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刘聪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刘聪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冯友兰;儒释道三教关系;三教合流

作为一位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冯友兰运用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以儒释道三教关系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其认识与方法对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冯友兰的三教发展观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中,冯友兰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详细梳理了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三教发展观。

1.儒家发展观

冯友兰研究儒家发展观的前提是儒家不是宗教。[1]虽然儒家思想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人看来儒家似乎像宗教,但从宗教的标准——一种哲学加上一定教条、仪式和组织——来看,儒家不是宗教。

冯友兰的儒家观继承了中国传统观点,将儒家思想划分为先秦、汉代、宋明、清代等阶段,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用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历程,其中很多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冯友兰将先秦儒家划分为两个阶段：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本框架,是使中国学术普遍化的第一人,为士之阶级的创立者;孔子以后儒家分化为两个基本派别,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派,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在汉代儒家中,冯友兰认为以董仲舒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是汉代儒学的主体。董仲舒的哲学以孟子的学说为基础,以西周以来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天道观为主导,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柱,将自然界神秘化、伦理化,建立了一种具有明显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成为汉代官方的统治哲学。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反对用“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宋明儒家是汉以后儒学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冯友兰将宋明儒家主流称为宋明道学。从历史上看,道学一词有其历史渊源,在南宋时已经使用;从内容看,只有道学才能概括理学和心学。对于宋明道学的发展阶段,冯友兰认为韩愈、李翱确定了道学之基础与轮廓;周敦颐与邵雍是前驱;二程和张载是奠基者。其中,程颐是理学一派的鼻祖,由朱熹完成;程颢是心学一派的领袖,由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新编》用黑格尔的三段论法重新划分了道学发展阶段：在道学的前期,二程是肯定,张载是否定,朱熹是否定之否定;在道学的后期,朱熹是肯定,陆九渊、王守仁是否定,王夫之是否定之否定。《新编》将王夫之的地位提得很高,认为他的哲学是后期道学的高峰,可与前期的朱熹并驾齐驱。对于清代汉学家,冯友兰认为汉学家之义理学,表面上反道学,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2]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2.道家发展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道家发展观用力甚多,道家问题主要集中在先秦道家和魏晋新道家。对于先秦道家的发展,冯友兰以《庄子·天下》篇中概括的先秦道家发展历程为基础,提出了先秦道家三段和四段之说。《庄子·天下》篇认为先秦道家先后有四派：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简史》大体按照这一观点划分先秦道家的发展阶段,但他认为宋尹属于墨家的一个支流,因此杨朱是道家的第一个阶段,即杨朱、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此外,冯友兰还有先秦道家四阶段的观点。四阶段是在三阶段基础上增加了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对于此派,冯友兰虽然认为是先秦道家发展的一个阶段,但由于此派材料有限,故可以略去。冯友兰的三部中国哲学史对玄学产生原因的解读大体一致：门阀士族的哲学家抛弃了两汉以来的神秘主义形式,发展了庄子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把《老子》和《周易》也庄子化,建立了思辨的唯心主义玄学。但在玄学发展阶段上,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简史》认为,新道家分为两派：向秀和郭象代表的是主理派,王弼、竹林七贤等代表的是主情派。《新编》对玄学发展阶段的修正较大：第一阶段是贵无论,第二阶段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阶段是郭象的无无论。贵无论是肯定,裴頠的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3]

3.道教发展观

冯友兰对道教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道教产生的原因。经过古文经学运动,混于汉代儒家中的阴阳家的成分又与道家混合,于是老子成为教主,这就是后来的道教。此外,道教的成立也是对佛教的反应。佛教是外来信仰,因此有人对之产生了反感,于是中国原有的神仙家、阴阳家和民间封建迷信组织便联合起来成为道教,与佛教相对立。第二,道家与道教的区别。从义理上看,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从使用范围上看,道教中的哲学成分较低,只流行于未受教育的下层社会,不如道家能够使人过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

4.佛学发展观

冯友兰认为,佛教是宗教,佛学是哲学。前者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夷狄之教,而后者是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天然盟友。因此冯友兰对“佛”的研究重点是佛学,而不是佛教。他对佛学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中国文化对印度佛学的择取之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指出,中国人所讲之佛学多加入中国人思想之倾向,使其成为中国之佛学。《简史》将它概括为“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之别。认为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不发生接触的是“在中国的佛学”;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的佛学”。第二,佛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格义,以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连类”佛教哲学思想;第二个阶段称为教门,即禅宗以外的中国佛教宗派;第三个阶段称为宗门,即禅宗。第三,禅宗思想的特点。冯友兰较重视禅宗,认为禅宗并不只是佛教和佛学中的一个宗派,而且是中国佛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以“悟”为得的修行方法及反对教门烦琐注解和无谓争论的思想,是对佛学烦琐哲学的一种否定。

二、冯友兰的三教合流说

虽然中国儒释道三教有着各自的思想特质和中心问题,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但三教在冲突中逐渐走向融合。针对这一现象,冯友兰提出以宋明道学为中心的“三教合流”说。他认为,以孔子为主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主的道家的一部分思想,以释迦牟尼为主的佛家思想,经过魏晋以来的交流融合,在隋唐时期初步实现了儒释道思想上的融合,宋明道学的产生标志着三教合流的完成。

