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浙江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研究

金海明 张惠文

（嘉兴南湖学院时尚设计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 年中国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非遗保护成为研究热点。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振兴成为研究焦点。唐全明从地域文化和数字化角度论述杭州非遗传承与数字非遗活化实践经验做法[1]。葛佳慧等从非遗保护与乡村旅游良性耦合视角提出非遗保护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2]。杨艾璐等以满绣非遗为例提出了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发展的思路与实践做法[3]。岳瑾等研究了陕西咸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创产品开发策略并进行了实践论证[4]。杨永研究了非遗地理标志保护机制[5]。苏勇军等研究了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具有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特点及其影响因素[6]。陈科锦以宁波“三位一体”模式为例研究了非遗保护评估制度的地方实践[7]。王宁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研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发展历程[8]。以上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浙江非遗创新发展面临的新问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1 乡村振兴与浙江地域性非遗的发展概况

1.1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概况

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三农”问题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等重要部署。从理论上来说，大量的非遗项目起源于乡村，非遗行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行业的艺术价值是美丽乡村的重要构成元素，非遗是乡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浙江实际工作中，没有系统融合乡村振兴与非遗传承，没有发挥乡村振兴与非遗传承的合力作用。

1.2 浙江非遗的现状

2021 年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在浙江，非遗资源丰富，保护传承工作扎实有效，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统计，截至2021 年6 月30 日，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项目257 项，详细的分布情况如表1 所示；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6 人，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1 可看出，传统技艺项目54 项，为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项目最多的类别，民俗项目和传统美术项目分别为39项和30 项，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传统技艺项目、民俗项目和传统美术项目等三类项目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是营造生活场景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实施生活性传承的策略。同时，结合市场规则，可积极开展生产性保护。

表1 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项目分布情况

由表2 可知，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传承项目各类别的数量基本相互匹配。比较意外的是，虽然民俗类项目最多，但是民俗类传承人只有14 人，明显低于民俗类项目39 项；同时，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人达44 人，为传承人最多的项目，其非遗项目为25 项。因此，传统戏剧可作为非遗保护传承的优先类别，融入日常艺术。

表2 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分布情况

除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项目与传承人外，浙江省大力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7 年，浙江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886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1 215 名，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为344 个，非遗教学传承基地为652 个，非遗传承基地为998 个，非遗旅游景区为148 个，构建了非遗保护、传承、展示和教育等全链路模式。

2 浙江非遗创新发展的困境

浙江非遗保护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在全国非遗保护传承中名列前茅，但是浙江地域性非遗保护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仍需深入解析其中的原因与逻辑。

2.1 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问题

通过浙江乡村各地非遗项目基地调研及非遗传承人访谈，梳理相关资料，分析相关调研数据，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总结为4 方面。

（1） 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隔离各自发展

追根溯源，大量浙江地域性非遗项目来源于乡村，非遗项目往往带有浙江乡村基因。因此，一般认为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应该是天然一体的，但是调研后发现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相互隔离甚至泾渭分明，没有建立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的共融共生基本生态。

通过2 项调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缺少系统的共融共生生态。调研问题1，调研对象为非遗基地工作人员，问题为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的关系是怎样的？调研结果如图1 所示。调研问题2，调研对象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问题为乡村振兴是否促进了非遗保护？调研结果如图2 所示。

由图1 可知，64.3%的非遗基地工作人员认为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之间关系不紧密，只有21.5%的非遗基地工作人员认为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之间关系是紧密的。由图2 可知，50.6%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为乡村振兴没有推动非遗保护，有力推动和一定推动的比例仅占8.3%和18.8%。

图1 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关系紧密度

图2 乡村振兴推动非遗保护

（2） 生产性非遗保护的单一路径

在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过程中，以生产性保护为主要路径，以生产为导向，强调非遗行业的规模、产值、效率和绩效，建设了一批凸显非遗特点的特色小镇，浙江生产性非遗保护成效良好。但是浙江非遗发展面临非遗产品与艺术无法深入生活的困境，很多非遗产品仅仅是艺术品、装饰品，割裂了日常生活，不接地气，失去了非遗生存发展的基本土壤。调研问题为非遗作品创作中关注哪些因素？调研对象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调查结果如图3 所示。

由图3 可知，在非遗作品创作中84.5%的非遗传承人考虑非遗艺术，81.3%的非遗传承人考虑物质收益，只有23.4%的非遗传承人考虑非遗作品的日常生活场景，仅35.2%的非遗传承人考虑非遗作品的当代价值。而非遗作品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当代价值是生活性传承的核心要素。

