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政治图谋及理性实质

[摘要]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理论的要义，旨在依凭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形式上出现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开辟非阶级、非革命的理论空间；其政治图谋在于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已然失效，唯有用后政治理论予以强力补充才能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迁。然而，由于它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太多的异质元素、置换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因而其非但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增值，反而对之进行了各种巧妙的消解，在实质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疏离与叛逆。

[关键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政治图谋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1.001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借口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图景、阶级结构及运动方式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一体化，工人阶级已经并正在隐遁与消亡，“新资主义”、“新工人阶级”及其“新社会运动”严重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政治图景，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已然面临严重挑战，这催逼着我们必须对之作出理论思考与积极回应，即必须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因子强力予以补充才能实现某种理论上的跃迁。[1]对此，笔者不避浅拙，通过援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要点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对这种希图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而达到变相消解它的政治图谋进行批判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核心要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认为，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结果，私有制和分工是它产生的前提与基础，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当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描述阶级的特征，也可以通过非经济因素来划分社会人群，但是，归根到底，阶级是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们组成的集团而非什么别的什么集团，其本质特征及其结构划分归根到底决定于它的经济地位而非其他别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实现其根本经济利益，围绕夺取、建立、巩固国家政权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根本内容，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关系是基于经济关系而确立起来的，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关系，政治现象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政治与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和经济范畴。因此，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或者说，政治斗争就是各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它把颠覆旧政权并实现制度转变的重任交给特定的阶级去完成，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革命。

马克思发现并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它不可能自发完成，也不可能通过文化变革或者意识革命来实现，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政权更替。社会革命总是与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相联系，并以其为归宿，其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政治与经济领域，其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确立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这种摧枯拉朽般的变革也必然会引起思想领域或者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也势必会促进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革新与意识层面的变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视作意识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更不能将革命成功的主要标志视作心理结构的调整或者道德观念的变化。虽然社会革命在心理深层会产生巨大震动，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升，激发人们的革新意识、生活热情与未来理想，引起人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革命完成的是“新社会秩序的创造性变革”（马克思语），它不是对旧制度、旧政权的局部改良，更不是对统治阶级的微小让步，而是对整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全面颠覆，思想变革抑或意识革新只是它的自然而然的副产品而非主要目的或初衷。

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唯有通过并借助于社会革命才能摧毁并扫除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反对力量及其在精神领域中的“抽象继续”；唯有在社会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彻底发挥，并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得到教育与锻炼；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地消除阶级对抗并充分利用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思想成果，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重视社会革命的重大作用，但是它并不否认思想文化斗争和意识层面的革命对全面建设新社会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拒绝文化革命或者意识变革，但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仅仅归结为意识革命论或者心理学革命论，不能用文化上的或者意识上的革命完全取代社会革命及其伟大意义。因为意识变革或者文化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剥削本质，不仅不能清除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而会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阻碍革命取得成功的拦路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评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及其政治图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鉴别标准。

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内容与特征

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截然相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及其政治思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一种“阶级本质主义”或者“经济一元论”，在今天因阶级因素的复杂化和逐步消解而失去了理论价值。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用“经济一元论”已无法表征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整个社会早已步入超阶级或者“无阶级的多元政治时代”。在此社会中，阶级与经济并不对等，阶级并非经济的产物而只是意识形态的虚构，阶级并非经济实体，更担当不了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是复杂的社会斗争中的一种，阶级斗争并非经济上的斗争，整个社会也并不能只是划分为阶级，除了阶级主体还存在着其他许许多多的政治主体。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斗争并非都是阶级斗争，并非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未来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不是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变而是文化更新或者意识革命。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提出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普遍存在并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种政治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等，在今天都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都失去了社会基础和生活内容，其合理性应该受到严重质疑。

