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西方语言、文化、身份三者关系的研究综述

曹燕萍　杨燕

摘要：语言、文化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文章对近二十年来西方语言、文化、身份三者关系的研究阶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从语言、文化的视角介绍了身份概念、身份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西方身份问题研究对国内身份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西方语言；文化；身份；身份建构；综述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5-0095-05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Wes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CAO Yanping， YANG Ya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have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ident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periods and cont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and the theor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by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re introduc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the West； language； culture；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view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由于长期的国际商务旅行、跨国婚姻、移民、海外留学等多种原因，处于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多语言、多文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跨越多语言、多文化的个体，如何定位自己，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个体对自己的定位在其身份意识上体现出来。个体身份的建构与其所使用的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语言、文化、身份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身份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语言视角和文化视角对身份建构问题展开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身份三者关系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阶段

语言、文化、身份三者关系的研究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形式主义（formalism）盛行时期，人们对语言内部结构普遍性的研究。其典型代表为乔姆斯基，他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一书[1]。乔姆斯基不满足于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单纯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乔姆斯基把对语言的研究推进到了语言内在的深层次，他试图探究全人类语言活动的规律性和适用性，提出了普遍的语法语义及其转换生成的一系列规则。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了是可以脱离现实具体个人的东西，不重视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情景，仿佛语言使用者都生活在一个象牙塔中，拥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形式主义对语言进行的研究不重视文化因素，不重视语言使用者的身份。

第二个阶段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盛行时期。其典型代表为M.A.K韩礼德，他于1985年出版了《功能语法入门》一书[2]。功能主义强调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社会性，把与语言有联系的外在因素，如社会现实因素、个体的现实因素纳入研究中，考查语言作为个体交际工具的社会职能以及语言作为群体文化载体的历史功能。功能主义是一种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是语言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要素，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受到了关注。

第三阶段为近二十年来身份问题在语言、文化研究中的突显，身份认同问题在全世界受到重视。社会科学者认为，身份认同体现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等诸多重要社会因素。他们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视域对身份问题展开了研究。学者们（Perice，1995； Peter & Murrell， 2007）认为语言、文化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3-4]。

综上所述，语言、文化、身份三者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不重视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形式进行孤立的研究，不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身份；突出文化因素，把语言置于文化情景中进行研究，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在语言、文化的研究中突显身份问题的重要性，突出语言、文化的身份建构功能。

（二）研究内容

西方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主要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思潮。在形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偏重于对语言符号形式的研究，力求从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中概括、抽象出语言规则和原则，即语言在语音、词汇、句子等层面上的规则。乔姆斯基提出了天赋假设学说及生成语法[5]。语言学家试图从特定语法中发现普遍语法。乔姆斯基提出三种语法：有限状态语法、短语结构语法与转换语法。有限状态语法是语法的最简形式。乔姆斯基认为有必要设计出一种语法，该语法能生成语言中的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形式主义对语言的研究把语言与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分离开，偏重于人类语言现象和语言能力的普遍性，从而忽略了个体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它把语言当作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着眼于语言的交际功能。功能主义不像形式主义那样只立足于语言的符号系统本身，或者说只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是重在探究与语言有联系的一切外部因素，从语言使用的语境来阐明语言的本质，即语用和功能如何决定语言的意义和形式。韩礼德提出了语言符号系统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反映的是表达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所有语言用法[6]。人际功能是通过语气与情态而实现。语气表明语言者在言语情景中所选择的角色，以及他指定给听者的角色。功能主义把语言形式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语言进行研究，着眼生动现实的语言活动，考查语言的交际效果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使用者的角色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Canale和Swain（1980）提出了语言学习者必须具备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乔姆斯基称其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组成。社会语言能力指能了解交际所发生的社会情景。社会情景包括了角色关系、参与者共享的信息以及交际互动的目的[7]。从语言人际元功能及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这两个概念可看出，语言被置于社会文化情景中进行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离性受到了重视。研究者对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际进行研究，如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交际。语言使用者的群体身份在语言文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在此之后，身份问题渐渐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身份以及与身份相关的概念，身份建构理论。

