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实践·探索——1920年代中共宝安县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李婷娴

（深圳博物馆 广东深圳 518000）

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从带有“研究团体”色彩的知识分子政党向无产阶级“群众党”转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组织形态逐渐成形，规模急剧扩大，人才储备和革命实践经验逐渐丰富。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与发展基层组织的思考也在不断成熟。

宝安县地处“革命大本营”广东省南端，属于大革命时期革命力量勃兴的地域之一，政治生态错综复杂。广东革命政府、地方军阀、封建宗法势力、土匪等势力相互交织、冲突不断。共产党在宝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对既有政治格局产生冲击。

一、共产党对发展基层组织的思考

早期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进步青年中，是在若干大城市的党小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党员“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1]，尚不具备下潜到县级甚至是广大农村的有效渠道和政治经验。

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增长极为缓慢。1921年11月一份党内通告提出，最迟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五个区‘必须’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2]。然则会议召开前各地上报党员人数，湖北20人，北京20人，远未满足。中共在“二大”文件中阐述自己“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是一个革命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党”[3]，提出要在党内建立多层级架构：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的四级[4]，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了法理依据。中共“三大”基本延续了此架构，仅对组织程序有进一步细化。此外，“三大”以后中共基层组织重点发展的方向是在大城市、产业工人中，新发展的地方只有济南、哈尔滨两个大城市，[5]广大的县级基层都没有被动员起来。

二、中共宝安县党组织的建立

民国初年的宝安县是近代中国普通县镇的缩影，也是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场和政策的最终落脚点。宝安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县内分为七个行政区，除深圳墟、平湖墟外，余者多为乡村，农田广布。有过县级自治的“民权”试验，1921年曾经实行县长、县议会议员民选，[6]但县治无力。大多数时候这里祸变相寻，人民饱受军阀、土匪等混战之苦。战事频仍，每半年或三月便要大变动一次。军事冲突直接造成局势动荡，百业困窘，工商凋敝。“生活因而艰难，地方缘而糜烂”。[7]兵祸之外，政治变动使政令不得一出，还有县政府与军队因为捐税产生龃龉的闹剧。拉夫筹饷、加抽捐税、预征钱粮等负担沉重，抗租抗税暴动也时有爆发，民众对现有的政治势力有本能原始的反抗情绪。

共产党早在1922年就指出三万万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是工人阶级的友军，也提出了诸如限田、限租、成立农村消费信贷组织、开荒等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的主张。[8]1924年1月，以国民党重组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共产党推动农民运动，广东的政治生态发生颠覆性变化。远居南隅、缺乏产业工人、几乎全是乡村地带的宝安县，得风气之先。1924年下半年，中共党员黄学增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宝安开展农民运动。黄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知识分子出身，学历较好，对党认识深刻，政治水平较高，主要从事党务和农民运动工作，能力好，党内评价较高。[9]黄特别注意吸收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当年底，宝安县第一批农运骨干被吸收入党，并成立了党小组，小组在中共广东省农民协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

党小组在省港大罢工中迅速成长起来。宝安地近香港，每日招待数百名从香港回来的罢工工人中转，本地海员也纷纷回乡。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党小组的工作内容迅速扩大到政治宣传、协助罢工、协调接待、联络海员、安置工人等，大大超出农民运动范畴，继续接受省农协支部垂直管理已不适宜，建立一个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县级支部更符合实际工作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地方的新规定，1925年7月，中共宝安县党支部成立，黄学增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龙乃武、郑奭南。

三、中共宝安县党支部的工作与困境

（一）主要任务：发展党员

从1924年发展第一批党员，到1925年7月中共宝安县党支部成立，全县只有党员十几名，组织发展较为缓慢。当时中央和广东区委的倾向是把革命分子集中到国民党内，开展国民运动，从而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10]共产党对新成员的考察也十分慎重，“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11]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仅有994名党员，中央意识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扩大党员数量，大规模吸纳新生力量。[12]从实际情况来看决议没有落实。党内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共产党相比别的政党更有阶级觉悟、更革命，应吸收革命素质更高的成员进入组织，“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13]这种倾向在各地尤其是广东的组织工作中十分突出。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广东区委的错误：没有利用省港大罢工的革命高潮巩固和发展组织，只是在思想上影响工农，却没有“吸收工农分子进党”，提出“粤区第一重要的职责是：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14]广东区委很快回应承认吸收同志太少。

为尽快扩大党员数量，中央对入党程序、考察办法作出修改，各地都加快了发展新党员的步伐。从1925年底到1927年初，宝安县响应号召，发展党员近百人。根据当地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新发展的党员都是本地人，县内各区发展情况不平衡。专职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很少，绝大多数都有党外工作。从社会职业来看，农民约占40%；知识分子占24%；工人占14%；另有小部分商人、手工业者、小资产者。工农出身的党员占到一半以上，表明县党支部从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中吸纳了很多积极分子，打下较好群众基础。知识分子比例较高，也符合中央多次强调要注意发展乡村教师进入组织的政策。[15]所有中共党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宝安县党部有专职工作。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县党部下设的秘书、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等也由共产党员负责。

