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民俗符号研究的知识图谱与发展脉络——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熊蕾 王舒婷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风俗习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和精妙的艺术价值，成为增强国人文化自信以及对外传播策略中的重要元素。民俗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民俗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1]。民俗与符号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密不可分，运用符号学理论来阐释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不仅是拓展民俗学和符号学两大研究领域的边界，也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传播战略需要。其研究对于理解民俗符号在当下的内涵与外延、探索民俗符号与文旅资源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制定对外传播策略以提升文化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通过对2011—2021年有关民俗符号的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把握民俗符号的研究特点、观点变化以及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1.1 方法介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从传统的文本分析、田野调查到数据挖掘、网络民族志等研究方法的兴起，研究视角也从线下延伸至线上空间。主流民俗符号研究以定性分析为基础，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并不多，将计量研究工具引入民俗符号研究，力图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新的呈现方式，从而能够探索该学科的多种可能性[2]。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的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将搜集到的大量文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绘制知识图谱来呈现相关领域的知识路径和演化轨迹。借用Citesapce软件实现知识图谱可视化，依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机构与作者分析”“关键词时区图”“关键词突现图”的可视化图表，以全面、形象地呈现出民俗符号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知识关联和研究趋势等，并辅以文献分析，对可视化结果作进一步的解读与阐释。

1.2 数据收集

以“民俗”并“符号”为检索主题词，搜索了CNKI数据库201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的相关文章，得到1474条检索结果。在这一抽样框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筛选，选取“学术期刊”与“学位论文”的文章，并将其中简单文字组合和作者缺失等无关文献予以剔除，最终得到包含题目、作者、摘要和关键词的有效数据1279条，以此作为研究数据。

2 结果分析

2.1 论文关键词分析

2.1.1 基础研究领域分析 由图1所示，该网络形成了377个节点和555条连线，密度为0.007 8，排名前10的关键词是：民俗文化、符号、地域文化、民俗、民俗符号、文化符号、符号学、文化、传承、景观设计。频次排名前10且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有：民俗文化、符号、传承、地域文化。根据关键词可知，民俗符号的基础研究聚焦于文化研究与符号研究，并注重其历史传承性。

图1 2011-2021年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2.1.2 聚类研究领域分析 通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认识到学界对于民俗符号研究主题集中在哪些方面。聚类图谱的两个显著指标：模块值（Modularity，Q值）与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当Q值大于0.3时，可以证明该类别是显著的，当S值大于0.5时，则该聚类合理，大于0.7时该聚类的效率较高。如图2所示，选取了民俗符号研究领域内聚类排名前11名的模块，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Q值）为0.570 9，大于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为0.868 8，大于0.7，说明该聚类的效率较高。分析结果中，前5的聚类依次是#0民俗文化、#1地域文化、#2民俗艺术、#3象征、#4文化符号。说明民俗符号研究目前集中探讨了民俗文化内涵、艺术形式以及符号意义的问题。

图2 2011-2021年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2.2 机构与作者分析

2.2.1 研究机构分析 根据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图，共有258个节点，但连线数为0，中介中心性为0，该结果表明研究机构之间基本上没有合作，民俗符号研究领域还缺乏学术合作共同体。民俗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等；符号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等。发文机构多为各类高等院校，院系主要集中在艺术学院、外语学院、人文学院等。

2.2.2 作者分析 文献作者网络图谱如图3所示，该图谱共形成298个节点，15条连线，密度为0.000 3，表明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大多为个人撰文。中介中心性均为0，说明研究民俗符号领域的作者较多，但发文量较为平均，并没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团队。各研究作者之间没有形成合作网络和跨机构合作，以学术团队进行研究的基本上很少，还未形成全面、完整而成熟的研究局面。

图3 2011-2021年文献作者网络图谱

2.3 研究趋势分析

2.3.1 整体研究趋势分析 将2011—2021年的相关论文数据导入Citespace，时间切片为一年，得到时区图。时区图反映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和被提到的频次，可以从中了解研究领域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出现时间、关联程度及发展变化。

