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风险社会治理的德育选择

农村风险社会治理的德育选择

龙春霞

摘要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风险包括：农村教育政策引发的社会风险；农村风险文化引发的社会风险。抵御农村社会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包括：政策制定者应秉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基础；开展乡村教育、本土教育，重塑农村传统文化是保障；增强农民个体道德人格的培育是根本。

关键词农村风险社会社会治理社会风险德育

文章编号中国图书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识码A1671-4741(2015)03-0063-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安边防部队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调查与研究”( HB14GL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教授，女)

一、风险社会理论概述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认为，风险社会是风险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风险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概念。同时贝克与吉登斯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思性，并以此来改进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风险永远存在于具有制度性的结构中即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贝克与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个“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现象，即部分社会成员共同构成的联盟制造了社会中的风险，同时却有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来推卸责任。“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体现了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困境。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明确地批判了这种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拉什认为，贝克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的，并不具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而且，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释义，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风险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仅仅是一种社会秩序。拉什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与风险社会有所不同，风险文化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风险文化不是纵向有序分布的，而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道德价值观念。在风险文化理论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不是单单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主流的、有高度凝聚力的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想和信念，更重要的是依靠自觉的风险文化意识。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更注重社会的和谐、公平与正义。

无论是贝克、吉登斯等学者的客观风险社会理论还是拉什等人的主观风险社会理论都描述了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这些危机包括自然危机、制度危机、科技危机、政治和文化危机。所有这些危机的背后最基础的其实都是人伦道德基础紊乱、价值观念混乱、责任感缺失的结果。所以，应对风险社会治理，除了必要的社会制度创新、法律法规健全外最主要的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革新、价值规范的确立，否则其他安全保障机制都是没有基础的、没有长效性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深水区，社会风险激增，尤其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从经济体制到政治形式，从道德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吉登斯等学者的社会制度风险理论和拉什等人的风险文化理论两个角度对农村社会风险进行分析，都能够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加强和改进德育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二、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风险

1.农村教育政策引发的社会风险。

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提高办学质量，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此决定中明确指出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从此拉开了农村撤点并校的序幕。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中小学数量减少了近一半。这一决定于2012年停止实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农村教育现状和问题重新科学制定农村中小学校的布局问题。十年的政策实施，给农村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仅从以下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农村儿童“边缘化”人格的形成。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校都集中到了城镇，边远乡村的孩子往返学校的时间和成本增加，许多孩子小小年纪就要住宿。刚开始时的恐惧与不适应是必经的，生活上环境上的不适应导致内心缺乏安全感、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一两周回家一次，逐渐和乡村生活疏离，父母又大多外出务工，家庭的温暖成了孩子们渴望而又奢侈的梦想。无法融入城镇却又疏离了农村，农村孩子逐渐形成了“边缘化”的人格。“边缘化”的人格缺乏社会的认同感，自然缺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而且更易产生悲观厌世，甚至报复社会的情绪。

第二，农村青少年功利价值观的形成。无论农村学校教育亦或是家庭教育大多以升学，离开农村为教育理想。农村青年都致力于摆脱农民这一身份标签再加上社会经济分层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功利的价值观念。“读书无用论”其实是农村青年功利价值观下的一个结果。功利的价值观念使得农村青少年对于乡村生活、对于土地缺乏应有的热爱，农村精英流失严重，文化反哺更是严重不足。

第三，农村老人孤寂与失落心理的形成。原先，中青年外出务工，一年或几年回家一两次，老人们以务农和照顾孙辈们的生活学习为生活中心，村里老人们虽然生活清苦，但能尽享天伦之乐。田间劳作之余，听听村里学校传出的读书声，内心充实而充满希望。但“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之后，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外出读书，使得农村的老人们独守着自己的生活，内心常会产生孤寂感和失落感。

2.农村风险文化引发的社会风险。

风险文化是我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状态，标志着社会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变革时代，风险文化蔓延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破除原有的社会秩序。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是由三种风险文化酿成的，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风险文化的蔓延主要以价值观念的传播为载体。

