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社区社会资本重建

宋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北京 100101)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社区社会资本重建

宋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北京 100101)

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现代社会公共生活衰落,邻里关系的淡薄、关系网络的疏离、居民参与的不足、制度规范的建构滞后于社区发展的需求,是我国当前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真实图景。唯有将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聚集起来,弘扬公共精神、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融合,才可能重建社区社会资本,发现治愈现代城市“原子化”的良方。

城市现代化;社区社会资本;社会共同体

城市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而且侵占了社会生活曾经有过的丰富内容,将人类抛离了故有的社会秩序轨道。传统的人际关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及邻里之间的联系正持续弱化,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现代化的力量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被认为是破坏传统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共同体衰落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日益崇尚并张扬个性的现代社会,如何维护与繁荣以地域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成为不少学者思考的问题。就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多是从文化重构和伦理型塑层面提出建议。而笔者认为在越来越理性化和物质化的现代社会中,单纯依靠文化和伦理的力量不足以挽救濒临解体的社会共同体,唯有将各种社会资源聚集起来才可能应对现代社会公共生活衰落的问题。本文以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力图发现治愈现代城市“原子化”的良方。

一、社会的“原子化”与共同体的衰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的“原子化”,它是社会学家解析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重要依据。所谓的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中介作用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以及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地点也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之后,与紧密的社会关系、地点息息相关的社区共同体也开始逐渐衰落。英国学者保罗·霍普指出,“反传统性或传统的衰落,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特征之一”[1](P20)。在当今社会,传统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在城市中,个体摆脱了祖传的习惯,集体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和引导作用逐渐减弱,这就意味着个体的选择范围与行为方式不再受到源自某些特定共同体所要共同遵从的信仰和文化准则的制约。这一方面为个体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盛行也造成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割裂。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这就必然要以牺牲公共生活为代价,从而使共同体处于危机状态。

英国学者费雷德·霍斯认为,共同体生活在当前的削弱,是市场关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引起的。为了维持一定的消费方式或水平,人们深感时间的紧迫与宝贵,总要斤斤计较自己行动的成本与利益的关系。人们的行为变得愈加可以计量和附有条件,当人们作出行动抉择时,总难免要反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1](P60)于是,人际关系也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一旦消费社会的市场关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共同体内的人际关系必将遭受致命的打击。于是,生活在消费时代中的人们尽管物质方面越来越富足,社交活动却越来越少。

科技的发展是共同体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电视、电话、网络等电子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娱乐方式,促进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减少了人们参与地方共同体生活的直接需求。个体间社会联系的持续弱化和社会纽带的逐渐松弛,使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很容易受到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的侵袭,而这种不安感也对共同体生活的衰落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任的缺失。信任是共同体和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就使得维持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建立起防御机制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的情形也被看成“危险的陌生人”现象。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越来越多的家长要接送孩子上学,独自徒步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人们对于与陌生人的交谈变得越来越谨慎。在现代大城市中,任何个体都能在一定的空间内自由移动,个体因而获得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个人活动的出发点。同时,由于城市人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道德领域的多样性,人们形成了一种“相对”的观点和一种容忍差异的意识,尽管在地理上是接近的,却保持着社会距离。

二、单位制的解体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体系为辅的管理体制。单位制的建立源自我国当时所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是来自从晚清到民国整个中国遭遇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二是来自满目疮痍的新中国缺乏现代化所需的社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制是为了应付严峻社会形势以解决总体性危机而选择的一套有效的资源动员机制与配置机制。单位制对于社会秩序的整合从组织上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证,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单位制通过垄断单位成员的社会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完全支配,最终有效地控制了单位成员的全部私域。[2]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国家权力在诸如经济、市场等领域的有限退出,国家赖以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的控制功能逐步弱化,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也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单位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我国基层社区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资本缺失的问题。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指的就是社区规范、社区信任以及社区网络的缺失。由于我国较长时期实行单位制度,影响了社区的发育与发展,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水平较低,社区意识或社区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特别是我国的社区人是由单位人直接转变而来,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不强,参与社区活动、自我管理社区事务的能力及自发社交力较弱。此外,一些具体的组织、管理与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创建与进一步扩展以及社区居民社区信任的积累等。总之,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一方面是由制度转型引发的,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与原子化分不开。具体表现可概括为以下三点[3]。

一是人际关系疏离。伴随着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进程,人们开始从各种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人际关系开始疏离,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在城市环境中,邻里关系正在失去其在简单、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居住生活近在咫尺,却连见面点头之交都没有,初级群体中的那种亲密关系弱化了,依赖于这种关系的道德秩序慢慢解体。[1](P142)二是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在全球化的文化信息环境中,人们隐蔽和暴露的边界都发生了变化,许多在以前看来是相当遥远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了一个公共范围中。这使得人们都对离自己居住的地方几千里以外的事件、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的可见外表非常熟悉。[4]但现代社会破坏了原始的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三是社会失范现象十分普遍。社会走向“原子化”之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消解了,各种人际联结的纽带丧失了,社会上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风行,导致各种社会制约因素走向消解,人们往往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