身份（identity）一词源于拉丁文idem（为相同，同一之意）[8]，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同一，一致性；二是本体，本身，身份。从其词义来看“身份”，强调组成某一群体的个体所拥有的共同特点，共同特点是在不同点的烘托下体现出来。“身份”既包括个体的自我定位，也包括他人强加给个体的定位[9]26。“身份”一词既表达名词性的含义，也表达动词性的含义。名词性的含义表达身份选择的结果，即个体所拥有的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动词性的含义强调身份选择的过程，即认同（identification）。“身份”是一种“自我投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自我、浪漫主义的自我、心理动力自我和后现代自我四个阶段[10]。启蒙主义认为，个体由知识和经验在大脑里不断积累而创造，身份是自我的一种工具性的投射。启蒙主义的“自我”以认知为基础，而浪漫主义的“自我”以理智和情感为基础。浪漫主义认为，“自我”是个体天生特点的一种体现。20世纪初的“自我”是一种心理动力的自我，此期间的“自我”受心理学理论的影响，被看成个体内在主观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体现。后现代社会的“自我”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自我。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一切事物都变得难以捉摸的社会，“身份”则是“人们深深感受到的最尖锐、最棘手矛盾的化身”[11]。既然“身份”是流动、多变、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矛盾的化身，就非常有必要对其展开研究。从语言视角出发，研究者提出了“语言身份”这一概念。“语言身份”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交际方式之间存在的一种假定性的、标志性的关系[9]40。语言具有建构身份的功能，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语言是一种外显的行为。据此，人们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区别。语言是“身份的徽章”[12]。社会语言学家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会对二语习得者的身份产生影响。Lambert的社会—心理模式（Social-Psychological Model）认为：随着第二语言的习得，习得者最初的身份会改变，会引发 “身份冲突”（identity conflict），因为，习得者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新文化[13]。语言能力越强，身份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Clement的社会情景模式（Model of Social Context）认为，二语习得者的双语能力给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提供了民族语言能力。二语习得会导致“身份改变”（identity change）[14]。Giles和Byrne的群体际模式（Intergroup Model）认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综合动机是融入目标语社团，第二语言学习让学习者获得操本族语人的认同[15]。从群体成员视角出发，研究者提出了“族裔身份”（ethnic identity）和“国家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族裔身份”是一种建立在某一文化群体的共享历史、祖先、信念体系、社会行为、语言和宗教上的身份。“国家民族身份”是一种建立在与某一国家政权相关的共享历史、祖先、信念体系、社会行为、语言和宗教上的身份[9]43。“国家民族身份”需要通过升国旗一类的活动来培养。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者提出了“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文化身份”是人们归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群体或种族的归属感 [16]。

为了对身份的建构进行科学的解释，研究者们（Gudykunst， 1988； Oakes， 2001）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17-18]。例如，社会身份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族裔语言身份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社会身份论认为，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社会对比（social comparison）和心理特征（psychological distinctiveness）四个要素影响着人们身份的建构。这四个成份的因果顺序为：A（社会分类）→B（社会身份）→C（社会对比）→D（心理特征）。个体首先把自己划归为某一群体（A），如属于某个族裔或某个民族。如果个体对自己的族裔身份或民族身份进行了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那么社会身份就形成了（B）。个体在对社会群体进行对比时（C），通常会偏向于自己所归属的群体，而歧视其它群体。这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行为。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行为让人们产生和具有了某种心理特征（D）。这种心理特征让人们拥有自尊和积极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论还包含了“安全身份”学说和“不安全身份”学说[18]55。这一学说有利于人们理解身份策略如何促进社会变化。当强势群体与附属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关系被看作是永恒不变时，那么社会对比和“社会身份”便是安全的。通常情况下，“社会身份”和社会对比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因为拥有优越感的强势群体倾向于通过强化现存的群体区别来让自己继续拥有让自己获得积极身份的心理特征；而对弱势群体而言， 不安全的身份隐含着再也不愿接受附属的社会地位。他们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获得一个更为积极的﹑肯定的身份。弱势群体利用社会迁移（social mobility）、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以及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三种策略来使自己获得一个较为肯定的身份。社会迁移意味着被强势群体同化。社会创造呈现出三种主要形式：首先，一些被人们以否定态度对待的象征被赋予了肯定的色彩，如美国黑人在争取平等社会地位时就喊出了“黑色是一种美丽的颜色”的口号；其次，有目的地创造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象征，如发挥自身独特文化的优势；最后，与一些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比较，社会竞争指通过对一些稀罕资源的竞争来提高自身的身份。族裔语言身份论在社会身份论的基础上，补充了三个使族裔语言身份更加明显的成分。这三个成分是界线的渗透性（permeability of boundaries）、多重群体成员关系（multiple group memberships）和族裔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界线的渗透性影响着社会迁移。一方面，界线被认为具有收缩性和渗透性，能促进社会迁移；另一方面，界线被认为是固定的﹑不可渗透的，不允许任何社会迁移，故而强化了族裔语言身份[18]36。

