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成因及其影响

姬文刚

【关键词】中东欧;政党政治;民粹主义;反建制;极化政治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4.005

近年来，在多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欧洲政治社会日益充满不确定性。受其影响，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力量迅速崛起，打破了传统的政党格局。与此同时，政治社会环境不时充斥着反建制话语，体现出极化特征。如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主席欧尔班·维克托、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等政党领袖的行为屡屡引起欧盟的高度关注，已成为政党政治现象学研究的经典案例。综合来看，中东欧政党政治愈发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本文旨在梳理近几年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呈现的新变化，探究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产生的影响并展望未来走势。

中东欧政党政治的多重面向与新特点

一、政党格局：左翼政党生存空间遭到进一步压缩，中右翼政党占据绝对优势

在中东欧政党格局中，左翼与右翼二分法是传统上认知政党力量对比的基本划分。经过东欧剧变30年来的转型与发展，左翼与右翼之间已经从最初的攻守轮换，逐渐演化为“左弱右强”的失衡状态。从新近一轮国内选举结果看，中东欧各国左翼衰微的趋向进一步加剧。具体表现为与此前相比，左翼政党的得票率和席位数不断下降，左翼政府大大减少且分化组合的频次有所增加，甚至某些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也在选举中失利，典型的如斯洛伐克方向党在2020年议会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打破了左翼政党在斯洛伐克长期执政的规律。目前中东欧国家中仅有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三国的左翼政党（具体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北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尚在执政，其他中东欧国家均为中右翼政党掌权。作为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的晴雨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政党的表现基本上验证或者预演了各国内部的力量态势。选举结果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遭受重挫，而奉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疑欧主义的右翼政党正强力跃升，如波兰、匈牙利的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均获得各自国家一半以上席位;在罗马尼亚，传统左翼、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却以1席之差落败于最大反对党国家自由党，创下10年来的最差成绩。2019年10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因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中失利下台，国家自由党随后组建了以奥尔班为总理的少数派右翼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而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三个西巴尔干国家受限于非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其左翼政党的表现已无力改变整个中东欧地区政党格局“左弱右强”的基本盘。

二、政治系统：因执政党在司法领域推行“再制度化”导致权力制衡出现偏斜

东欧剧变后，中东欧政党政治转型与发展是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为制度前提、目标和保障的，这成为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效仿西方政党制度的普遍路径选择。然而，近年来中东欧地区在涉及政党的相关领域渐次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改革动向，其中波兰等国执政党进行的司法改革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巧用规则政治、执政资源和议会优势，先后对法官任命、宪法法院、宪法修正案、司法权限等进行改革。起始于2015年的波兰宪法法院改革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司法改革均由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持续力推与主导，尤其是成立负责任命法官的国家司法委员会、强迫最高法院法官提前退休等举措，强化了行政权力，进而导致总统、议会、政府与最高法院之间，执政党与反对党，欧盟与波兰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与对立。2019年12月20日，《波兰司法纪律小组法》经众议院批准通过，该法案授权波兰最高法院纪律分庭有独立的惩处权，规定凡有从事“政治活动”嫌疑的法官，将面临罚款、减薪或终止其职务的惩处。[1]这些改革加强了政府对司法系统的钳制。匈牙利《基本法》（匈牙利宪法）自2011年4月25日颁布以来，已先后进行七次修正，其中2018年第七次修正案规定设立行政法院以“审理与公共行政有关的法律争议和法律中确定的其他案件”，专门负责审理与选举法、游行示威和贪污等相关的敏感案件。而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政府主导的宪法改革直接导致该国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的大多数法官被解雇，造成两院近两年形同虚设的“怪象”。上述改革表明，部分中东欧国家执政党正试图对改革后的司法系统施加控制，逐步打破此前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的状态。

三、政党政府：院外抗议政治严重影响了政党政府的稳定性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院外抗议政治呈现高频次和普遍性的趋势，严重影响政府内阁的存续、政党政府的稳定和政府官员的形象。从抗议目标来看，中东欧院外抗议政治主要集中在惩治腐败、重大刑事案件、政府高官和新法律的颁布等几种情况。其中最典型的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据统计，从2012—2018年，罗马尼亚针对腐败的抗议活动呈现频发、多发态势，并先后导致立法提议被废止、政府高官辞职、两任政府倒台（博克政府和蓬塔政府）。抗议人数也从2012年的几千人到后来的数十万人不等，2017年竟然达到60万人的新峰值。[2]在斯洛伐克，2018年2月发生的记者扬·库恰克及其未婚妻遇害事件牵扯出高层政要腐败，从而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时任总理罗伯特·菲佐被迫辞职，而在这场示威中表现瞩目的苏珊娜·恰普托娃则于2019年3月成功当选斯洛伐克总统。同样，由于多起腐败案件被曝光，自2017年9月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政府成立以来，反对派多次通过集体缺席议会等形式进行非正式抵制，并举行议会外的游行示威，长期向执政当局施压。在2019年6月30日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两个主要反对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和争取一体化社会运动拒绝参选，这是该国实行多党选举以来首次遭遇抵制。在保加利亚、捷克、塞爾维亚、克罗地亚等国，因特殊议题引发的针对政党领袖或政府高官的抗议呈现出时间久、规模大的特点。如2019年6月23日，捷克再次发生针对总理巴比什刑事指控和涉嫌欺诈的抗议活动，约有25万人参加，这是自东欧剧变以来该国最大的一次集会。[3]在克罗地亚，退伍军人因对政府官员不满而发起的“帐篷抗议”活动从2014年10月持续到2016年4月，长达555天。因议会通过或颁布法律而引发的抗议主要集中在波兰、匈牙利、黑山等国。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自2015年执政以来，几乎每次修改法律都会引发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在匈牙利，2018年12月12日《劳动法修正案》在议会通过后，万余民众涌上街头抗议这部被称为“奴隶法”的争议性法律。黑山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的社会抗议则将矛头指向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法案》，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四、政治沟通：媒体政治化成为中东欧政党政治的独特现象

