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时间:2024-05-22

高蕊,毕跃光

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高蕊,毕跃光

GAO Rui,BI Yue-guang

“一带一路”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而民心相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虽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家,但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一应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增强沿线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二应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三应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捷条件。2017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高度肯定了跨界民族作为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本文拟以民心相通为视角,探讨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

一、跨界民族是民心相通的先行者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1],是实现跨界民族之间、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体现。跨界民族地区呈现出山水相连、通道众多的地理状态[2],虽然被政治因素分隔开来,但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同、语言相通,一直存在相互通婚现象,存在体育文化、民族节日、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这些都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

1.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捷通道

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是民心相通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体现。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每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跨界民族语言相通有利于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形成价值认同。

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家,但其共同语言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我国有56个民族,有14个国家与我国接壤。其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布朗族、仡佬族、阿昌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33个少数民族语言是跨境民族语言。以跨境语言功能的强弱与使用跨境语言人数的多少为依据,可将我国跨境而居的这33个少数民族语言分为四大类:一是境内境外均为大语言(壮语、维吾尔语、苗语、哈尼语等9种);二是境内为大语言、境外为小语言(藏语、彝语、布依语3种);三是境内为小语言、境外为大语言(景颇语、塔塔尔语、德昂语、珞巴语4种);四是境内境外均为小语言(布朗语、阿昌语、鄂温克语等 9种)。[3]例如,中越两国山水相依,两国边境地区跨界民族、语言名称虽众多,但其语言与文化相通。中越两国共同语言有壮侗语族语言(壮语、侬语、岱语、傣语等)、藏缅语族语言(彝语、哈尼语、桑孔语等)、南亚体系语言(莽语、布芒语、克木语等)、汉语(客家语、粤语、闽语等)、京语。其中,汉语、京语、壮侗语族语言是中越两国使用最多的语言。我国云南、广西与越南交界地区大部分是傣族、壮族,越南岱族、侬族与我国南部壮语方言同属台语支(壮傣语支)中部方言,傣族语言都属于西南方言,跨界民族进行交流时语言障碍不大。[4]跨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有利于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增进跨界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跨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不仅是跨界民族间进行交流的工具,更是加强跨界民族团结、实现跨界民族地区双向开放的重要保障。

2.跨界民族族内通婚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为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分属不同疆域,但跨界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大体相同,加之语言相通,使得跨界民族之间很容易进行沟通。比如我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虽然分居在中越两国,但在婚嫁方面有着相同的风俗习惯。壮族、岱族、侬族都有笃信生辰八字的习俗[5]。

跨界民族间(同一民族)通婚自古有之,且通婚比例较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泰国王室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土司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姻亲关系。[6]这是由于两个地区历史文化相同,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语言沟通也没有障碍,所以该地区的通婚现象就很普遍。我国云南与越南接壤地区的富宁县田蓬镇的苗族基本上都是族内跨界通婚,即使在汉族、苗族混居的村子,也基本上是苗族内跨界通婚。[7]近些年,跨界民族地区的通婚率呈上升趋势,且呈现出由边境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态势。跨界民族间通婚,增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感情,促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跨界民族生活在不同国家,其风俗习惯也会受到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影响,这为跨界民族通婚增添了不同文化元素,有利于跨界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传播,为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3.跨界民族间传统体育文化的长期交流为民心相通搭建了重要平台

跨界民族间文化互动的关联因素和内在动力在于,国界线两边的群体在文化上有着诸多内在的同一性,共源和共同的文化是维护共同民族情感的有力纽带。[8]作为跨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体育文化对于增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民族虽然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但跨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共源性,使建立跨界民族文化互动和交往平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9]我国新疆就是一个例子,它与中亚五国自古为邻,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作为主体民族世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由于新疆和中亚地区地形主要是荒漠、绿洲和草原,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跨界民族多以放牧为生,该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也多与此有关,如赛马、赛骆驼、摔跤等。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性格豪放,擅长骑射,每年的节假日都会有各种体育活动,如赛马、摔跤、叼羊等,这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基本相同。近年来,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间的合作不断增多,中国先后派代表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阿吉亚达乌萨比赛、库尔曼冬不拉比赛等多项活动。新疆与中亚跨界民族间的文体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同时也提高了跨界民族对同一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跨界民族间的民族认同感,有利于促进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所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奠定了基础。