邻里关系的淡薄、关系网络的疏离、居民参与的不足、制度规范的建构滞后于社区发展的需求,是我国当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真实图景。为了解决城市社区人的社区意识不强、社区组织程度与管理水平低下、社区服务水平不高、社区的外在规范不健全、社区的内在规范不成型等方面的问题,现阶段我们需要弘扬公共精神,重建社区社会资本。

三、公共精神的弘扬与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

1.弘扬公共精神

《简明牛津辞典》(1990年版)对公共精神的解释为：“具有一种公共意识”和一种参与“共同体行动的意愿”。具体可以表述为：人们在考虑自己个人利益之外,愿意更多地融入共同体和社会的愿望。因此,弘扬公共精神就是激励人们更多地参与社区共同体和邻里的互助活动,提高人们的共同体参与性,改变城市现代化造成的人际关系疏离局面。

在推进公共精神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媒体宣传公共精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造公共活动场所保障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安全性,同时应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资助地方性志愿者协会和社团。

参加志愿者组织、参与志愿者工作是公众表现公共精神的方式之一。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志愿者组织,而且能够为解决地方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提供相应的行动计划。总之,志愿者组织的一个无可取代的优势是,它常常可以填补国家与市场之间社会福利保障存在的沟壑。志愿者组织开展的许多活动,其主题都可以围绕推动公共精神的发展、促进邻里之间的联系、加强共同体的建设而设立。随着企业文化的发展,产业领域中的共同体志愿者计划日益增多,这也为弘扬公共精神提供了另一种机会。企业不仅可以为当地的居民和志愿者组织提供开展活动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提供人员帮助,鼓励企业及其员工参与地方共同体建设。每年用 1天或者每周用 1小时来参与富有意义的弘扬公共精神的活动,对于社会个体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类活动可以激发民众为地方共同体服务的思想意识,从而形成宝贵的公共精神财富。

2.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社区制是在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调整和改善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社区制从管理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变管理控制为服务照顾;从管理形式上强调以居民自治为主,变行政控制为居民参与;从管理目标上强调多元合作,加强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以达至善治。总之,在社区制管理体制下,积极的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价值的培育和社区精神的塑造。换句话说,通过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和社区教育等途径培育以社会契约为原则的社区价值,塑造平等、互惠、参与、合作的社区精神,可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4]

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的构建目标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分权,提高社区居民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社区居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品质。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依赖社会资本的力量广泛参与到不同层次的地方治理行动中,形成有机的地方公共政策网络体系,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

社区是独立于国家领域、市场领域的第三领域(公共领域),而在当今世界,第三领域的空间正被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大大挤压。目前我国社区自治组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自治功能也较弱。因此,为了实现社区社会资源的整合,必须从体制上完成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重组社区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关系模式,建立横向式的组织结构和民主协商、互惠共赢的权利关系,这是构建社区自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5]

3.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融合

当前多项实证研究指出：邻里互动日益减少,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呈现出日渐冷漠的趋势;邻里关系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网与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的减少与科技进步有很大关系,互联网的普及为我们提供了无须拘泥于周边环境就可以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的新途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科技的发展为社会交往带来了便利,但这种虚拟社会关系的建立减少了人们直接社会交往的机会。与其类似,移动电话的普及、自助银行终端的推广,都大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共同体生活的体验,人际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互信关系处于较低的水平——个人的自主型和各种选择机会反而受到局限。而且在社会资源衰减的社会,友情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的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个人与社会的分离状态常使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个身处危险世界的外来者,为获得安全感,我们付出了更多的防范成本。

因此,在共同体的范围内增加社会互动、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是对个体与社会之间有机关系的复原,“社会有机论”认为个体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社会共同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每一个个体。[6]总之,共同体的生活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也是人类自告别蒙昧时代以来一直就存在的生活方式,因为共同体所构成的自足系统可以满足人类的合群需求,并让人类获得一种归属感。共同体是事关人类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地方共同体又是其中的一种具体有效的运行方式。增加社会互动的范围和次数、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融合,对于支持地方共同体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功效。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发展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理性化、社会“原子化”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是密切相关的。[7]从价值层面来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期望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也不希望人类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反传统观念的人则相信变化的可取性。传统的丧失、共同体的衰落、人际关系的冷漠是持传统观念的人不愿看到的,反传统人士却因从这种城市生活方式中所获得的自由而欣喜不已。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城市如何发展,对于社区共同体和社会资本存在的价值始终不可小视。

[1][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 [M].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郝彦辉,刘威.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伦理型塑与转型重建[J].重庆社会科学,2006(6)：104.

[3]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9(7)：71.

[4]赵廷彦.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7.

[5]张宝锋.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4.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47.

[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

C912.81

A

1009-3729(2010)05-0068-03

2010-09-0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项目 (103025/55973)

宋梅 (1978— ),女,安徽省巢湖市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