冯友兰在研究先秦至两汉的儒道关系时,开始关注儒道融合问题。他认为,《论语》中的“隐者”只是道家的前驱,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家,而孟子又以“距杨墨”的态度对待道家,因此孔孟时代尚未出现儒道融合。至荀子时,儒家才开始受道家的影响。荀子的“自然之天”受到道家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他止步于此,并没有吸收道家的思想。此后,战国中晚期出现的《易》《庸》进一步受道家影响,但它们只说“超乎形象”,而不说“无”,与道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汉代的儒道融合在黄老之学和古文经学中都有体现。黄老之学不排斥儒家,在某些方面还推崇儒家,与儒家的某些观点结合起来,作为对抗官方统治思想的武器。古文经学思想家与荀子一样,具有与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这一派的思想在王充的《论衡》中发展到极高水平。汉末道教则是儒道融合与外来佛教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4]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先秦至两汉的儒道二教融合开始转变为三教在冲突中相互融合。所谓冲突,就是佛道二教的政治斗争,在南北朝时斗争最为激烈。唐太宗以后,政治上由一教独尊改为三教并行,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所谓融合,就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以发展自身。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使中国人能接受,主动与道教保持融洽的关系,并相互借鉴。对于道教而言,它从佛教那里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道教是利用佛教的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对佛教而言,由于道家道教的一些术语与佛教有相通之处,因此佛教通过对道家术语的“格义”来传播佛教,有助于中国人接受佛教。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三教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宗密和禅宗。宗密认为儒道所见亦是真理之一部分。就此论观之,则宗密不啻上为以前佛学作一结算,下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作为中国佛教一支的禅宗,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至此,宋明道学出现前之准备,已渐趋完成。

在冯友兰看来,先秦至隋唐的三教融合程度远不及宋明时期。如果说前一时期的三教融合是儒释道相互吸收利用以发展自身,那么宋明道学则是在前一时期三教融合的基础上,将三教的思想优势集于一身,完成了三教合流。宋明道学的思想来源有三：第一,儒家本身;第二,佛家和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第三,道教的宇宙发生论。就具体发展阶段而言,道学孕育期的韩愈、李翱开始从佛教中汲取思想资源,开辟了宋明道学之发展基础;道学前驱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早期道学宇宙论更多地吸收了道家思想;道学奠基者二程开创的道学两派中,理学一派受道教影响多,心学一派受禅宗影响多。

冯友兰通过分析先秦至汉代儒道相互融合的过程和内容,以及汉以后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路径的影响,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最终结果,即“三教合流”。可以说,冯友兰的“三教合流”说是在整体考察中国三教关系的基础上,对儒释道三教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三、冯友兰三教关系论的地位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是 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三教关系中的杰出成果之一,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三教关系论的基础。

首先,冯友兰开了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三教关系的先河。笔者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的记载,大体检索了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通史,发现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简史》是 1949年前研究三教关系最为细致的著作。笔者还比较了《新编》与 1970年代后期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通史,发现《新编》对三教关系的研究比前两部哲学史更为细致。例如,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简史》对佛学研究较少,但《新编》对此的研究较之前的二史详细。

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新编》避免了同时期中国哲学研究中固守传统学案的研究方法和套用西方研究模式的两种倾向,实现了在“同情之了解”的基础上研究三教关系。据笔者统计,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简史》同时代的研究儒释道三教发展历程的中国哲学通史约 10余部。[5]在这些著作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运用近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但不重视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这类著作“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6]。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5)和钟泰的《中国哲学史》(1929)则坚持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中西学术,各有系统,牵强比附,转失本真”[7],这类著作大多不出传统学案的体例。而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研究儒释道发展观,克服了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中的弊端,开了用现代学术方法展现儒释道三教发展历程之先河。

最后,在研究的深入程度方面,冯友兰不仅勾勒出中国哲学三教发展和三教合流的基本脉络,而且对三教关系中的不同倾向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例如,在先秦学术发展中,冯友兰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孟荀之学,在魏晋学术研究中将玄学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在研究道学与佛道关系时,他特别推崇“朱子道,陆子禅”的说法,认为它揭示了佛道在道学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总之,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既有大尺度勾勒儒释道三教发展路线的宏观研究,也不乏对三教关系中具体问题的深刻研究。冯友兰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影响甚巨。

[1]陶晓燕.“以哲学代宗教”的哲学信仰——论冯友兰先生的宗教观[J].河西学院学报,2010(3)：15.

[2]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5.

[3]举人.魏晋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5.

[4]梅雪松.浅析汉传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关系[J].邢台学院学报,2010(2)：14.

[5]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 (哲学·心理学)[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45-49.

[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第 3册)[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614.

[7]钟泰.中国哲学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B26;D619

A

1009-3729(2010)05-0038-03

2010-06-25

刘聪 (1973— ),男,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释道三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