在一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后工业时代，由于物质和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对无产阶级产生的“多余的压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愿望已丧失殆尽，无产阶级已成为被资本主义同化了的、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顾现实斗争的“单面人”，成为只按照技术理性行动而失去了社会批判精神和反叛意志的、全面异化了的“新型奴隶”。故而，当前的社会革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种旨在颠覆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或者经济革命，而是演变成了旨在变革人的意识结构、精神面貌并希图解除人的心理压制的生物学革命或者心理学革命。反对“多余的压制”的革命与传统的政治革命不同，它不涉及社会的根本制度而只是对社会的虚假道德及其价值原则进行批判，它对人的解放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主张从意识革命或者本能革命入手而非从根本制度变革入手，意在推翻物质与技术的过度现代化对人的非法压制，以便唤醒人们被压制的反叛精神和批判意识。当然，要实现这种意识革命就不能再指望无产阶级而只能依靠知识分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基础上的，而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普遍富裕的后工业时代，无产阶级早已被资本主义同化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再也恨不起来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而是肯定力量了，已经丧失了革命意识更不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了。未来的社会革命只能由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来担当，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和本性的解放，是多多少少还保留着革命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因而能够成为未来文化革命的先锋力量，并能够反过来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活跃化”，彻底发动一场心理学意义上的伟大变革。

这种告别工人阶级、告别社会革命的理论主张，对各种西方“新后现代主义”或者“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很大。他们普遍认为，无产阶级已在政治领域隐退和潜伏了，两大阶级的对抗已日趋消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必须以“后马克思主义原理”（后阶级原理、后政治原理、后革命原理）对之加以修正。资本主义当然存在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已不再是政治危机而是文化危机或者意识危机，这种意识革命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了，政治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被排除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因文化论争而引发的心理学革命将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主航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意识领域，那么后工业时代的政治也已经非政治化了，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统治和奴役已全面侵入生活层面和心灵深处，人和社会已经被全面异化。反抗这种异化最敏感的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因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定执行者，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3]，而是物质生活优裕而精神上要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及其青年学生。所以，应该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颠倒过来，不是物质的贫困而恰恰是物质的严重过剩，才真正导致了知识分子心理结构基础的崩溃，唯有从心理深层唤醒他们对物质福利的厌恶，才能激发被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阶级斗争热情。社会革命的真正方案不是实现社会制度变革而是开展心理上的拯救，未来的新资本主义革命只能是通过建立合理的舆论结构，而进行大拒绝式的意识革命，马克思主义在非阶级化的事实面前已经失去了主导话语权。

