新型研发实体。这些国家布局的重量级研究机构超前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为地区经济的持续跨越发展起了重大的支撑引领作用。

第三，通过与企业合作提高企业发展水平。合作研究是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产业组织互动的一种常见方式，从简单的项目、人才合作到共建研发平台，逐步深入。日本出台政策，将高校、企业、政府组织分类定位，以加强政产学研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推动了企业科技进步。英国政府联合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等与相关企业联合共建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欧洲最大的单一生物医学实验室，被称为“生物医学科学的圣坛”［16］。

第四，通过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孵化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点在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转移、企业孵化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通过加快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刺激城市创新，大学以科研溢出服务于城市发展，以专利许可、初创企业、大学科技园等方式积极参与城市发展，将“新知识”转化为城市“新技术”及新动力，由此，波士顿、洛杉矶、加州等拥有众多名校的都市纷纷向创新型城市迈进［17］。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陆续进行了多项改革，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将专利权授予发明者，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者拥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使得高校和研究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18］，英国剑桥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形成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创新集群，被称为“剑桥现象”［19］。

第五，创建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形成产业集群引领行业产业发展。美国是大学科技园的创始者和主要推动者，大学科技园是加强大学与工业联系的一种空间形式。MIT的一些教授也纷纷走出校园在128号公路科技地带创办新公司，成为后来“科技园区”的一个范式。科技园区集聚了大量不同类型的高技术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带动城市群经济发展。吴亚菲［20］基于长三角2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了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发展的协同效应，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水平取决于产业集聚的程度，尤其是制造业集聚的程度。

除此以外，大学也通过金融、商业、管理等经济模式的创新支撑地区城市的管理水平提升，从而间接推动了所在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从国内来看，我国总体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科教兴国战略之后才开始的，模式上也基本参考借鉴了国外的方式。国内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3个地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也一直走在前列，清华科技园是我国较早依托大学建立的科技园，并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共同推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上海以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和建筑设计优势学科形成了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形成了国内校园周边科技与城市融合的典型范例；深圳引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建设研究生院，形成了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特色蓝本。

上述的一般性路径和举措在推动各自的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西方的大城市群和我国东部的大城市群经济发展都是在先行及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的，一些经验和措施可供参考，特别对于地处西部后发地区的高校如何与地区联动合作，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互动联合体，更是无法照抄照搬，需要研究适合自身的路径和措施。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

2.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劣势与不足

国内由国家布局的大城市群主要有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城市群（见表2）。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26个城市组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佛山等9个珠三角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11个地级市。虽然这3个城市群与世界五大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这3个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汇集了全国名牌高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22QS 世界大学100 强排名中，入围的中国大陆和港澳11所高校全部在这3个地区；入围世界排名前1 300所高校的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共计67所，其中48所在这3个地区，成渝地区仅4所。

表2 2021年我国四大城市群/经济圈比较Tab.2 Comparison of four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21

与国内其他三大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存在较大差距。①头部城市少，数量和综合实力难以匹敌，经济实力整体偏弱，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强。②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顶尖高校较少，高校优势科研领域与地区优势产业结合不紧密，例如四川大学的皮革领域、高分子材料领域、生物医学材料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川渝地区的皮革产业、高分子材料产业不突出；成都和重庆都是汽车产业重镇，但川渝高校在汽车或机械制造科研领域优势不明显。③成渝两地的优势产业相似度太高，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不足，相对优势的高端产业缺乏优势品牌，成都、重庆主城区和区域内二三级城市的产业都集中在食品饮料、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少数几个领域，造成城市之间、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等现象。④高新技术企业数与城市地位不相称，截至2021年，成都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 911家，重庆为5 066家，位居全国10名以外，与深圳的21 335家、广州的1.2万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缺乏本土的世界500强高新技术企业。⑤经济实力偏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均GDP 刚达到10 000 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38 计算），在国内四大经济圈中居于末位，远低于世界其他五大城市群。⑥R&D投入不足，据2020年四川省、重庆市科技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川渝两地R&D投入分别为1 055.3、526.79亿元，投入强度分别为2.17%、2.1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0%）。

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面临的机会和优势

与此同时，成都重庆双城经济圈既是中国西部人口最密集、工业基础最强、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大、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又是西部战略要地和内陆开放重要节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现在又面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机遇。

