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传统美术类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罗旎兮 罗吉林 张立秀 吴陈兵*

（1.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2.宝城初级中学，重庆 402460；3.油菜中心小学，重庆 402460）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提出，非遗文化保护研究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世界上的非遗大国，拥有非遗资源高达87万项，这些项目反映在中国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不同领域[1]。其中非遗传统美术类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其具备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研究价值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地域性，其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是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体现，彰显出与其他艺术类型不同的特点[2]。2002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首次将非遗传统美术类资源引入大学艺术教育体系，这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回顾与梳理是推进该领域研究发展的前提。借助CiteSpace工具对非遗传统美术类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结构化地呈现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路线图，梳理热点与前沿，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和更高的起点。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为全面完整地把握中国非遗美术类保护的各类研究成果，通过可视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将中国知网（CNKI）中的期刊和硕博士论文两个数据库的数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为关键词同时进行检索，统计时间为2002—2021年，共获得1 436篇文献。通过对文献摘要进行分析筛选，剔除报纸、会议论文、新闻评论、书评、中英文扩展等与主题无关的72篇文献，最终搜索到有效文献1 364篇，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2月10日。每条文献均以Refworks格式分别列出来源作者、机构名称、主题词等字段，并采用CiteSpace软件对年发文量、发文期刊、高产机构等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分析并总结非遗美术类研究热点与趋势。

在分析方法和工具方面，主要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结合文献分析法。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Chaomei Chen)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用于定量以及分析文献数据的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3]。这种分析软件主要是用直观的方式将某一知识领域的发展脉络呈现在一幅图谱上，并自动标识图谱上的引文节点文献与共引聚类的研究关注点，有助于研究人员快速把握某领域中的前沿问题。但由于CiteSpace主要以宏观把握为主，为了使研究能够更加深入还需要结合文献分析法。

在数据的操作方面，首先在电脑里建立input、output、data、project 4个文件夹，将筛选后的CNKI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于input的文件夹中，并在input文件中将文献数据重新命名为download。其次通过CiteSpace的数据转换，将数据放于output文件夹中，并将该文件夹的数据复制到data文件夹，以供CiteSpace软件进行下一步处理。非遗美术类研究相较于其他研究而言，目前高质量的论文并不多，为了保证文献数据的完整性，避免遗漏相关信息，需要在数据方面降低处理的标准。在数据的处理条件方面，将CiteSpace参数设置的时间跨度选择为2002—2021年，每个时间切片跨度设为1年；在CiteSpace的功能界面的节点类型中设置为关键词；引用频次最高值设置为N=50，选择最小生成树（Minimun Spanning Tree）算法对每个切片进行裁剪。最后点击“GO”开始处理条件运行，得到主题词共现图谱、时区图谱、发文机构图谱等，同时采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类。

2 研究概况分析

随着中国非遗保护的不断深入，非遗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截至2022年2月10日，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可检索到主题同时包含“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期刊和硕博论文共计1 364篇，其中核心期刊有170篇。图1是2002—2021年CNKI期刊美术类非遗保护研究发文量走势图。通过对每年有关论文发表数量的直观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学界对于该领域有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图1可以看出，2005年和2011年是该研究领域的分水岭。2002—2005年发文量较少，说明该阶段对中国美术类非遗研究的关注度较低。2005—2011年，发文量呈现迅猛的上升趋势，非遗文化保护研究成为美术领域的研究热点。2006—2011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共3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美术共计109项，传统手工艺共计212项。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政策方面为美术类非遗文化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导向。

图1 发文量图

2011年之后发文量出现井喷式增长，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要保护传统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法》的出台使非遗保护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这为中国非遗保护政策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着美术类非遗保护研究的发展。

结合关键词时区图（图2），根据文献数据、研究主题、国家政策以及关键词的突显程度，可以将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萌芽阶段（2002—2005年）、探索阶段（2005—2011年）、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在这3个阶段中，与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的论文年均发文量呈现明显的由平缓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由此能够预测，随着学界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关注度的上升，非遗文化保护将成为中国美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图2 研究热点演进的时区图