4.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为民心相通提供了外部动力

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是跨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对于促进跨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有重大意义。

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是比较正常和友好的,这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至关重要。[10]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中缅交界地区,中缅两国的傣(掸)族、景颇族(克钦)族历史上同根同源,所以一个民族有盛大节日,对面国家的同一民族也会参与其中,有时政府也会互派代表参加。例如,每年的公历四月中旬是傣族的泼水节,即傣族的新年,在这期间,位于缅甸的掸族同胞与云南地区傣族一样,清晨起来沐浴礼佛,与傣族同胞一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木瑙纵歌节是中缅景颇(克钦)族的重大节日,每逢木瑙纵歌节,中缅景颇(克钦)族身着盛装,奔向木瑙广场,伴着音乐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此外,缅甸的独立节、联邦节也是中缅两国互动交流的共同节日,不仅提高了跨界民族间交流的频率,同时也增进了中缅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的交界处,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人民政府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11],老挝、越南都派出代表团来到我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成为中、老、越三国文化互动的桥梁,促进了中、老、越三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由此可见,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为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有利于跨界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传播,为民心相通提供了外部动力。

5.跨界民族间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宗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文化[12],跨界民族山水相连、文化同源,宗教信仰也往往相同。跨界民族虽由于政治疆域而分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但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仪式或活动,所以一方民族举行宗教仪式时,对面国家的同一民族也会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南传上座部佛教大约在15世纪中叶传入中缅边境地区,中缅边境的傣(掸)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13],且每年的宗教活动颇为频繁。例如,在傣历九月关门节至十二月十五开门节的3个月净居期内,要举行多次佛会,缅甸境内的掸族法师、信徒也会参与其中,与傣族法师、信徒进行交流。跨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提高跨界民族对同一宗教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相邻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一带一路”辐射范围广,覆盖地区呈现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交融的特点[14],沿线跨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加强了沿线各民族间的心理认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二、跨界民族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与区域之间共同发展,其顺利推进一方面需要沿线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贸易、金融、设施等方面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也需要沿线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基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将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1.跨界民族是不同国家之间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跨界民族相互之间具有跨越国界的民族感情,使得跨界民族成为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和重要力量。基于跨界民族这一特殊重要性,充分利用其自身与周边民族的同源关系,借助跨界民族之间共同的语言、同一民族间通婚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传统节日交流与宗教信仰一致性,提高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频率,可以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精神纽带。此外,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意识也反映了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跨界民族地区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通过跨界民族增进相邻国家亲密关系作用的有效发挥,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与所在国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亲民惠民的友谊之路。

2.跨界民族是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有效渠道

跨界民族具有相同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了解、熟悉相邻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能够有效推动沿线国家跨界民族之间的民心相通,使得该国与周边国家间的金融、贸易交流更加畅通。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起初作用是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输到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随着古代中国商品的输出,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沿线民族充当了亚非欧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使者,跨界民族地区也承载了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的贸易交流活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推进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基于跨界民族的特殊优势,有效发挥跨界民族在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中的建设性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跨界民族地处边境地带,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与相邻国家的民族有密切联系,能够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准确地翻译、解读邻国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减少相邻国家经济交往过程中的问题,推动沿线国家间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不断提高跨界民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水平,可以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与认同,推动周边各民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3.跨界民族是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的有效保障

