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对策研究——兼谈按需生产的环境伦理意义

时间：2024-05-22

韩许高, 吕世荣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2.河南大学人文社科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对策研究
——兼谈按需生产的环境伦理意义

韩许高1, 吕世荣2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2.河南大学人文社科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裂缝问题。在人类学视角下,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超过了自然的承载能力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不是满足实际需要的手段,而是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必然失去量的限制,导致生产过剩,其自然恶果即生态危机——资本增殖之危与社会建制之机。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即按需生产,既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又把需要作为生产的内在限制,按照美的规律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自由共同体,体现出“遵循自然、遵循人的需要即其本性”的环境伦理意识。

生态危机;资本增殖;生产过剩;按需生产;环境伦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P579),“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P919)。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物质变换”一词,译自德语 stoffwechsel,“它构成新陈代谢一词所包含的生物生长和衰落的组织过程这种观念的基础”[3](P174),因而在生物学与生态学中一般英译为metabolism,即新陈代谢。生态学者如英国学者 A.J.麦克迈克尔[4]就认为生态问题即“地球上的‘新陈代谢作用’问题”。这同质于马克思所说的“土地的组成部分的不能回归土地”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对此,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考虑到了人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即生产关系,鼓励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可持续性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因此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条件下有必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3](P158)

马克思抓住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问题的关键,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树立生态批判的社会主义范式提供了理论资源。本文拟从人类学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在自然中的需要与生产活动、建制活动、思想活动,以及它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确立生态批判的社会主义范式,使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实至名归。

一、人类学视角下的人类活动与生态危机

在地球表层,各种生命和非生命组成一个自然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保持着物质能量的新陈代谢平衡。植物是自养生物,而动物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满足生存所需、维持族类繁衍。为此,不同动物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发挥特定功能的特定身体结构,进入了特定的食物链和生态位。

人也是如此,有各种需要,但原本不具有与其他动物相比较的体质优势,没能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在自然选择的引导下,人类加快脑进化,逐渐依赖智慧而生存。随着脑器官的容量增加、结构优化和功能强化,在本能式地利用大脑及其智慧适应环境的基础上,人又走上了一条依赖后天习得行为改变环境的文化进化道路,发明工具,改造自然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至此,人类开始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提升上来,不断扩大人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态位,最终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产工具的复杂化,人类个体之间有了更多的分工协作,形成了生产角色和消费地位的差别。这就需要人们设立公职,形成特定的机构去协调人们的生产关系,以便更有秩序地组织生产,按照规范把生活资料在群体成员中分配下去。当生活资料有所剩余的时候,剩余物以及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管理又将导致更为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社会制度。

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的人类“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的活动、把人类生产关系和活动方式规范化秩序化的种种努力,称为建制活动。建制活动的结果即社会制度,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跃出自然系统,真正形成社会,即在人类内部形成一种等级结构,并与自然及其所供养的动植物构成一个由人主导的区域共同体。

随着人类的生产力、语言能力和社会建制的发展,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伴随现象,人原本具有的思想意识越来越有独立性,并从日常人的直接性思维活动中分化出来,发展为现代科学。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科学就是长期努力用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可感知到的各种现象凝聚到一起,变成尽量首尾一致的体系”[5],以解释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发展规律。马克思则主张在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对当下人类及其社会状况进行反思,建构新的社会制度以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

至此,我们从人类学视角考察了人在自然中的生产活动、建制活动与反思活动,即人类改变自然和自身以满足生活需要的基本实践活动。在自然界中,人的所有活动都以自然为环境,都以满足需要为目的,都以社会建制为中介,都以思想活动为指导。人的需要与生产—建制—反思活动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彼此构成一个目的与手段交叉循环的链条。生产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是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基本手段。对此,马克思说道：生产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P207-208)。所以,福斯特认为,“在他对劳动过程的一般定义中,马克思利用新陈代谢概念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3](P174),因而抓住了分析生态问题的关键之处。

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区域共同体,其中的人作为一个整体面对自然物种时,是同质性的消费者,即自然物种的剥削者。这种剥削如果保持在能使自然物种得到协同进化的程度内当然是合理的,因为人本来就有生存的权利,既然他原本就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需要参加自然界的生活,而自然界本身也需要通过动植物的食物链关系保持物质能量流动。

但生态危机就萌芽在人的生产能力、消费地位的上升过程之中,萌芽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之中。特别是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人类内部又有剥削者与劳动者的区别。此时,人与自然的共同体转化为这样的剥削结构：有产剥削者—无产劳动者—整个自然界。劳动者为了维持可怜的贫困生活必将努力争取向下剥削,比如拼命开采煤铁与石油等,最终遭受残酷剥削的必然是所有自然物,而剥削者由于站在生产过程之外,需要从中获得资本增殖,也必然忽视物质生产对自然的剥削程度是否超过其承载能力的问题,从而造成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以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活动为出发点,以私有制对剥削自然的加剧作用为切入点,搭建起生态伦理的规范平台,为建构生态批判的人类学奠定基础。