图3 非遗作品创作考虑因素

非遗源于生活，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还未真正回归日常生活，缺少烟火气息，缺乏内生动力。目前浙江地域性非遗发展以生产性保护为主，生活性传承缺失，生产性非遗保护单路径已严重影响了浙江地域性非遗的高质量发展。

（3） 信息技术在浙江地域性非遗应用往往停留在表层

在浙江，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于各行各业，浙江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开展了短视频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等数字赋能系列行动。但由于浙江地域性非遗项目多、分布区域广，信息技术还未覆盖浙江非遗创新发展的全链路。调研问题为信息技术给非遗传承带来哪些方面的挑战？调研对象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调查结果如图4 所示。

由图4 可知，由于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面临严重挑战，高达91.3%的非遗传承人认为智能化制造工艺对传统非遗工艺带来巨大冲击，数字化营销、信息化人才培养和智慧化服务平台等方面的挑战比例都在60%以上。

图4 信息技术给浙江非遗传承带来的挑战

在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方面，“老龄化”传承人遇到信息技术应用障碍，仍以传统“师徒传帮带”培养模式为主，没有充分利用线上培养优势。在非遗作品市场营销方面，以传统线下展览为主，仅利用淘宝线上初级模式，未发挥立体式线上营销的综合优势。在非遗宣传展示方面，尚未脱离传统宣传载体，也没有深入融合抖音、快手、微信等自媒体宣传展示路径。在非遗作品生产制造方面，面临数字化加工的严重冲击，尚未找到积极的有效应对方法。

（4） 浙江非遗创新发展的政策缺少体系化与地域化

目前非遗项目已有基本的分类标准与规范，但是非遗项目分类依据主要包括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中国《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201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分类规则存在差异，同时浙江地域性非遗项目种类多、范围广，非遗项目目录分类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浙江地域性非遗的管理、发展、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的立地式无缝衔接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以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虽然选拔与激励机制已初步形成，但是各项目跨度大，代表性认定标准还可细化，比如个体传承人与团体传承人如何科学合理区分认定，入选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的激励与淘汰机制如何规范落地，代表性传承人的职称评审与荣誉认定如何进一步夯实评价机制。

2.2 浙江地域性非遗问题成因解析

（1） 在传统认知里，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是两条平行线

从时间上来说，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等两大战略不是同一时间实施，时间相隔近15 年，背景与条件差异性大。非遗保护起源于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2005 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浙江正式启动非遗保护，201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10 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从统筹管理上来说，乡村振兴和非遗保护分别隶属不同的两个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管理思路与方法存在差异。在国家层面，乡村振兴由国务院直属机构乡村振兴局管理，非遗保护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管理；在地方层面，乡村振兴由地方乡村振兴局管理，非遗保护由地方文化和旅游局管理。

（2） 在非遗实践中，生产性保护的惯性与生活性传承的忽视

在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过程中，往往追求GDP 绩效思路的延续，偏重非遗发展产值，强调非遗产业规模，凸显非遗基地亩产，注重非遗发展的经济效益。与其他行业一样，考核指标沿用传统指标，保持生产性保护的惯性，以生产为导向，强调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对非遗产业的推动作用。

同时，生活性传承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生活性传承是以消费为导向，以用户为视角，构建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构建是生活性传承的关键环节，没有融合系统设计思想和用户体验思维，非遗创新发展与乡村生活、乡村景观等融合不足，生活性传承没有成为非遗创新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3） 在数字赋能时，信息技术的现代性与非遗传统性的矛盾

利用信息技术赋能非遗创新发展是新时代非遗有效传承的必然要求，但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需要新的思维、新知识，非遗传承人往往年龄偏大，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应用于非遗创新发展的过程复杂、成效显现慢，也阻碍了信息技术应用于非遗创新发展的速度。

非遗本身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突破传统是很难的事情。非遗制作流程复杂，而现代数字加工技术会再造非遗制作工艺流程，这对非遗发展是否为原汁原味传承是一种担忧。非遗经典工艺为纯手工操作，数字化制造技术完全改变了非遗工艺的属性，这带来了数字化工艺是否为非遗创新发展正确路径的困惑。

（4） 在政策制定中，决策思维缺少系统化与非遗复杂性认识不足

国家和浙江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非遗创新发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促进非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但非遗政策仍缺少系统化、持续化，面临各种非遗政策的前后衔接、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之间政策相互协同等实际问题。

浙江非遗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面临非遗项目属性千差万别、非遗传承人结构差别很大和非遗传承发展情况千变万化等现实问题，非遗政策很难适合所有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发展实时情况。同时，部分项目重叠，乡村非遗特色不够明显，主要是因为政策局限及浙江各地乡村之间协同不足。