相对东部发达地区而言，成渝地区双城集聚效应明显（2021年成都市GDP 总量占四川GDP 总量的36.99%，重庆中心城区GDP占全市GDP总量的39.18%）、梯级层次突出（两城独大）、高校较多（总体教育好）、人口较多（人才及劳动力多，也远超西部其他城市）、基础设施较好，从“创新梯度理论”上说具有较高的创新梯度，这对发展成渝双城创新核心增长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更容易集聚周边资源，形成核心城市的突出创新能力。成渝地区高校数量超过200所，高校的专任教师、在校研究生等科研力量居于全国城市前列，为科技创新具备基础条件。

成渝地区创新意识较强，具有创新改革的魄力，四川、重庆相继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成都、重庆都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为成渝地区赶超跨越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成渝较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较低的生活成本是吸纳人才的优越因素。综合利用成渝优势和特色，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充分利用好成渝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将优势领域与地方特色资源结合起来，很有可能通过“后发先进”而成为支撑国家建设的重要一极。

3 本地高校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在政策创新方面，大胆探索，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改革是激发活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作为内陆欠发达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快速跨越迎头赶上发达地区，政策改革创新是可利用的最大优势，只有敢想、敢拼、敢干，才可能做出特别成效。长期以来，成渝两地都是全国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者，特别是近些年来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探索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确权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转化路径。要在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职务科技成果非资产化管理、作价入股的投融资方式、教师创办公司治理模式、学校收益模式与权益分配机制等配套改革措施，优化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路径，进一步激发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和转化激情，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水平发展。

在人才引育方面，依托头部重点高校，通过产教融合，特别是博士后培养机制，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是科技经济发展的第一重要资源。相较东部发达省份，西部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难、留人难，个人待遇、后勤保障和人才福利政策很难与之竞争［21］。研究发现，2015—2020年博士毕业生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博士毕业生相对较少，其中选择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为24.29%，而选择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仅为16.46%，就业单位首先以科研单位为主，包括高等学校和科研设计单位［22］。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博士毕业生属地就业率在50%～60%的学校达到了11所，在该区间的高校，除了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西部地区高校之外，均为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西部高校对博士人才有较高的吸引力［23］，这说明依托高水平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具有明显优势。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第四极的出现，成都、重庆呈现人才净流入的趋势。因此，要抓住机遇，着力依托成渝地区的优质头部高校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给予良好的配套和资源条件，紧密连接创新主体，实行产教融合、科教协同育人；着力引进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身份在高校，服务在地方”，高校要提供畅通的职业发展通道，便于引进人才为地方产业企业服务，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在高能级平台建设方面，深化成渝两地协同，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利用特色资源共同前瞻性布局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特别是军工科研平台，夯实战略科技力量，引领区域创新发展。前瞻布局才能实现弯道超车，亦步亦趋模仿只能成为别人的追随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科学前沿、发展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引领科技发展的战略力量。从世界大城市群近代快速发展的历史来看，布局国防军工重大科研设施为引领，可快速带动科技创新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川渝地理空间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我国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辖区内有很多重要国防军工科研基地和生产单位，特别在核工业、重型机械、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制造、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具有较明显优势，可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快速发展的突破口。需要两地加强协同，布局国防军工重大平台，以军工重大项目为牵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联合两地与上述优势国防军工科研领域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统筹布局，一体设计，打造国防军工科研重器，从而带动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另外，四川盆地位居长江上游、西南腹地，肩负着保护生态环境和带动整个西南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西南片区民族多、生物资源和电力资源丰富，可依托区域内高校院所生态、环保、创新药、水电等研究优势布局生态环保、新能源研究大平台和生物药、中草药、民族药、食品饮料等生物和医药创新平台，在这些领域也有望突破形成科技创新制高点和经济发展突破点。