如图4所示，2011年是数据样本的起始年份，出现主要关键词“符号”“民俗”“地域文化”“民俗符号”“文化符号”等。2012年，“民俗文化”关键词在本次数据样本中的频次最高，中介中心性为0.27，“民俗艺术”与“传承”也成为热点关键词。2015年，伴随视觉时代的开启，民俗的视觉符号以及民俗符号的应用、设计开始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民俗符号研究随着国家政策以及重要事件出现新的关键词。2017年，***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在2018年，“特色小镇”关键词成为热点，该关键词下的论文多探讨将民俗元素融入当地乡村建设与发展中，以响应国家发展战略。2021年，新出现“仪式体育”关键词，则是随着日本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热点。由此可见，未来的研究趋势将紧跟国家政策与主流话语，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突出研究的政策性和实时性。

①灌区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工程管理、用水调度、供水计量与水费收缴、土壤墒情与地下水测报等信息化。

图4 2011-2021年文献关键词时区图

2.3.2 阶段性研究领域分析 如图5所示，引用次数最多的前6个关键词分别是：“象征”“民俗艺术”“应用”“设计”“特色小镇”“文化记忆”。从关键词突现的演变过程来看，可分为3个阶段：2012—201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艺术学与美学视角对民俗符号进行解读为主，并且关键词的热度时间相对较长；2015—201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更注重于民俗符号作为一种设计元素的实际应用，民俗符号研究领域开始从意义层面转向实践层面；2018—2021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与国家战略、国家主旋律紧密结合，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增强，挖掘民间文化、进行文化输出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对本地特色文化和文化记忆的研究增多。总体而言，这10年间关键词的阶段性演变说明民俗符号研究与国家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图5 2011-2021年中文关键词突现图

2.4 研究主题分析

根据前述的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研究趋势分析与阶段性研究分析，可大致概括出民俗符号研究的主题类型，主要围绕民俗的符号象征与文化内涵研究、民俗符号的文化传播路径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符号的应用研究3个方面。

2.4.1 民俗的符号象征与文化内涵研究 多数研究者选择某一地域具备文化特色的民俗艺术形式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运用符号学理论对个案进行全方位的深度解读。

（1）经典符号学理论。符号学两大流派分别由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开创，索绪尔的符号所指/能指二分法思想直接影响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符号消费理论的形成。研究诸如运用象征—交换价值框架分析王家大院和韩国船桥庄等民俗的符号消费路径[3]。而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精髓在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构成的符号过程三元整体框架，研究者引入这一理论并围绕解释项的阐释衍义分析广州“波罗诞”等传统节庆民俗[4]。

（2）符号人类学视角。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文化的解释》中认为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文化是从历史传承中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文化即符号的建构，通过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符号理论和深描的研究方法，从民俗建筑、民俗表演和民俗工艺品多方面透视文化符号形成的内涵与价值。

（3）前沿符号学跨界。艺术史符号学者米克·巴尔（Mieke Bal）将精神分析引入叙事符号研究，拓宽了符号理论的跨学科性。借助巴尔（Mieke Bal）“换框”的阐释方法，研究者分析不同语境“画框”之下的凤舟竞渡民俗所隐匿的符号世界，将研究视角转到图像叙事分析上[5]，运用动态的叙事符号概念进行静止的图像符号研究。

2.4.2 民俗符号的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在关键词聚类图谱中，“文化传播”是较为显著的一个聚类。这一类研究主题解决的是民俗符号如何传播、民俗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研究者们融合多学科理论与分析框架，重构民俗文化的传播路径。