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观上的实质差别

但是，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图景毕竟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国际阵营，它的理论根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不仅没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及其革命愿望，反而特别希图建构它的社会主义解放政治。他们特别强调，解构马克思主义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并非要放弃或者抛弃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重建马克思主义。[4]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要消解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简单化和革命统一模式的种种说教，旨在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丰富其语义与增强其当代实用性，拓展与刷新它的阶级内涵、革命意义的政治空间。当然这也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的语义变革，但这种后现代语义内的超越，实质上是一种提升与坚守，是从中出发并以之为参照来达到破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一种在思想承继基础上的理论跃迁与升华。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在坚守中的创新、超越中的提升、承继中的跃迁，是马克思主义跟进时代变革的需要，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及其政治斗争深刻变化的当然要求，是社会革命运动形式发生“哥白尼式革命”所引发的内在超越。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内在超越，其原因就在于进入垄断阶段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所有制上，产生了新型的国家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资本所有制，国有企业及其资本的控制力与支配力大大加强，政府的社会决策与干预能力大大提升，资本国有化、社会化程度的扩大与强化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为避免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制度依据，为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和劳资冲突提供了政治上的担保；在利益分配上，当代资本家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促使无产阶级自觉服从资本主义的国家意志并与资本主义发展机理逐步趋同，职工参与决策保障了其民主权利的扩大，终身雇佣制的实施增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精神及其政治统治的归属感与认同度，职工普遍持股则大大调动了其劳动积极性和对货币的崇拜，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并缓和了阶级矛盾；在阶级结构上，资本家不再直接管理，避免了与一线工人的直接冲突，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企业高管成为实际的管理者，他们已经归属于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简单化的格局被打破；而且，知识型、服务型的劳动者大大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层锐减，以白领工人为主的“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产化了，工人阶级非工人化了，无产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亡，无力承担社会革命的重任，如此等等。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同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的自我矫正一样，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兴起的“新工人阶级”反抗非法压制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告别阶级、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的所谓“告别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这些“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种族运动、同性恋运动、反独裁运动、反核武器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具有明显的局部性、分散性、独特性和偶发性的特征，根本没有任何政党组织和政治纲领，其政治诉求大多与生活上的公平、正义、平等有关，而与传统的阶级斗争内容无缘，它们扎根于基层生活场域，在一种宽泛的生活世界理论中理解斗争的现实意义，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和运动方式，以至于很难用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加以解释。领导这场运动的主体是社会的“高级神经系统”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名存实亡，“新工人阶级”力量十分分散而且被资本主义同化了，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演变为它的维护者，能够保留革命意愿的唯有青年学生和抱着各种政治诉求的抗议群体。他们的政治斗争具有微观性与异质性的特征，不仅凌乱而且短视，不仅没有政党和纲领而且没有夺权的具体设想，不仅没有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面貌而且缺乏基本的社会革命的奋斗目标。他们力求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与阶级本质主义，而倡导一种微观政治学上的文化变革与意识革命，他们要颠覆的不再是社会的根本制度而是人们安之若素的生活情怀与奴化意识，革命的主要标志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意识觉醒。这种“告别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承继而是严重拒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创新基础上的跃迁而是巧妙地执行着一种消极策略，从其基本政治图景与未来设想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的政治图谋及其理性实质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及其政治图景，事实上，既缺乏理性依据又没有现实基础，实质是利用一些零星事实而刻意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在阶级结构上是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阶级对立日趋复杂化、阶级因素多元化、阶级成分变动性加大、中间阶级等“新工人阶级”的大量涌现并且阶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等，这勿庸置疑，但这些新变化一方面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转变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两大阶级尖锐对抗的结果。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迫使各国资产阶级不断作出重大让步，进行某些社会变革以缓和劳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依然是两大阶级对抗的历史，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告别阶级论”希图抹煞这一事实，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背离。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不仅在阶级结构上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产物，是当代资本主义迫于阶级斗争的强大压力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新变化，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残酷地加大对工人阶级的压榨与剥削，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铁的规律，变化的只不过是攫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不同而已。劳资矛盾的暂时缓和与分配关系上的些许调整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发生任何改变，两大阶级在财产占有上的鸿沟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斗争不是在消亡或隐遁而是在日益尖锐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痼疾、并没有消弭两大阶级的严重对抗，当然更不可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当代资本主义在阶级因素上的新变化虽然使得阶级斗争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充满了更多的变数，但是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依然有效。

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渴望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幻想通过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与恩赐、通过某种人性的自我拯救与觉醒，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公平，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马克思主义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阶级斗争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指出，在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变革连接在一起，故而将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交给特定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无视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仍然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的历史事实，凭借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结构与斗争方式上的些许变化，就得出了告别阶级、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的理论主张，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尊严的捍卫，而是对它的一种消解。因为，资本主义阶级构成及其运动方式的新变化并没有彻底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奴役的历史地位，并没有改变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状，也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导力量。虽然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斗争方式、战略策略等出现了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特征，但是这并不表明两大阶级的对抗已然隐退，并不表明无产阶级已经消亡，并不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先进性与革命性，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我们坚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唯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并拥有未来，唯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非什么文化变革或者心理学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五、结语

本文通过剖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政治图谋及其理性实质，旨在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政治调整，在后工业时代的的确确出现了阶级分化加剧、阶级结构断裂、社会运动多元等新情况，这是不争的事实。[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这些事实而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并希图通过告别阶级、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而达到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图谋。事实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伴随着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解构方法及理性特征在当代思想界的过量引入，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已悄然发生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其根本理论旨趣在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意义与普遍适用性，以拓展与刷新它固有的思想地图与政治空间，进而通过特殊的思想承继、内在超越以达到对它的当代坚守与思想提升。但是，由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携带了过多的悖反性、异质性的杂质，其在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中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播撒，在彰显当代马克思主义理性价值的同时又暗中执行着一种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对之所作的有距离的肯认，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解构策略的巧妙运用罢了。因而，各种版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极力锲入马克思主义内部希图对之进行重新解读，非但不能实现对它的意义增值，反而对之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消解与颠覆。这表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很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并使之获得高层次上的跃进[6]，相反，由于重构并置换了它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反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放任、意义曲解，惟有培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及其辩证整合的政治立场，才能巩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根基，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本性复归的同时积极为之开辟诸多自我生成之域并赢得全面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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