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下丝路文学中“狼”意象的流变

黄仁志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狼，在西域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地位，曾一度被西域各少数民族先民奉为精神图腾，而后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更迭、人类主体意识增强等诸多因素，逐渐被世俗化，甚至妖魔化。荣格提出 “原型”(Archetype)这一概念，它们是一种先于意识存在的种族代代相传的“原始意象”“种族记忆”，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共有的文化心理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活动，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1]。诺思洛普·弗莱将荣格的原型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中，进一步指出原型是将孤立的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构筑人类共通的文学经验的象征符号，是文学史中“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2]60狼便是丝路文学中重要的文化原型之一，其在人心中经历的“神化-世俗化-丑化”的演变历程，在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中也会得到鲜活的印证。

一、被神化的狼：丝路文学中的狼祖神话

“狼”在古代乌孙人那里就已经被奉为神物了。《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所记载：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衔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3]

在此，狼已被赋予神性，被构造为战乱中救助、哺育乌孙幼主的狼祖形象。

其后，中国古代北方的突厥、匈奴、蒙古三大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同兴起于大漠，都有以狼为其始祖的神话传说，推崇狼为其精神图腾。

关于突厥的起源，《北史·突厥传》有这样的描述：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以示不忘本也。[4]

幼子被敌国残害、抛弃，同样也因为狼的救助得以存活，长大后甚至融入到狼族的伦理秩序之中，并且在神狼的指引下找到了合适的栖居之所。由此，狼作为族内精神图腾的地位得以确立。

公元四、五世纪活动于大漠的“匈奴之甥”——高车（回纥）部落，相传其祖先就是一只老狼。《魏书·高车列传》有相关记载：匈奴单于有两位“姿容甚美”的女儿，单于认为凡夫俗子配不上自己的女儿，便将两个女儿置于无人之地的高台上，等待神灵的青睐。二女苦等四年一直未等到神明降临，只等来一只老狼守着高台昼夜呼号，单于的小女儿认定老狼“或是神物，天使之然”，与狼成婚并为其繁衍子嗣，逐渐形成部落。[5]

关于蒙古族的起源，则更与狼关系密切。《蒙古秘史》中便记述了蒙古族的一则族源神话——后世广为流传的“苍狼白鹿”说：一只银灰色的苍狼应天神的指示，与一只白鹿交配之后，渡海来到不儿罕山额嫩河的源头，生下巴塔赤汗，即后来蒙古人的祖先[6]4-6。由此可见，蒙古族亦将狼奉为始祖。后世的统治者也利用“狼”这一“始祖”原型为自己谋取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如《多桑蒙古史》有相关记载：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用数千“巴里失”（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的货币单位）从伊斯兰教力士手中救下“尽害其畜群”的狼，并将其释放，但狼却被猎犬撕咬而死，窝阔台见此状忧心说道：“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寿。孰知其难逃命，此事于我非吉兆也。”窝阔台一语成谶，不久之后， 他便因病逝世。[7]此时窝阔台将自己的命运同狼的存亡完全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明了统治者心中对神狼符号的认同与尊崇，另一方面，也表明神狼开始成为一种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功利性资源。

除此之外，各民族的史诗、民间传说中也有许多被狼救助、哺育的传说，在其中狼往往是英勇智慧的神性形象。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神树母亲》中也有少女遭遇妖怪迫害被英勇的苍狼所救的情节。哈萨克族民间盛传着《白狼》的故事，一青年男子与一只白狼在山洞相遇，共度四十天，白狼化作美人，人狼渐生情愫，后来，狼女给男子带来许多财富，并帮助他扩展自己的族群[8]。在柯尔克孜族经典史诗《玛纳斯》中，狼也往往作为玛纳斯部落及其后代的引路人、守护神而存在。

在这些民族的传说中，对狼不尊敬会招来大祸，警醒后人对狼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如柯尔克孜族《金翅鸟》的故事：少年要寻找偷了返老还童苹果的金翅鸟。狼给他指点了金翅鸟的居所和获得方式。但是，少年接连两次都不听狼的指点，不尊重狼，因而两次都身陷囹圄。最后还是因为听从了狼的指点，他才找到了金翅鸟，还得到了金颈金尾马，又获得了与公主的爱情。[9]