二、需要与生产在资本建制下的异化及生态危机

按照我们的人类学分析,人的需要—生产—建制—反思活动,是在自然中相互作用的社会性整体,所以也只有从人的实际需要和资本增殖的需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异化中,才能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实际需要,而是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增殖的需要控制了人的实际需要;生产使用价值不是目的,而是生产交换价值和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即需要与生产的质的关系的异化。资本增殖没有量的界限,因而人的实际需要与生产的量的关系的限制也消失了,此即需要与生产的量的关系的异化。总之,生产不是作为实际需要的手段,而是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必然变得既没有质的限制,又没有量的限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不重要,只要赚钱就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是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则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P178)这就是说,在资本 G-W-G′的运动中,商品生产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当然不必加以限制了,除非 G′受到生产的威胁。“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G-G′。”[1](P181)在这个没有商品中介的过程中,生产过程同样虚化如烟,剩下的只是资本的自行增殖,既没有量的规定性,也没有质的规定性,成为一个无质、无量的拜物教之谜。最终,人们只能异化自身的各种需要,把满足需要的手段颠倒为内在目的。因而,物质生产必将逐步被资本的货币影子虚拟化为一个没有度量的存在,只有当它们阻碍了资本增殖的时候才会被考虑。正如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说：“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贸易和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所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会被纳入它的运行轨道;它们必将从属于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像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一样被买卖。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可用于出售,这种商品化虚构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6]

总之,现代社会为了交换价值与资本增殖而生产,毫不顾及人本身的实际需要及其对生产的制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商品向资本增殖的惊险一跳,资本家“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7](P247)。而单个资本家为了提高自己资本的增殖率,虽然希望整个工人阶级增加购买力,但实际上总是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这种实际上为自己考虑的做法超越了他心中的对整个资产阶级有利的希望,其结果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使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与资本。此即资本增殖的内在矛盾,其结果是经济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资本家还需要把过剩产品消费在扩大再生产之中。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也必然被资本增殖所俘虏——不是为了认识事物,而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被“有选择”地研发和利用。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但在资本增殖无限取向的推动下必然导致更大的生产过剩,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产学研体系中的制造欲望与商品的专利活动,科学已经失去了人类反思活动原本具有的精神意义与道德价值,变成了一种剥削自然的技术工具,理应受到生态批判。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P579)

最后,由于人的需要被资本所中介,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被资本所控制,以为只要拥有了资本就可以满足一切需要,从而产生一种发财欲,即资本增殖的意识形态。对此,马克思说道：“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1](P179),资本家“还向工人提出了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做到从流通中取出的财物少于他提供给流通的财物,从而发财致富”[7](P244)。但是,工人通过节约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较好地承受工资下降,更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积累资本。工人的“发财欲”只能通过过度劳动获得偶然的满足,从而让这种偶然满足维持住“发财”的可能性,在产生集体认同的背后,给资本家带来现实的持续不断的资本增殖。

持续不断的资本增殖最终带来的必然是生态危机。正如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8](P2)对应于经济危机和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生态危机标志着商品生产的绝对过剩,标志着资本增殖已逼近自然界限,是资本主义社会建制与意识形态对剥削自然的需要与生产的异化作用的最终结果。

三、按需生产,建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自由共同体

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找到根源也就找到了解决之道。但我们遵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只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萌芽,而不给未来社会设定不可更改的非常具体的建构原则。我们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的论述现在只能限于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念：“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P83)换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复活”自然,因为它“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9](P81)。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帮助我们确立了生态批判的社会主义范式。它认为生态危机既是资本增殖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增殖的自然界限。因而可以说,生态危机 =资本增殖之危 +社会建构之机,预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然契机已经到来。换言之,由于生产总量达到生态界限,我们就不能再刺激消费、刺激生产了,不能再通过做大整个蛋糕使雇佣劳动者获得一定的收入增长来掩盖两极分化问题了,而需要“按需生产”,既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又把需要作为生产的内在限制,保持稳态经济,“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P58)一个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自由共同体。

但稳态经济与自由共同体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通过私有化的市场手段加以实现。因为“要么积累,要么死亡”是资本增殖的宿命逻辑,“静止的资本主义本身就自相矛盾”。[8](P74,69)而且正如福斯特所说：“生态退化本身就是市场失败的证明,环境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把自然当做私有财产。”[8](P19)对此,波兰尼也说道,“将土地与人类分离并按房地产市场需求构建社会,却是乌托邦市场经济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土地稳定地维持着人类的生命,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类身体安全的条件,是风景和四季”,是不能被私有化为商品的。[8](P23)

马克思早就说过：“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那样,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2](P878)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2](P918)。而且,资本增殖只看重人的物质需要,因而总是刺激人的物质消费,却忘记了人的实际需要是丰富的,包括对于精神活动的需要,比如求知、审美、做善事。它们作为生活的内在目的和第一需要是自由的,而每个人自由判定其作为人的真实需要,必将对自然有更深的关爱。因而,按照人的需要即其本性进行生产,不但不会造成短缺世界里的“公地悲剧”,而且体现了“遵循人的本性,即遵循自然”的环境伦理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卷中还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P927)这种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物质生产方式将是人道主义的方式,同时也将是自然主义的方式,因为人按照人的方式进行活动就是符合自然的。换言之,人只能在人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如果要人遵循狮子的自然活动方式那才是反常的,正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也是反常的一样。

总之,对土地“进行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并传给后代”,这就抓住了当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即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著名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伤害的发展”[3](P183)。换言之,如果能够按需生产,物质生产必然是适可而止的,因为生产过剩在逻辑上已经违反了“按需生产”的原则,因为人自然而然地不但需要劳动而且需要休息,除非资本增殖迫使人们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时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前还不知道何时进行社会建构才算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那么生态危机则告诉我们,现在生产力的总体发展已经“高度发达”到破坏自然的程度,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改变社会了。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英]麦克迈克尔 A J.危险的地球 [M].罗蕾,王晓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9.

[5][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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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729(2010)05-0024-04

201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