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缘　亦情　亦恋

徐　静

记得在五年前的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上，我首次与《当代贵州》杂志正式谋面。也许是出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关注习惯，也许是出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敏感惯性，也许是出于自己天生就带来的思想乃至言行的明快，我坦率且完全不经意地谈了一些对这份杂志的办刊浅见，记得其中特别提了一个多视角、多层面的问题(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有点新意的思想)。或许确实是由于《当代贵州》广纳良言使我有幸成为众多对此刊物略有贡献者之一，又或许完全是马后炮碰巧与此刊的原创思想相切合而产生的共鸣，总之在后来陆续推出的几期刊物中，总能看到我那些粗浅见解中的些许痕迹。于是这种对《当代贵州》不经意关注中平淡相识的结缘，便很自然地铺垫了后来从相识到相知的情份萌生基础。

《当代贵州》创刊后不久，也记不清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成为时时被此刊关注的对象，而我竟然欣喜于这种被关注。我知道这于我已经超越了过去那份单一的学术价值的实现需要，而多了份体现社会价值的期盼。而我更知道这份期盼之所以会源于被此刊关注的欣喜，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对此刊相当程度的认可和认知。于是我非常认真和投入地对待他的每一次约稿、点评、研讨乃至工作咨询等约会。而正是在这频频的约会中，我果然收获了更多一份的社会价值实现空间，同时竟意外地收获了自己研究视野的拓展空间。他的首次约稿《对口帮扶新视野》，使我对由来已久在反贫困问题研究中所遭遇的一个单一政府行为视角困境有了突破，提出了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化基础上政府与NGO共同推动型的对口帮扶新视野。文章在《当代贵州》刊发后，《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05年第14期以封面要文又作了全文刊载。而后不久被约参加的遵义“四在农家”活动笔谈(当时此刊对该活动的宣传尚属先期之列)，使我对“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培育问题研究”获得了内生性动力行为视角的突破。正是此类一次次的收获，让我对该刊物的学术价值有了重新认识。

如果说《当代贵州》于我之情分萌生于我的被关注中受益，那么这种受益又岂止于被关注的被动之中。博览和专攻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兼有，但一个人限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又往往不能兼顾，如于我有时扎进一个课题，思维往往专注于此、近乎凝固于此，于是《当代贵州》常以他独到的风格提供我修补一些缺失的帮助。黔风的评论会以精炼的笔墨引你了知省内外、国内外政坛、经坛大事，使你不致因眼前之忙乱而脱离全球时空；本土的若干时事追踪会助你走进大众需求的土壤，使你不会深陷纯书斋的空洞；而更广泛的社会热点关注会成就你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社会良知；当然，还有一些独到的专家视角会启发你敏锐的学术思维——如此多方面的受益中，我与《当代贵州》结下了深深情缘。

总的说来，《当代贵州》于我，有点像一个我越来越依恋的爱人，平淡中相识，认可中相知，依赖中难舍。常常是默默无言却又情意深长，而往往于细微之处体现丝丝真情。你会时时地去关注他的成熟和丰厚，也会不时地依赖他给你一些呵护和关爱，更会设想着如何回报他一份真诚和奉献，真诚地道出自己内心深深的祝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