二、基本评价与研究启示

（一）基本评价

语言、文化、身份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起初研究者们着重于对抽象普遍语言（langue）的形式进行研究，忽略了语言使用的情景和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后来，人们开始对具体特殊的言语（parole）进行研究。人们立足于丰富多样的实际语言材料，对语言的功能及影响语言的多维因素，如文化、社会、心理、交际、民族等因素进行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备受研究者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热点问题。例如，人们研究美国文化、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际等。这些研究表明，身份问题开始被人们关注，但身份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群体特征，如美国人、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随后，身份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者认为，在流动、多变、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身份再也不是一种个体拥有的固定不变的特征，而是个体表现出的多重的、不稳定的社会特征。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采用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身份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语言身份、文化身份、族裔身份、国家民族身份等概念，并提出社会身份论和民族语言身份论等身份建构理论。从身份的相关概念及身份的建构理论可看出，语言、文化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可见语言、文化、身份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国外身份理论的影响下，国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国外的研究思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边缘性群体身份认同的研究，如老年残疾人身份认同研究（姚远等，2011）[19]，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研究（蔡贞等，2012）[20] 。研究者从个体认同、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四个方面对老年残疾人身份认同进行了研究，提出优化老年残疾人的社会身份认同，能改善其心理状态和提高其生活质量。研究者探讨了如何从自我归类、身份重要性、行为投入三个方面，设计问卷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而对边缘性群体身份的研究多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研究，如21世纪初，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身份建构是一个流动、多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不同年龄段群体的身份意识折射出来，因为20岁、30岁、40岁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会存在差异。今后的研究最好能对某群体进行长期追踪研究。二是文艺作品中对某个典型个体、典型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明跃玲，1996）[21]。身份是“个体在社会情景中，有意识地不断编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个体的所想所作所说在服饰、体态、行动和语言上的一种投射”[9]40。通过对神话传说进行研究，可以透视某一族群的身份建构。三是某国民的身份认同，如中国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研究（高一虹等，2003）[22]。研究者探讨了英语学习对中国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语言的学习会影响中国学生，即拥有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身份群体的身份认同，那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也会影响学生族裔身份认同。中国有56个民族，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对少数民族族裔身份认同的影响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启示

国外关于身份、语言、文化关系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两点启示：

1身份认同难于摆脱时空框架独立进行。当下国内对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多为共时研究，今后应增加历时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只研究某一特殊群体在某一时间段的身份认同，而且还要研究某一特殊群体在不同时间段的身份认同。

2语言教学领域的身份认同研究应从主要民族（汉族/中国学生）和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习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沿伸到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如阿昌族）的语言学习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此外，研究还要从身份认同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如身份认同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沿伸到身份认同与语言教学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结语

身份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身份问题的研究与文化、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语言、文化具有建构身份的功能。国外学者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的视域对身份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分析语言、文化、身份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语言、文化、身份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更科学，在理论上更深入，还需更多研究者的参与。我国有56个民族，几十种民族语言，这种丰富的多语言﹑多文化环境为学者们研究语言、文化、身份提供了沃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介绍国外身份研究的一些理论，希望能给国内的身份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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