跨界民族对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良好的跨界民族关系会加强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反之则会破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外,一国所制定的跨界民族政策对于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重要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策协商与沟通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跨界民族作为国家相关政策(比如我国的西部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对口支援计划、精准扶贫政策等)的受惠群体,更能深刻体会国家民族政策的深刻含义。因此应注重发挥跨界民族在宣传国家政策措施方面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精英人物,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将边疆惠民政策落实到本地区群众当中,以实现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加之跨界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亲缘性联系,跨界民族能够有效传递“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相关政策,增进相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三、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战略地位的策略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条件,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相通是民心相通最直接、最有效的体现。我国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

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推动民心相通的重要动力,而要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就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才能得到认同,只有认同才能获得行动上的支持。我国跨界民族众多,每个跨界民族的成员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也是本民族的成员之一,带有本民族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因此,要加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让跨界民族真切感受到国家重视其文化的发展,给予跨界民族文化发展的空间,赋予民族地区制定和实行有关本民族条例的权利。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治条例》(2007年修订)第67例中就规定,每年的1月23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全州放假3天;泼水节全州放假3天,自治州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重。民族地区单行条例的实施,体现了国家对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进行建设。另外,“一带一路”倡议要顺利推进,也需要各民族的支持和广泛参与。沿线跨界民族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发挥自身的地缘、文化优势,加强与邻国同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我国跨界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得到传播与发展,并且得到沿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使我国边疆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走出去”。只有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给予各民族文化充分发展的空间,才能为广泛的文化交流提供可能性,也为民心相通创造更多的条件。

2.建立相关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广、建设内容多,沿线跨界民族众多,因此,要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相通,不仅应尊重沿线跨界民族的文化发展,同时也要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目前,我国已出台相关政策,帮助跨界民族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资金融通也制定了相关规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沿线贸易、资金活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组成的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与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永久性政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组织保障,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同时,跨界民族间文化交流方面的机构建设也应提上日程,以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动力。建立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机构,旨在为跨界民族的节日庆典、文体活动、宗教祭祀等文化交流提供平台,促进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另外,“一带一路”沿线高校是各民族文化聚集和学术交流的最理想场所,具有进行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容易将各民族文化凝聚起来。所以,跨界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成立民族文化交流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服务。这不仅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跨界民族文化发展,有效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可提高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进民族间的友谊,推动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3.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我国将跨界民族地区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体系中,使跨界民族地区由我国发展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有利于跨界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跨界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给予大力支持。每年应组织各类艺术表演深入到跨界民族地区进行演出,丰富跨界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应加强跨界民族地区文物的保护,帮助跨界民族地区建立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2015年上半年建成的云南省博物馆,就体现了政府对云南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同时也为该地区人民提供了更多了解本地区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为该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近年来,党和国家为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促进了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繁荣,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该地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该地区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充分发挥跨界民族的优势作用。

四、结语

“一带一路”是实现国家和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方略,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因素分割开来,但由于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必将在沿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郝时远.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N].光明日报,2015-5-14(05).

[2] 张金平.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4):4.

[3] 周庆生.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J].文化学刊,2014(3):12.

[4] 李锦芳.论中越跨境语言[J].百色学院学报,2013(4):48.

[5] 江南.中越跨境民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6] 董建中.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5):38.

[7] 华袁媛.滇越边民跨境通婚的现状、影响及对策[J].文山学院学报,2015(1):39.

[8] 黄光成.跨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动——以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为例[J].世界民族,1999(1):25.

[9] 曾建民,孙剑字.新疆与中亚跨界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及其价值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09(2):42.

[10]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3.

[11]普丽春.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2):8.

[12]纳文汇.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中的宗教文化建设[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3):17.

[13]黄彩文,黄昕莹.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的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J].大理学院学报,2014(7):17.

[14]中国宗教.重视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J].中国宗教,2015(6):1.

The function of cross-border n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aking the people-to-people bond for example

云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高蕊,毕跃光.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民心相通为视角[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33-39.

A8

A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6

1009-3729(2017)05-0033-07

跨界民族;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

2016-11-28

高蕊(1991—),女,河北省唐山市人,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毕跃光(1971—),男,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