综上可知，尽管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族源神话的具体情节也许稍有不同，但神狼始终占据着叙事的核心地位，狼的始祖原型成为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狼曾经作为神圣图腾在丝绸之路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长期存在。将狼奉为祖先或以狼为图腾的这些民族，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往往十分艰苦、危险，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还要抵御自然灾害、凶禽猛兽的袭击以及与其他部落的争夺。狼是这些民族先民生活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一方面人们惧怕它对人类的攻击性、破坏力，但另一方面狼强大的力量、狡黠的头脑又让当时的人们心生敬慕之意。古代人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断的迁徙更加剧心中的不安全感，这使得人们要寻求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保护、一种心灵寄托。正如爱德华·泰勒所说“恐怖创造了世界上最初的神”[9]，生存的本能和对力量的崇拜、恐惧使人在潜意识中选择狼作为一种精神依靠。狼勇猛敏捷的攻势、团结的意志、智慧的头脑、长途奔袭的耐力，都是人们所向往崇拜的禀赋。因此，“狼祖”“神狼”都成为丝路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文化原型。

二、被世俗化的狼：狼神的退场

随着各民族生产力的提升以及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主体性增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欲望也不断增长。原先被尊奉为精神图腾的狼的神圣光晕在人们眼中逐渐褪色、消解，人们慢慢不再将狼视为至高的始祖，各族人民要塑造自己的英雄，谱写各民族的史诗、传奇，而昔日“神狼”只能逐渐退场。因此，在英雄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叙述主体由神狼变为人类英雄，狼的神性逐渐被消解，狼所具备的超自然能力往往也只是人类英雄建功立业的辅助。从神话到史诗，狼的身份从“始祖”“英雄”变为英雄助手，狼在文学作品中由“本体”变为“喻体”。此处便以维吾尔族经典的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中心展开论述。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主要讲述维吾尔族古代英雄乌古斯可汗的传奇经历与英勇事迹。

在这部史诗中，原先身为 “始祖”拯救、哺育人类的神狼已经变为辅助人类英雄建功立业的助手，狼身上仅存的神性似乎也只是为了帮助乌古斯可汗击溃敌军而存在，狼完成了天神的使命便会自动消失。这一转变在史诗中狼辅助可汗击败劲敌乌鲁木可汗的战争便可体现。

苍狼对乌古斯可汗说：“喂，喂，乌古斯，你要去征伐乌鲁木，喂，喂，乌古斯，让我在前面来带路！”乌古斯可汗起营上路了。

只见队伍前头，走着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于是队伍紧跟在苍狼的后面行进。

走了好几天，大公狼停下来了。乌古斯和队伍也停了下来。

……

摆开了战场，用弓矢、长矛和大刀进行战斗。两军之间好一场恶战，人们心头充满了悲伤！

搏斗、厮杀如此地激烈，亦得勒河水红如朱砂。

乌古斯可汗得胜了，乌鲁木汗败逃了。[10]

尽管在此处苍狼仍旧具有原始图腾残存的神性，能够为队伍带路、选择有利的作战地点，但是这些帮助也只是间接的，苍狼始终没有直接投入过任何一场战斗，战争的最终胜利依旧依靠的是乌古斯可汗的英勇、智谋，及其与将士们的奋力拼搏。狼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已经明显让渡给了人类。

变为英雄助手的神狼，其原型的神性不断被消解、祛魅，其形象被日益世俗化：一方面，作为神灵的使者辅助乌古斯可汗建立功业；另一方面，人的意志开始主宰神狼的符号构建，苍狼不仅成为乌古斯可汗攻城克敌的助手，更以神之名赋予了乌古斯成为绝对领袖的历史合法性。就此而言，英雄诗史中狼的意象已经夹杂了人的意志，人们在借助神话的幽灵来表演自己的戏剧[11]。这与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例子在《蒙古秘史》《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突厥世系》中也并相当常见。在史诗时代，狼神的形象往往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资源而出现，成为支撑各民族英雄血脉的神圣性与禀赋的独特性的凭证，由此论证英雄及其家族后代进行统治的天然合法性。

从神话到史诗，狼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由本体变为喻体。在神话的叙事体系中，狼始终是作为叙述主体而存在的，一切事件的发展皆围绕神狼展开，在狼祖神话“拯救人类-哺育人类-帮助人类发展”这一稳定的叙事模式中，狼始终作为本体发挥其神性及现实功用，人类甚至会成为配角。而到了史诗叙事中，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逐渐抽象化、概念化、世俗化，狼的主体性行动所占篇幅极少，往往作为一种英雄祖先的象征性修辞而存在。比如，史诗中形容乌古斯可汗“他的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肩像黑貂的肩，胸像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10]15，以此来塑造乌古斯强壮、勇猛、奇特的英雄形象。再如，乌古斯会将狼作为一种抽象的口号来鼓舞部落士气，临战前乌古斯可汗向将士们高呼：“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10]23

三、被丑化的狼：从“英雄”到“丑角”

