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特征

李　磊

[摘 要]在胡适从事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选用的诗体和语言均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在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主流诗学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操控着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在第二阶段,意象派运动的诗体自由操控着胡适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自由诗体——骚体进行诗歌翻译;在第三阶段,受意象派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操控,胡适运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

[关键词]诗学操控;胡适;诗歌翻译;诗体;语言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胡适是现代中国的一位文化巨匠,他在文学、哲学、史学和考证等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长期以来,学界却对作为诗歌翻译家的胡适鲜有研究。操控理论为我们研究翻译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该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操控,而忽视了诗学操控视角。

操控理论把翻译研究拓展到了历史、文化的层面,实现了由以源文本为中心向以目标文本为中心、由以原作者为中心向以译者为中心的转变。操控理论引入了改写的概念,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方面的限制。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译文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操控理论认为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一张清单,包括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人物及情景;另一个是一种观念,即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扮演或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陈德鸿等[1]指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自己认同的, 有时是赞助者强加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学”。 郑鸿芹等[2]认为操控因素主要操控翻译的三个因子:译者、源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 而目标文化又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本文主要从操控理论的诗学操控视角研究胡适诗歌翻译。

一、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

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6—1909年)为胡适在上海寻求新教育时期,胡适在该阶段用五言、七言翻译诗歌,语言为文言。第二阶段(1909—1917年)为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在该阶段用五言、七言和骚体进行诗歌翻译,语言为文言。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的时段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胡适采用自由诗体,用白话文翻译诗歌。

二、诗学操控视域下的胡适诗歌翻译

胡适的诗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受到了诗学的操控。诗学对胡适诗歌翻译的操控是多方面的,本文仅研究诗学对胡适诗歌翻译诗体和语言的操控。在胡适诗歌翻译的不同阶段,胡适的诗歌翻译受到了诗界革命、意象派诗学和国语运动等诗学的操控。在诗学的操控下,胡适在诗歌翻译的不同阶段,采用的诗体和语言不尽相同。

1.诗界革命对胡适第一阶段诗歌翻译的操控

在胡适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诗界的主流诗学为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该诗学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他写道,“(中国)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梁启超进而指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占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902年,梁启超发表《饮冰室诗话》说:“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诗界革命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发展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意境”既包括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等新精神、新思想,也包括民族文明进化和民族自新所激发的新理想、新情感等。旧风格是指中国古典诗歌中诸如格律等特有的表现形式等。

在诗界革命的操控下,胡适的诗歌翻译呈现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特点。该阶段胡适的诗歌翻译有的体现出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如:

笳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

战士疮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

——节选自《军人梦》(译自玊he Soldiers Dream)

《缝衣歌》(译自The Song of the Shirt)揭露封建制度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惊涛篇》(译自Lord Ullins Daughter)谴责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这些翻译体现了强烈的社会革新和反封建思想等新意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流诗学操控该阶段胡适诗歌翻译的诗学形态,操控胡适用传统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主流诗学“旧风格”操控着该阶段胡适诗歌翻译的诗体和语言,在该阶段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用文言进行翻译。

2.意象派诗学对胡适第二阶段诗歌翻译的操控

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正值美国意象派运动步入高潮。意象派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12—1922),它标志着西方现代诗运动的开端。弗林特的《意象主义》、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和洛威尔于的《意象派宣言》,构建了意象派的理论基础。意象派发表了三点宣言,要求直接表现主客观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意象派提出了作诗的六项原则,即使用通俗的语言,用准确的词语,不用装饰性词语;创造新的节奏表达新的诗情;题材可以自由,不受限制;写诗要用意象,要具体确切;明确,清晰,不可含混不清;简炼,浓缩。意象派诗歌注重意象组合的内在韵律与节奏,将意象与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

意象派运动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意象派诗学宣扬“诗体自由”(freedom in verse)和“自由体诗”(free verse)。骚体诗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自由形态。骚体句式、形式和体制都较自由,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言、七言等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句中或句尾多带“兮”字 ,可有多行、多章。在意象派诗学形态操控下,胡适第二阶段的诗歌翻译诗体较为自由,除了采用五言、七言诗体外,还以自由诗体——骚体翻译诗歌。如: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马兮阿难。

慷慨兮歌英雄,缠绵兮叙幽欢。

——节选自《哀希腊歌》(译自玊he Isles of Greece)

3.意象派诗学和国语运动对胡适第三阶段诗歌翻译的操控

意象派反对按固定音步写诗,反对“格律诗”。该诗学形态用现代诗歌的“节奏”代替了古典诗歌的“格律”。洛威尔[3]说:“正是‘节奏这一点迷惑了许多评论家,最后一些人全给搞糊涂了,甚至说意象主义者抛弃了节奏,而节奏恰恰是他们技巧中最重要的特点。自由诗的定义是:一种建筑在节奏上的诗。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调子而是节奏,这是起伏和节奏的完美的平衡感。”意象派诗学提倡使用通俗的语言、使用口语。而在国内,当时国语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倡导白话文。在意象派诗学和国语运动的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的第三阶段使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诗体和语言更加自由。如: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屋顶上——吹来,

一阵阵——五月的——湿风,更有——那街心——琴调,

一阵阵地——吹到——房中。

一屋子——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 《关不住了》(译自玂ver the Roofs)

《关不住了》完全摒弃了胡适诗歌翻译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格律,而采用节奏。如上例中笔者所标注,这首以白话自由诗体翻译的建筑在节奏上的诗歌,分为三个诗节,每一行诗都有三顿(三个音组),每个音组分别含有两个、三个或四个汉字,在和谐匀称的节奏中蕴含着参差错落的格调。

三、结语

诗学操控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诗学对翻译的操控为我们研究胡适的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视域。在胡适从事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选用的诗体和语言均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在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主流诗学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操控着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在第二阶段,意象派运动的诗体自由操控着胡适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自由诗体——骚体进行诗歌翻译;在第三阶段,受意象派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操控,胡适运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2]郑鸿琴,余汉英.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79.

[3]洛威尔.意象主义诗人•序[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