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增强信任与合作 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2年5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方代表王岐山、戴秉国和美方代表希拉里、盖特纳分别率两国代表团出席。（新华社供图）

编者按：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如期举行。作为中美之间的重要交流，此次对话受到广泛的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向是平稳中有波折、前进中有矛盾。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逐步成熟。中美双方利益的交集与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以及复合对话机制，使各种干扰相对可控，合作的主流决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识，需要着眼长远，摒弃歧见，增进共识，智慧、理性和勇气不可或缺。务实对话，无疑是消除战略误判、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摩擦的有效途径。我们对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是有信心的，扎扎实实地把每一轮对话做好，让每一轮对话都能够取得更多、更实在、更具体的成果，中美双方就能够不断缩小分歧，增强互信与合作，开辟出一条良好的大国关系之路。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2年5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方代表王岐山、戴秉国和美方代表希拉里、盖特纳分别率两国代表团出席。在经济对话方面，会议围绕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三大主题紧密展开。

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指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平等互谅。中美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并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希拉里国务卿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奥巴马总统的书面致辞，她说，奥巴马曾多次指出，美国相信中国崛起对美国是好事，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是好事，所以美国在中国事务上有强大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强大的增长能力也意味着中美双方合作有巨大的空间。中美对于致力于全球的安全问题有重大的利益共识。

对话背景

近年来，中美在推动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了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充实和丰富了中美关系内涵，巩固和扩大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双方与其他国家一道，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经济贸易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基轴之一。”就中美两国的机遇而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共同利益广泛，合作空间广阔。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增长180多倍。中国美国商会2011年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在华美资企业85%收入呈现增长，41%在华利润率超过全球平均利润率。美对华投资有力带动了对华出口增长，加快了美产业升级，促进了美国内经济发展。2011年，两国贸易额已突破44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根据2012年年初的统计数字，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增长468%，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对华出口增幅达到3位数甚至4位数。1997到2006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蔓延，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经济战略布局方面的首要考虑，就是提振美国经济，抢占亚洲市场，尤其是亚太市场。今后要继续扩大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交流，使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加速器。

对话议题

经济方面：一是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主要讨论全球经济挑战、中美财政和货币政策展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互动及其影响、中美经济再平衡、中美经济结构调整等。二是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主要讨论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安排、改革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促进投资便利化、鼓励创新和竞争等。三是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主要讨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跨境监管合作、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准入、石油价格市场监管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监管等。

战略对话期间，举行多场大、小范围会谈，确保两位特别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就中美关系、广泛领域合作、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这其中包括外交政策、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南北苏丹、南亚问题、联合国维和等议题。

核心内容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启动以来，一直在试图着重回答以下五大问题：一是如何看中国，二是如何看美国，三是如何看世界，四是如何看合作，五是如何看分歧。

这五个问题由来已久，看似简单，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始终困扰着两国和双边关系，直接影响两国战略互信和战略利益。现在，每一个问题又都有了很多新的、复杂因素。而回答这五大问题，离不开三个关键因素：世界面临的新挑战；中美结构性的旧矛盾；两国实力对比的新变化。其中，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最关键的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中国崛起的话题吸引舆论关注已有时日。但近两年中国的一些硬实力重要指标连续刷新，新的经济数字、新的产业升级、新的军备研发、新的外交举措、新的文化传播等等，使中国人愈加自豪，也不断冲击着许多美国人的神经。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商品出口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等等，更成为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引发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的热烈讨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从很多方面来讲也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为上述五大问题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有助于两国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开创两国伙伴合作新局面。当然，这五大问题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能期望通过一次、两次高层对话就能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关键是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坦诚沟通、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国情和战略意图，妥善处理矛盾和差异，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对话结果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双方发表《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和《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较之战略对话，中美经济合作亮点频闪，成果超出预期。本轮经济对话中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就宏观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议题坦诚对话，取得了67项互利共赢的成果。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确保复苏、增长和就业是各国的首要任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自2009年建立以来，已累计取得218项经济成果。

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为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作出贡献

美方承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储蓄率，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美方将努力削减财政赤字，承诺通过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等多项措施，在未来十年内减少赤字5万亿美元以上，实现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美联储重申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明确2%的长期通胀目标，强调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中方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已大幅下降，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双方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在2012年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双方同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避免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美方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承诺提供各种便利。

美方将及时受理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双方将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适当时间达成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承认。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并增加执法资源。

双方同意营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

双方宣布重启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增强投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CFIUS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CFIUS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

双方承诺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美方支持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美国2013财年预算报告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促进公共和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双方同意尽快启动第七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清洁能源、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政府通过“选择美国倡议”为中国企业等投资方提供便利，协助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美方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在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方面承担更大责任。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将继续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构建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体系

金融合作是对话的重要内容。美方承诺加快审批有关中资银行在美业务申请，认同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欢迎世界银行和IMF公布的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监管当局综合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双方同意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双方承诺通过现有合作机制妥善解决跨境取证、信息共享和执法行动问题。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承诺将继续开展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合作与协调，加快完成趋同项目，促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中美两国的应用。中方将积极稳妥扩大金融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双方同意加强在打击非法融资、保险消费者保护、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美方同意在黄金衍生品交易、原油期货等商品期货方面为中方提供技术援助。

双方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的金融体系，切实实施G20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

双方就国际经济规则问题进行了战略性研讨，同意就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合作

美方同意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性贸易安排向中方通报信息。双方同意共同研究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准确反映国际贸易收支状况。

双方认同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支持人民币满足SDR货币的标准时进入SDR篮子。双方欢迎IMF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欢迎IMF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外部部门分析的工作，以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后记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之间保持接触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对于完善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妥善处理大国关系、倡导国际合作的重要尝试。事实上，中美交流合作的增多根源于中国地位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利益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已交融。一方面，离开了中美合作，美国领导世界将会变得力不从心，甚至会国力透支而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放弃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将无法推进、分享和保障自己的全球利益。因此，中美两国除了全方位地合作，几乎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