（二）组织建设与存在的问题

党的组织结构是跟随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政治实践经验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1924年5月，党扩大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对地方党组织机构设置和具体职能分工作出规定：“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第三人管工农部。”[16]因人手问题，上述议案未能得到有力执行。为谋求组织发展，“四大”又提出在中央设立组织部指导地方组织，增设宣传部负责系统宣传，在地方组织各种委员会，[17]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央以及地方的分工与职责。

中共宝安县党组织建设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4年年底发展第一批党员、建立党小组。小组领导黄学增政治素养较高，注重加强党员的政治训练，党内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每月一次的开会学习，掌握斗争方向与政策，有效强化信仰、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大多数党员成长很快。第二阶段，县党支部成立，隶属广东区委。支部有一名书记、两名支委，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第三阶段，随着党员人数快速增长，组织结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县执行委员会有书记一名，兼宣传，另有专人负责组织、青运、工运、农运、妇女等工作，县委下设五个区委，各有一名区委书记和两名干事，结构明晰、秩序井然。

组织规模扩大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地方与上级不能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因交通不便，宝安与广州之间以通信联络为主，早期由黄学增负责与上级单线联系，黄学增离开后由龙乃武与广州联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中央汇报时也指出，广州和其他城市的地方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很少，每当地方党委向广州请示问题时，给予的答复非常迟缓。[18]信息渠道不通畅，制约着中央和省级各项决议、通告、宣传材料的下达，上级无法周密地指导地方，地方不能及时领会上级的政治动向。此外，党员数量增多以后，党内教育也没有及时跟上。县里同志报告称上级“没有把诸如《红旗》《布尔塞维克》及一切宣传品寄来，我们自然没有资料向群众宣传和训练同志”，[19]中央要求统一向地方发放政治教育材料成为一纸空文。政治训练的缺位导致“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20]。直观表现在党员的政治信仰常常让位于家族观念，有些同志“看见同姓同族乡村与别族乡村械斗，即不管你们什么命令，只有挺身去帮斗”，[21]县级党组织在形式上的健全与基层党员政治信仰的薄弱是一个悖论。

（三）农民运动的得失

宝安县农民运动开展较早较好。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基础较好的区率先成立了区、乡级农会。为巩固农会，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组织自卫军模范队接受较为正规的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战斗力。[22]1926年上半年县农会成立，下设6个区级、94个乡级协会，拥有会员13759人，[23]常委均是中共党员。

农民运动冲击了地方经济关系，县党支部指导农会从满足农民的经济诉求入手，因地制宜开展“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原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农会作为革命政府权力进入底层的有效路径，成了地方政治生活的新势力。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宝安县农会带领农民“帮助革命军担任侦探、引路等工作”。[24]在省港大罢工中，农民自卫军还配合铁甲车队和纠察队封锁香港。农民运动同时扩大了国共两党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影响，经济反抗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也给国民革命带来了新气象。

宝安县的农民运动是富有成效的，但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无法弥合的政治分歧，当农会与民团发生冲突时，两党立场迥异。比如省港大罢工期间，共产党支持农民自卫队和纠察队进攻沙井民团，政府防军却保持中立。[25]在抵抗民团抽取苛捐杂税的运动中，农民自卫军进攻了国民党县长及驻防军，被中共作为农民斗争的重要事实来宣传。[26]此外，不能过高估计共产党对农民的政治影响。中共在宣传中提到宝安农民于省港大罢工时“很热烈的一致起来实行封锁政策，截留外来的英货不许出口，检查内地奸商劣绅互相勾结偷运出口的土货，不准接济香港”[27]，实际情况则是农民的走私情况无日不有，农协会上一半会员不表态拥护罢工，封锁影响他们粮食出口和生计，这种封锁的痛苦“甚至已影响农民运动的本身了”。[28]

四、结语

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中积累了政治实践经验的共产党敏锐地注意到组织问题的迫切性，迅速转变思路，开始谋求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党，逐步建立基层组织、完善组织架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框架下，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借助农民运动由上而下渗透到县级基层。县级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为党在广大的乡村打开了局面，但受制于交通、政治训练的不足，县党支部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足以应付复杂矛盾，这是组织发展的隐忧。同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央强调要“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29]把基层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建立产业支部，也制约了政治资源下沉到广大县级基层。

另外，这些在基层从事革命工作的党员们几乎都处于公开活动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宝安县多名党员被捕被杀。放大到全国范围来看，县级基层组织的工作受到很大伤害，“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30]“八七”会议中央紧急决议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基层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尚需要时间和更多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