第一，信仰缺失，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家族祠堂、宗社庙宇在“破四旧”的冲击下，在外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袭下，所剩无几。同这些一同破碎的是广大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人们骤然间失去了赖以平静心灵、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信仰在价值观念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达成共识，凝聚力量上具有重要作用。风险文化的冲击下，宗教、家族信仰先被哲学或主义所取代，对于绝对自由的追逐，消费和享乐主义的盛行，进而使信仰走向了虚无。人们逐渐无所敬畏，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无所不能，社会风险也因此而骤增。社会风险的化解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是从整体开始的，而是从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培育开始的，是个体道德人格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二，恐惧与焦虑蔓延。外出打工潮、征地潮、拆迁潮一波波席卷着无所适从的农民。许多农民离开了久居的家乡，而在城市中却没有安身之所，生活方式也很难适应，他们放弃了务农的生活一时又没有谋生的技术和门路，焦虑和无奈不可避免。同时与外出务工的农民一起在外面打拼的子女们更加的尴尬。他们既难以融入城市也很难回到农村。一些农民固守在农村，看着眼前与他人越来越大的差距，感受着时日的变迁，对不确定的今后的生活充满着恐惧与焦虑。负面的情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恐惧和焦虑已经广泛蔓延。拆迁补偿中的不平等引发的干群冲突事件，温州打工妹跳楼引发的群体事件等背后其实都是一个个充满恐惧与焦虑的农民个体。农民在面对社会变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生了强烈的无能为力感，无能为力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虚无感和焦虑感。

第三，关系危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无认同感会导致关系危机。风险文化导致自我疑虑和否定，也导致了社会的不认同。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市民一样，把财富和自人的价值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在社会变革期中他自身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低。在财富面前的挫折必然导致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在以经济分层的社会，自我价值危机又引发了关系危机。随着农民对于个人认同感的降低，加之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压力，他们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也越来越低，对于他人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系危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集体间的、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出现了危机。在一个不确定自己也不信任他人的环境里，各种生活、生产的成本都会增加，从而加大了社会风险。

三、抵御农村社会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1.政策制定者应秉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基础。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在血雨腥风中涅槃重生的基础，更应是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这无疑是降低农村社会制度风险的基础。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广泛的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环节。当然，在农村的改革实践中，既要大胆的探索，更要及时地总结经验，以实践地发展来推进制度的改革。

2.开展乡村教育、本土教育，重塑农村传统文化是保障。

农村学校应积极开展乡村教育，本土教育，突出介绍本村的历史起源、地理环境、历史名人、著名事件、独特的风俗习惯等，利用广阔的自然环境，历史博物馆、纪念馆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自己的家乡，培养对于家乡自然纯朴真挚的情感。情感是乡村精英回归的前提，是农民保护和建设家乡的动力源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传统文化却在凋敝。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少了，听书唱戏的人少了，节假日祭拜祖先的活动少了，农村中的公共文化场所也越来越少。缺少了传统文化的乡村就会成为一个冰冷的地理标识而非家乡。独特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活方式、大体一致的信仰、追求和稳定的文化传承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内容。构筑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自然淳朴又独特的文化品格是重塑农村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农民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和生活，会形成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念，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极大降低恐惧和焦虑的情绪。

3.增强农民个体道德人格的培育是根本。

道德人格既是社会制度调控和引导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培育和熏陶的结果。农民健全的道德人格是规避农村社会风险的根本。现代农民健全的道德人格是以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为前提的。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群体化倾向，每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风险。而每一个有责任意识的个体必定构成各类组织的负责行为。充分、积极的意志自由是个体责任行为的源泉，无所担当、无所作为或者要求过多都会增大农村社会风险。因此培育农民的责任感意识能从源头上规避农村社会风险。同时，如果大多数的农民不具有风险意识，当风险来临时心理就会无法承受，更不知如何化解，这样极易出现极端行为或者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能否正确认知风险，并在风险来临时采取恰当的规避措施的过程其实就是农民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是与道德人格的形成同步进行的。

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领农民个体道德人格的培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高规避风险的理论性，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梦增强农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农民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民众的活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农民基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同时培育公民社会，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

〔责任编辑：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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