如图2所示，萌芽阶段的研究主题有“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美术学院”等，此阶段的关键词较少。该时期，国内学者主要是进行民间美术的探究。2002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将民间美术纳入大学的艺术教育中从而填补“学院派”教育长期忽视民间文化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4]。这意味着中国高等美术学院将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中国的非遗美术类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探索阶段的关键词增多，反映出这一阶段的非遗美术类保护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探讨重点在于美术类非遗的“保护”“传承”以及“传承人”三方面。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等问题受到高度重视。2008年文化部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政策，有利于完善非遗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产业”“创新”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可以看出美术类研究对象在逐步拓展。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探索，再加上《非遗法》的出台，在发展阶段的关键词减少了很多，研究关注点更为聚焦，“美术教育”“活态传承”“非遗项目”“工艺美术”成为主要研究点。

3 作者合作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该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利用CiteSpace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绘制出图3的作者合作共现图谱。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网络节点数为506个，连线数量为77条，说明关于非遗美术类保护研究的1 364篇文献由506位作者完成，且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少，还未形成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主要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发文。通过作者合作图谱可以看出，合作较为紧密的是以孙志国、王树婷、黄莉敏、熊晚珍为中心的研究团队。

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力，根据CiteSpace的统计结果，导出的发文量大于5篇的作者，如表1所示，湖北科技学院鄂南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树婷、孙志国、黄莉敏的发文量都是8篇，其次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系的司丽丽、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乔晓光发文量为7篇，然后是湖北科技学院鄂南文化研究中心的熊晚珍、中央美术学院的张鹏发文量为6篇。由图3和表1的结果可分析出：第一，美术类非遗保护领域的学者是以独立研究的为主，已有合作网络关系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作者在同一课题或同一学校而产生。因此，目前在非遗美术类领域以跨学科、跨学校、跨专业进行合作的学者是非常少的。第二，发文量大于5篇的作者首次发文的年份超过一半是在2011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1年研究者们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非遗美术类文化保护领域。

图3 作者合作共现图谱

表1 发文频次≥5的作者

3.1 发文期刊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发文质量，在对年发文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选取非遗美术载文量排名前12名的主要来源期刊（表2），其载文量均在12篇以上。由安徽省科学教育研究会主办的期刊《美术教育研究》在非遗美术研究方面载文量最多达56篇，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大众艺术》载文量为26篇。可以看出，非遗美术文化保护研究主要来源期刊都以美术、艺术、教育为特色。从研究者开始关注非遗美术类研究至今共发表1 364篇，其中核心期刊有170篇，约占总数的8%。从这些信息可以分析出，高质量的文章较少，研究学者们对非遗美术类研究关注度较低，该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表2 发文量前12名的期刊

3.2 高产机构分析

从机构发文数量来看（图4），自2002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以49篇位居榜首，湖南师范大学以17篇位居第二，阜阳师范大学以16篇位居第三，沈阳师范大学以15篇位居四，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以13篇并列第五，中央美术学院以12篇排名第六。由此可见，国内发文单位集中在高校且以艺术类和师范类高校为主，在专业和科研实力等方面都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是非遗美术保护研究中发文量最多的发文机构，响应了国家政策和时代发展的号召，引领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在非遗研究领域起着重要引领作用。

图4 高产机构

4 研究热点与前沿

4.1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呈现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而频次（Frequency）和中心度（Centrality）是判断关键词受关注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频次和中心度越高，意味着该领域受关注度越高。通过分析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这两个要素，可以初步归纳总结非遗美术类研究的热点话题。用CiteSpace软件统计出2002年到2021年该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以及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并将频次大于15且中心性大于等于0.05的关键词筛选出来（详见表3和表4）。由表3和表4可知，民间美术中心性最高为0.36，该关键词的频次达到137次，传承、保护、传承人的中心性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位，值为0.17、0.13、0.12，这两个频次113、69、45次以上。由此可见，民间美术、传承、保护、传承人、美术教育属于高频关键词。

表3 “非遗美术”研究施引文献高频关键词

表4 “非遗美术”研究施引文献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为了考察已有研究的主题分布情况，关键词共现图谱（图5）可以明晰这20年来非遗美术类文化研究的整体风貌。总体来看，Modularity Q值为0.691 1，表明网络结构较为显著，Silhouette值为0.928，表明聚类结果具有合理性。