在校企合作方面，探索政、校、企联合投入机制，弥补研发不足和资金短板，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形成创新产业集群。资金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西部这样欠发达地区，企业总体实力较弱、创新动力不足，难以成为创新主体和投入主体。而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投入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只能探索高校—政府—企业间新的合作机制，政府、高校、企业联合共同投入，相依相靠发展。以四川大学探索“政府出资、学校配套、企业命题、合作解题”设立战略合作专项资金模式为借鉴，校市战略合作资金项目一方面把高校科研优势与区域产业结合，另一方面弥补了西部高校科技经费的不足。10年来，该校专项资金总规模超过6亿元，支持企业项目600余项，带动企业投入超200亿元，资金投入放大效应明显，部分项目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然而，该模式在成渝地区尚未形成更高层面的合作机制，合作模式未全面推广，“热岛效应”尚不明显。未来可以考虑由四川省、成都、重庆联合部分高校和企业共同出资，申请国家资金配套，建立成渝地区科技创新专项引导资金，面向成渝地区高校院所和企业联合申报，揭榜挂帅，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为导向，促进企业与大学的科技合作，打造一批头部企业、独角兽和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从而形成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形成产业集群。

在成果转化方面，改善政府投资基金投入机制，弥补风投资金不足短板，撬动创新转化。风险投资基金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作价投资入股创办公司是个较好的方式，但成渝地区缺乏知名的本土化VC、PE品牌公司，市场化风投不足。同时由于高校科技创新定位于基础前沿，以及长期以来的考核评价指挥棒作用影响，高校的科技成果大多偏前沿、偏基础，成果技术成熟度大部分位于1～3级水平，对于我国特别是西部创新力较弱的众多企业和相对不成熟的投资机构来说，不愿投、不敢投，导致高校的科技成果无法直接在本地转化应用，据统计区域内某重点高校一半以上的优秀成果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再加上高校的基础科技创新成果和早期成果评价难，社会投资基金投入持续性不足，是区域内高校科技成果难以直接转化应用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度堵点之一。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需担起职责，要求政府引导或主导的投资基金靠前靠早投入，促进高校院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可责令政府控股的创投、产投基金每年拿出5%～10%（视基金总规模情况）的额度，遴选高校早期科技成果部分项目开展概念验证与中试，进行里程碑式分布投资，少量占股甚至不占股，政府不考核这部分投入的保值增值和短期（3～5年内）投资效益，这既保障了学校和成果完成人团队利益，又利于将高校科技成果进一步熟化，做大做强。

在科技园区方面。整合不同类型高校力量，政产学研协同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园区。新型研发机构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的新载体。2019年，科技部发布《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健康有序发展。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新型研发机构达2 140家。总体来看，政府支持、高校主导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强化校地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出现了功能定位不明、布局不合理、管理运行不佳、质量效益不高以及过度泛滥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急功近利，盲目追求政绩，不讲科学，随意布局。成渝地区政府和高校、企业可以探索建立政府支持、高校主研、企业参与的市场化、集合化新型研发机构，引导大学、企业、政府、市场组织多元主体联动与合作，形成多种创新主体聚合的创新网络。

在金融赋能方面，充分发挥区域内高校的金融、商业、法律优势，打造内陆科技金融高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世界大城市群的发展历程表明，高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和人口流入，各类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五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是知名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反过来，城市成为金融中心又促进了高校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从而共同提升了城市发展质量水平。成渝双城人口和经济总量、高企数量等方面具备了做大城市能级的基础，区域内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金融学、商学、管理学专业居于全国高校前列，具有做强金融、商业、管理的能力。以金融赋能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依托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发展面向未来的高端产业，提升投资的专业性、主动性、精准性、把控性，打造引领性的高端产业集群，与圈内次级县区市错位发展。加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新模式、新机制，创新科技金融、科技保险产品，探索推动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证券化。积极引导金融和创投机构支持高校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创新的大设施大平台，积极参与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园区。充分利用区域内有关高校在区块链、大数据等方面的科技能力，加强金融、管理、商业与科技的交叉融合，全力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金融政策的能力，提升金融管理水平、投资水平和预测水平，以及把控金融政策和风险的能力，形成成渝双城在西部地区金融领域的制高点。

4 结 论

近代国际大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演化历程和经验表明，大学是科技创新的发源地和人才的集聚地，科技创新是促进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要素，通过超前部署适合自身特色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落后地区一样可以迎头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地区。作为国内大城市群第四极，成渝双城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各项实力总体较弱，但创新意识较强、地理位置特殊、在国防军工、环保、生物技术和医药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总体遵循、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将区域高校、特别是重点头部高校的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一体部署、深度融合，协同投入、超前布局，人才为本、平台为要，创新模式、苦练内功，未尝不可后发超越，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大城市群经济圈的重要核心增长极，实现国家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