随着狼的神性光环的消解，狼所具备让各族先民崇尚的英勇、智慧、团结、坚韧等禀赋已经在人们心中被逐渐让渡给人类英雄。同时，在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吸纳，在农业区定居发展的民族自然对狼这种极具威胁的野生动物格外提防、敌视，再加上狼自古以来对人的威胁等多种因素，狼野蛮、凶残、贪婪等劣质本性被人们所注重、放大，因此，狼在各族民间故事中逐渐转变为负面形象，从曾经的“英雄”“始祖”沦为“丑角”“反派”。

一些民间故事会以狼为喻，在叙事中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将狼这一原型置于人类优良品性的对立面，警醒后辈提防那些具有狼的恶劣品质的人。比如这则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故事：

从前有一个靠借钱为生的穷小伙，经常欠债不还。一次，债主被他的无赖行径气到，诅咒他“变成一条饿狼”，无家可归，无衣可穿。结果债主一语成谶，小伙子受到上天惩罚变成一只饿狼，只能终身流浪，失去了为人的资格。[12]

在西域关于狼的民间故事中，狼不仅沦为人类的配角，甚至相比于其他动物也常处于弱势地位。在与狐狸的斗智中，狼总是倒霉的一方，例如在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狐狸的分配》[13]中狼将猎得的黄羊、野鸡、兔子按地位高低分别分给老虎、自己和狐狸，被老虎一个耳光打掉眼珠，而精明的狐狸将三件猎物分配为老虎的一日三餐，讨得老虎的欢心，并自道是从狼掉出的眼珠得到了教训。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熊、狼和狐狸》[8]164几乎有着同样的叙事模式，熊、狼和狐狸约好分头寻找食物，狼抓到山羊，狐狸抓到一只兔子，熊只抓到一只鹌鹑，狼不想与他们共享因此提议各吃各的猎物，被熊扭掉脑袋，狐狸乖乖将自己的猎物献给熊，并知道是狼给他树立了榜样。在这两则民间故事中，狼的贪婪、愚蠢都被用于衬托狐狸的智慧、狡黠。

尽管在各族民间故事中，神狼的遗迹以及狼的正面形象依然存在，如前文已提及的《金翅鸟》《神树母亲》《白狼》等等，但此时狼这一文化原型逐渐转变为文学作品中的负面形象，从“英雄”变为“丑角”，是丝路文学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这一转变趋向进一步反映出人类主体性增强，征服自然的欲望也愈发强烈。

四、余论

狼在丝绸之路文学中经历了“神化-世俗化-丑化”的演变历程。狼最初作为“始祖”的原始意象留存于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始祖”这一原型同时蕴含了“母性”与“狼性”这两方面；一方面，狼拯救、哺育人的生命，反映了人类本能对于生命的追求；另一方面，狼性中的凶猛、英勇，反映了人们心中坚定守护生命的愿望。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狼图腾早已变得斑驳，狼形象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被世俗化、丑化，甚至妖魔化，但是，狼所象征的顽强的生命力和英勇的身姿会一直留存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经典母题，不断衍生出新的故事、传奇。从丝路神话到各族民间故事，曾被奉为精神图腾的狼逐渐成为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隐喻性的意象，其始终体现着人类自身的种种欲望，恰如弗莱所说“就叙述而言，神话乃是对以欲望为限度的行动的模仿，这种模仿是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换言之，神的为所欲为的超人性只是人类欲望的隐喻表现”[12]。

狼是人类世界的 “他者”，人类以不同的形式书写“他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言说“自我”。人类所塑造的狼形象，体现了人类的不同时段的集体想象，文学作品中的狼是一面独特的人性之镜。不同时代对狼原型的不同认知以及创作取向，归根结底，映照的是人类内心中对自我的认知的变化。纵观丝绸之路文学中狼形象的演变过程，由狼这一文化原型所衍生出的一系列作品可以与弗莱归纳出的五种文学形象原型完全对应：神话（主人公具有神性，远高于凡人）、浪漫故事（人物优于凡人，但仍需服从自然规律）、高模仿（略高于普通人的人物，如人类族群的领袖、英雄之类）、低模仿（书写现实中的普通人）、反讽（主人公低于普通人）[2]33。当各族先民处于生产力低下、环境艰苦的状态下时，狼被认为远高于凡人，继而被捧上神坛。而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自我认知发生变化，逐渐可以平视、俯瞰狼这一文化原型，对狼形象的叙述也自然会发生变化，神话自然也会逐渐变为史诗、传奇、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狼在西方文学中也大体经历了从“原型”到“故事”的演变历程，从原始神话中的“上帝”“文化英雄”逐渐沦为被驱逐到近现代西方文化舞台边缘的配角、反派，成为一种隐喻性的文学修辞。狼，不仅仅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更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他者”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