图5 关键词共词分析知识图谱

通过分析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并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发现非遗美术类文化保护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5个方面：第一，探讨以民间美术为载体的非遗保护；第二，探讨如何传承与保护非遗美术类文化的问题；第三，关于非遗文化保护的传承人问题；第四，探讨如何将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结合的问题；第五，地域性非遗文化保护。

4.2 研究的前沿方向

为了直观地探测出中国美术类非遗文化保护研究的前沿方向，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标题、摘要等要素中提取突变术语(burst term)检测出该领域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进而能够识别和分析出非遗美术类文化保护的研究前沿（图6）。从关键词突显图谱出可以看出，在2015年之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域性的非遗研究、民间美术、民间艺术、制作工艺、旅游开发，而“美术教学”和“传统美术”的相关研究是近年也是未来几年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图6 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4.3 研究热点的内容讨论

4.3.1 民间美术研究 民间美术集中华民族亿万劳动群众的情感、文化、哲学观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5]。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民间美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根据其所处的地域和民族特点，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见证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民间美术作为美术类非遗文化保护的重点议题，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基于时间、视角和政策的不同而呈现研究差异。从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模式来看，顾浩[6]将其分为历史类研究、分项目品类研究、区域性个案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图片和简单文字介绍的方式呈现，缺乏学术性分析和理性探讨。从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功能来看，龙湘平[7]以现代设计艺术的角度来探讨民间美术的功能，他认为民间美术是渊源和基础。结合民间美术的审美思想和适用方法能够推动中国设计艺术事业的发展。苏欢[8]则从美育的角度分析了民间美术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培养创造力、解决乡村美育的困惑等方面的现实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民间美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为避免民间美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弱化、流失的问题，王海霞[9]提出在民间美术保护工作中要重视资料的抢救、深入个案研究工作，并将教育传承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李振化[10]在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提出民间美术未来的发展走向：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实现民间美术品商品化、转变成新民俗的组成部分。

4.3.2 美术非遗的传承研究 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发展将会以延续、转化和局部消亡这3种形态发展，为避免文化的割裂，如何更好地延续美术非遗文化是中国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话题。当前，美术类非遗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非遗美术类传承的历史与现状、非遗美术类传承的制度与政策、非遗美术类传承的路径与方法。目前，与日常生活相脱离、市场的萎缩或消失、缺乏一定的继承人、文化内涵弱化等传承现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类资源领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1]。闫小荣等[12]针对美术非遗传承上所遇到的困境，提出国家和有关部门应从资金支持和政策保护两个方面来优化传承方式和条件，建立文化传承与经济并举的美术发展机制。谭宏[13]提出阻碍民间美术传承的主要因素：一是没有形成必要的社会共识，二是没有建立起传承体系，三是缺乏研究专门人才，基于此他认为构建教育传承体系是促进非遗传承的有效途径。李芳[14]以民间美术为基础分析了其传承方式，主要有言传身教、文字图谱记载和艺术品等方式。徐艺乙等[15]以中国工艺美术为视角，认为工艺美术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作坊(企业)传承和社会传承。

4.3.3 非遗美术类的保护研究 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维系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维护文化多样性[16]。目前，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非遗保护的1.0时代，主要为确立非遗保护的名录；第二个阶段被称为非遗保护的2.0时代，以传承人的确立和保护为主；第三个阶段被称为非遗保护的3.0时代，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实现对非遗资源的传承和创新[17]。而非遗美术类保护研究集中于保护主体（传承人）、保护内容、保护原则与方法等方面。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在非遗文化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徐艺乙[18]从技术层面分析了传承人的作用，即有助于项目本体的恢复与重建、物色下一代传承人、创造经典作品、总结传统技艺的经验。非遗资源主要来源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技艺等，将非遗资源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最核心因素就是传承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承人的生境存在两种走向：一种是因工艺的开发而成为发家致富的典型，另一种是传统手工艺未能得到开发，经济极度贫乏[19]。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孙正国[20]以中国目前非遗传承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作为基础，提出对传承人应以分类保护的原则为主，以扶持性保护、引导性保护、开发性保护作为3种基本的保护方式，从而拓展我国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发展路径。除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之外，对非遗资源的保护工作是重中之中，李荣启[21]总结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4项原则，即本真保护、整体保护、科学保护以及濒危遗产优先保护的原则。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非遗保护已进入数字化阶段，改变了非遗的传播形态和机制。如国外已形成非遗保护的面部表情分析和建模、声道感知和建模、身体运动和手势识别、脑影子分析3D可视化等数字化形式[22]。当前，中国学界对非遗数字化保护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保护方式方面主要涉及对非遗资源进行建档存档以及丰富和活化非遗资源[23]。在具体的技术方面涉及采集储存技术、形态转化技术、传播展示技术等[24]。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是非遗传承工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着非遗研究进入新格局。