（1）民俗符号传播的仪式观。中国传统民俗中包含了众多的仪式活动，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到，仪式促进一个团体或民俗的文化认同，能建构并维系一个文化世界。研究者们从凯瑞的“仪式传播”到罗森布尔（Eric W.Rothenbuhler）的“媒介仪式”理论，探索了福州“喜娘习俗”等仪式活动的传播与传承之路[6]，再以文化认同理论对徽州民谣等仪式元素的传播进行规划和重构[7]。民俗仪式在传播过程中，不仅包含了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框架，还包含了群体身份认同的关键。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概念作为该聚类的核心关键词，体现出民俗符号研究的人类学理论传统。

（3）民俗符号传播的模式探寻。一方面，运用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分析民俗传播策略。在山西和顺牵绣民俗的研究中，指出在技术上，利用数字媒体技术、VR技术等实现沉浸式传播；内容上，挖掘民俗符号的故事，用记忆展现民俗的历史文明，引起民俗文化的深度传播[9]。另一方面，市场营销模型也为民俗传播提供了策略工具。运用SIPS模型（共情Sympathize、确认Identify、参与Participate、共享与扩散Share&Spread）研究民俗节庆短视频，以民族共同体情感为经的纵向延伸、以特色民俗文化认同为纬的横向扩展、以文化符号互动为带的沟通连接、以智能推送算法为纽的推介共享来提高民俗文化影响力[10]。

2.4.3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符号的应用研究 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可知，民俗符号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景观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领域。这一研究主题体现了学科的交叉性，民俗符号研究与“建筑学”“设计学”“广告学”等学科相结合，民俗符号的功能性进一步被放大，并且出现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的特点[11]。在时区图中“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关键词与“景观设计”“应用”“地域文化”等关键词产生多条连线，说明对此进行综合探索的研究较多。

（1）景观设计应用。特色小镇建设不仅推动了地域传统文化的内部传承和对外传播，也带动了民俗符号的自我活化与更新。研究者们通过对地域文化和景观的分析，以泾阳茯茶小镇[12]、关中地域文化[13]、重庆市巴南区木洞传统风貌区[14]为例，阐述地域文化和特色小镇景观设计的关系，探索民俗符号在塑造地方特色景观中的意义与应用价值。

（2）产品设计应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符号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元素被运用到多种产品的设计当中，如何让传统的民俗符号进行现代化的转化，研究者们以不同的视角开展应用。如在品牌视域下将妥乐古村“色彩民俗地理”应用于首饰设计[15]，提取山西地方民俗元素符号为文化产品的再设计提供借鉴[16]。在产品广告设计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实践理论、格式塔心理学、艺术审美思维、西方视觉设计等理论方法，对剪纸等民俗艺术表现形式的平面广告进行了深入研究[17]。

综上所述，主题类型聚焦于理论架构、传播路径和设计应用研究，代表了民俗符号研究的3种不同价值取向。

3 结语

总体而言，2011—2021年，民俗符号研究从意义阐释到设计应用以提升民俗文化传播能力的目的展开，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又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来自学界还是业界的研究者们，结合其学科背景，为民俗符号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案例，并随着研究趋势与时俱进。

民俗符号背后是一个涵盖着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哲学、艺术学、语言学等多学科汇聚交融的精神世界。正如巴瑞·托尔肯在《民俗的动力学》中指出，民俗学家给予更多关注的仍然是民俗“事象”，而不是民俗在其中被产生出来的原生过程，这导致了民俗学对民俗的“去人文化”后果。他所坚持的对民俗的“人文化”，是敦促民俗研究采纳这样一种路径，即对民众及其传统表达之动力学的强调。文化是流动的，民俗文化在传承中既有丧失，也有新生。如何挖掘动力核心并发挥其魅力与价值，促进民族文化认同，需要研究者们更多关注学科理论前沿，推动民俗符号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发展。

民俗符号研究是“民俗学”和“符号学”两大研究领域的融合点，应充分利用其完整的研究体系和丰富的理论成果，扩展自身的研究维度，挖掘自身的研究深度，通过多学科融合性学术探讨与合作，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实现民俗符号研究走向系统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