3 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建设乡村振兴与浙江非遗创新发展的共融共生生态

（1） 探索乡村振兴与非遗发展的耦合机制

以浙江非遗项目为支点，将乡村振兴和非遗创新发展链接起来，两者联动推进，以乡村振兴推动非遗健康发展，以非遗创新发展推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聚焦项目关键节点，探索乡村振兴与非遗发展的良性耦合关系，探索形成两者紧密耦合机制。具体来说，优选特色非遗项目推动乡村振兴，探索激励与淘汰机制，推动面向乡村振兴非遗项目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与非遗发展良性耦合效应。

（2） 建设面向乡村振兴的非遗创新发展的共生生态圈

根据浙江地域性非遗具有江南文化韵味、乡村乡土气息、中华老字号灵魂、敏锐市场基因等特色，依托浙江人才、信息技术、长三角一体化区位、文化资源、经济发展等系列区域优势，探索面向乡村的非遗文化与创新人才、非遗技艺与信息技术、非遗传承与区域融合、非遗产业与高质经济等非遗创新发展的闭环式共生生态圈。

3.2 建立生活性传承与生产性保护并重的双路径机制

（1） 以生活需求为导向的非遗价值重塑

非遗项目中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文化与精神通常是抽象的，借助一定载体，融入具象的学习生活中才能体现其实际价值。在非遗项目传承过程中，以生活为起点，将非遗技艺与作品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以当代社会价值取向为目标，体验日常生活中的非遗文化精髓，感知非遗的魅力与脉搏，润物细无声式地体会非遗文化与精神，实现浙江非遗价值的当代化、时代化和日常化。

（2） 以生活场景营造为指引的非遗发展新路径

在浙江乡村非遗传承过程中，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需依托在适宜的生活场景中，因此非遗项目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生活场景，生活场景视域下非遗的大众化创承不是非遗的古董化保护。从设计学视角，非遗场景营造首先需要挖掘非遗项目的现实需求、提炼非遗内在价值并当代化；其次，根据非遗当代价值，遵循非遗传承规则，聚集非遗传承人、目标群众，合理应用现代技术；最后，同步实施非遗传承与对应生活场景营造。通过生活场景营造，使非遗传承在适宜的“土壤、空气和水”的舒适场域中开展。

3.3 创建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数字赋能系统

（1） 创建非遗创新发展的数字化资源平台

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非遗创新发展是浙江非遗保护传承的必由之路，依托浙江数字化经济和技术的优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三维建模、元宇宙、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技术，创建浙江地域性非遗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非遗资源库、数字化体验中心、数字化非遗加工中心等数字赋能资源平台，为浙江传统非遗数字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创建非遗创新发展的智慧培训与传播系统

通过综合运用AR、VR、数字孪生等技术，创建浙江非遗线上协同智慧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推动非遗技术线上培训、实践和生产等一体化智慧化培训教育。利用信息技术，创建基于微信、微博、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平台的浙江地域性非遗宣传、传播和展示平台，推动浙江非遗创新发展全方位品牌营销与传播。

3.4 构建浙江非遗创新发展的立地式政策体系

（1） 健全非遗创新发展的科学机制体系

健全协作机制，加强各相关部分之间的协调沟通，提升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效率。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自身监督的同时，着力引入社会公众监督、网络监督等第三方监督，促进浙江非遗的健康发展。构建利益机制，平衡非遗传承人、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企业和政府等相关方的利益，保证非遗发展形成有效合力。完善产业机制，在构建生活场景的同时，以产业为导向，推进非遗产业的形成与壮大。构筑保障机制，从资金、人才、技术和服务等角度确保浙江地域非遗创新发展高效有序。

（2） 完善品牌、人才、传播、教育和传承等立地式政策

根据浙江各地实际，从品牌打造、人才培养、形象传播、专业教育和保护传承等角度完善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立地式政策。融合新技术与新内容，升级实施浙江地域非遗品牌战略政策。结合人才分类规范，完善基于激励与淘汰机制的传承人培养政策。根据新媒体特点，优化基于数字媒体艺术的形象传播政策。结合青年群体特点，完善基于研学与学科专业的非遗教育政策。根据浙江非遗特点与实际，构建基于浙江IP 的非遗发展的立地式政策体系。

4 结语

浙江地域性非遗项目丰富、特色明显，非遗创新发展成效显著，政策不断完善。但是在浙江非遗的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共性与个性问题。通过实践，提出了一些发展对策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应加强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实践工作，从设计学、艺术学、美学、文化学、工程学、经济学、传播学等角度，综合研究浙江地域性非遗保护与传承，构建并完善浙江地域性非遗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