4.3.4 非遗美术教育研究 将非遗美术资源引入美术教育体系中的时间很短，各个环节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从总体来看，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类研究领域长期活跃的话题，关于美术非遗教育研究主要涉及探讨教育的传承价值、可行性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李建强[25]认为民间美术对美术教育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提出开发美术教育课程应合理地利用地域性美术资源、加强图书馆的资源管理、设立民间美术培训、改革学校教育促进民间美术产业化。吴明娣等[26]分析了城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的冲击和弊端，提出有关部门应将非遗保护纳入主流教育体系中，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相结合，以教育力量推助推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王亚萍[27]以河南省各地中学所开展的美术教育为例，对合理利用本土化非遗资源和构建校本课程提出相应对策。总体而言，需要结合民族特色，深耕地域文化特色，找到传统美术与现代美术教育之间的契合点。针对高等教育阶段，要以创新性的双轨制非遗美术课程结构为主，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行[28]。同时应积极开发美术教材，构建高校非遗美术体系；完善非遗美术教学机制[29]。赵洋[30]从闽南民间工艺漳浦剪纸的角度分析了民间工艺美术进入高校艺术教学中的重要性、可行性以及现实意义，并就民间工艺美术融入高校艺术的教学方法提出针对性建议。

5 非遗美术类研究的展望

非遗美术研究是一个“蓬勃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学界对非遗文化保护美术类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逐渐丰富，“非遗美术教育”和“民间美术”成为未来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但总体而言，非遗美术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未建立清晰的学科体系、缺乏跨学科的合作团队。这就迫切需要积极思考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走向，为适应未来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发展趋势，呈现3种动向：

一是非遗美术类研究如何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和突破。目前美术类非遗研究缺乏长期地扎根研究、缺乏详实的一手资料，缺乏可验证的数据支撑，缺乏信效度良好的研究工具，更多采用感性陈述、简单描述、粗略介绍的方式，导致很多研究成果在形式和内容出现重复、单一的现象，研究成果易流于表面。因此，非遗美术研究的研究方法应借助人类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研究过渡到微观层面的分析，深化个案田野研究，系统收集一手资料。利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洞察民间美术与传承人、文化生态、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更好地把握非遗美术真实状态，为美术类非遗文化保护研究注入更多活力[31]。同时，在非遗活态保护理念的指引下，应将语境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与全局结合，以确保研究结果的信效度以及真实性，拓宽美术非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为促进美术非遗保护和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二是如何建立明确的非遗美术学科体系。当前，非遗文化保护美术研究还未建立起学科体系，且非遗美术的分类较模糊。非遗美术类学科建立应与政府决策相结合，明确划分非遗美术的概念、对象、类型、范围，梳理出美术非遗研究的基本模式与框架，将零星、松散的美术非遗研究建设成为系统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学科体系，有利于拓宽非遗研究思路，加快该领域的研究进程。

三是如何构建“跨学科、联系紧”的美术类科研团队。已有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多为美术学，缺乏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团队，且研究团队较为松散，因此该领域还应该加强与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合作，基于不同学科视角来审视非遗美术保护，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从而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在全国形成合作密切、架构健全的科研团队，打破唯美术界的孤立的研究团队，营造学术氛围，促进非遗美术类保护研究的深化，整体推动非遗美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是如何推进非遗美术教育的发展。当前非遗美术教育各个环节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美术课程本身处于教育系统的边缘，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美术课程往往不被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美术教师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了解较少，对非遗美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更难实现。因此，教师应重视美术教育在学科中的重要性和价值，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同时积极学习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并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色，开发利用地方资源，找到非遗与美术教育之间的契合点，引导更多学生深入了解非遗传统美术，为当地非遗的传承和美术教育的纵深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