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态文明的着力点 ：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冯合国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构建生态文明的着力点 ：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冯合国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是现代生态问题的直接根源。构建生态文明,就是在意识层面改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强化人与自然的平等,以构建生态意识文明;在法律层面健全法制而约束人类行为,以构建生态法治文明;在实践层面注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构建生态行为文明。这些都是要使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想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生态文明;生态意识

(一)

真正的理性主义发源于启蒙运动,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使人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最初,启蒙精神所崇尚的理性在于为人生的意义及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一种手段。按胡塞尔的说法,理性不仅体现为“事实的研究”同时还超越于此,“理性给予一切被称作为‘存在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2]。具体说就是理性一方面包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即对真理性的追求,另一方面还包含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即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然而,17世纪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不断刺激着自身探求自然的野心,科学技术知识被作为反对宗教狂热和野蛮的蒙昧主义的安全堡垒,崇尚知识的理性精神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文化探寻的计划和目标都打上了启蒙的烙印,以主体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就此确立下来。

到了现代,马克斯·韦伯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区分理性,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韦伯认为,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也称形式理性 (formal rationality),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也就是说,人们为达到自己选择的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所谓的工具理性,是行为人看重所选的手段是否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而不是看重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工具理性行为者常常把外在的他人或事物当做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障碍,市场经济活动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工具理性社会行为。价值理性 (v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4]。也就是说,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所以,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甚至不去计较手段和后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待行为的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告诉人们,应该对理性的两个方面辩证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的理性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为用。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如果我们一切从良好愿望出发,而不考虑现实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就会陷入空想,导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同样,如果我们做事完全不考虑价值判断,放任工具理性的膨胀,就有可能使人性破碎。可见,只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的和谐与统一才能保证人性的全面与完整,避免人性的残缺与异化。”[5]我们反对张扬工具理性、漠视价值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样也反对消解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那种各执问题一端的思维方式不足取,两者的辩证统一才是人类理性的本初之意。

(二)

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工具理性逐步代替价值理性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严厉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及其危害。霍克海默认为技术理性 (也叫主观理性、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6]这种技术理性具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特征。科学的成就使人们把理性的优先性作为神圣的信条,人们认为依靠理性的力量,可以实现对外部自然的有效控制,也可以改进社会,最终达到人性的完善。但是,在西方现代化中工具理性的高扬,并未实现启蒙运动的初衷,反而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走向了人的异化。美国著名学者艾恺在给现代化下定义时指出,现代化建立在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之上：擅理智 (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 (world mastary)。他将现代化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和制度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6]

工具理性的片面高扬和价值理性的衰微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看,人类在改造、征服大自然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时,过分强调人的主体唯目的性,过分强调手段的效率性,而漠视自然界的优先合理性存在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界作为整体系统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在当下利益欲望支配下,人们忘记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7](P384)这一事实,以为自然界是天经地义被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这种“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片面理念,把人类不合“天义”的要求强加于大自然,致使人的“无机身体”惨遭蹂躏。恩格斯曾经警告性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P383)只有同大自然共生相处,我们人类才有可能生存发展。

(三)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摆脱野蛮属性的开化状态,它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同时也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

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先进理念,包括两个层面的构建：一是物质层面的,主要是指人类在从自然界谋取物质需要中进行生态化调控,以改善和调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好的平台;二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是指通过改变原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构建以生态意识为主导的生态文化。实质上,生态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都可以在三个领域展开：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法治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在形成生态意识、生态法治和生态行为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念。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人的意识领域贯彻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念,在人的制度领域保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在人的实践领域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实质上就是逐渐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过程。

其一,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建构生态文明,需要从人的意识层面出发,改变以往主客二分的传统观念,强化人与自然的平等理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工具理性的运用,更要关注价值理性,改变以往工具理性至上的思维模式,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生态意识可以表征为这样一种意蕴：物质文明的发展应适度,物欲膨胀则违背天理;人生的终极关怀应体现为对极高生存境界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告诉我们：现代社会需要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够了就行”的生活理念。这种理念和思想正说明了我们在改造世界、获得物质财富之时,更应关注价值和意义。我们与自然事物交往的是非标准正如阿尓多·李奥帕德表述的那样：“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8]

其二,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建构生态文明,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运用强制的力量约束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行为,用法的形式制约工具理性的片面张扬和价值理性的被边缘化。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是生态文明的标志和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是用外力保障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强制手段。实践证明,如果缺乏制度的保障,人们只关心利益而不关心后果,价值理性的合理地位就得不到彰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要为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理念付诸实践提供制度支撑。

其三,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建构生态文明,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文明的生产方式就是要对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能够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包含先进的技术理念,更重要的是生产实践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也就是用特定的价值理念审视生产行为的合理性,在生活方式层面形成生态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单要求有高质量的消费,而且更加注重这种消费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无限制的高消费理念或者把消费与幸福满足等同的传统理念。应关心生活消费,但更应关心消费行为本身的合理性,给生活消费更多的价值关怀,在实践过程中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的理念深入到我们的每个人的思维和行动中。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C].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

[2][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6.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4]石义华,赖永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断裂与整合[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100.

[5]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J].探索 ,1993(1)：52.

[6]洪少春.技术悲观主义流派积极因素的再认识[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4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美]阿尔多·李奥帕德.沙郡年记 [M].吴美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85.

B82-058

A

1009-3729(2010)05-0028-03

2010-06-03

郑州轻工业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2009)

冯合国 (1972— ),男,河南省汤阴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