以执政党利用立法优势和行政权力干涉媒体自由、媒体大亨涉足政界以及政党间的媒体战为特征的媒体政治化现象，在中东欧大量出现。其中，匈牙利的相关改革率先在中东欧掀起波澜。2011年7月1日生效的《大众媒体法案》和《出版自由法案》遭到匈牙利国内外广泛批评。匈牙利基于这两项法案组建了全国媒体委员会，其成员均由执政的青民盟任命，任期长达9年。[4]至今，匈牙利的媒体动向还都受到欧盟各方关注。与之相似，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政府2019年12月18日通过了《反诽谤法》，赋予阿尔巴尼亚视听媒体管理局惩罚记者的权限，以规范在线媒体市场，监管在线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并有权屏蔽、删除媒体传播的含有“诽谤”的内容。此项改革引发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者们的不断示威。[5]而媒体大亨转行进入政界则在捷克、保加利亚、波黑等国表现最为明显。捷克现任总理巴比什此前是捷克政党“阿诺运动”领导人，也是该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其名下拥有该国第二大媒体公司MAFRA。保加利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重要成员德梁·佩耶夫斯基则是“保加利亚毫无争议的媒体大亨”，其创建的新保加利亚媒体集团控制着全国将近80%的印刷媒体，还控制或影响着许多其他地方媒体和网站。波黑“争取美好未来联盟”主席拉东契奇是波斯尼亚主要报纸Dnevni Avaz的持有者，2012—2014年曾担任波黑安全部部长。另外，政党之间的媒体战也愈演愈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倾向于控制和改造公共媒体，与倡导相对宽松媒体环境的最大反对党公民纲领党理念相悖。2019年1月13日，波兰格但斯克市市长帕维尔?阿达莫维奇遇刺身亡。因阿达莫维奇此前是公民纲领党的重要成员，在任市长期间虽为独立议员，却一直得到公民纲领党的支持，在难民立场上同法律与公正党的主张完全相左，其支持者认为执政党控制的“公共媒体在2018年向阿达莫维奇投放了将近1800条负面新闻报道”[6]，对其进行政治抹黑，方才导致其遭到仇视难民的极端分子行刺。

五、政党领袖：克里斯玛型领袖与政治素人成为“政治风尚”

随着中东欧政党政治官僚化和“技术治国论”的不断深入，政党领袖群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出现了一批独领风骚的克里斯玛型政党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比如波兰的卡钦斯基和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两位政党领袖党内威望较高，行事风格高调，如同政治偶像般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此前为寻求第三任期，曾特意邀请欧尔班在其竞选现场助选。二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国的行业精英、政治素人则在政坛中表现突出。比如斯洛文尼亚“马里安·沙雷茨清单”的创始人兼主席马里安·沙雷茨，进入政坛前是斯国内知名的政治讽刺喜剧演员，2010年参加地方选举后出任卡姆尼克市市长（2010—2018年连续两任），2018年议会选举后被选为政府总理（2020年1月27日辞职），成为斯引人瞩目的“政治明星”。“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创始人兼主席佐兰·扬科维奇是著名的跨国零售企业墨卡托（Mercator）的总裁，2006年10月至2011年12月曾任斯首都卢布尔雅那市市长，是二战以来该市唯一一位任期过两届的市长。中东欧政治素人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旋转门”机制在该地区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众对官僚政治的不信任感上升，开始将希望寄托在“技术治国论”专家身上。

中东欧政党政治新变化的成因

无论是对以加入欧盟为目标的西巴尔干国家而言，还是对已经加入欧盟的部分中东欧成员国来说，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带来的问题都是考验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事件。在应对过程中，中东欧国家政党围绕这些问题作出适应性调整，但调整同时又带来诸多新变数。就其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党政治碎片化、政党类型多样化与政治诉求多元化叠加，导致政党与选民关系易变。近年来，中东欧地区政党政治碎片化，不单纯是体现在政党数量上，而更多体现在政党结盟上的失序，即政党之间的策略合作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即选举前的“大联盟”政党和选举后的“大联合”政府。比如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波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最大的反对党公民纲领党是右翼政党，但其组建参选的“欧洲联合”则集齐了民主左翼联盟、绿党、农民党等中左政党。如此“注重选举战术”的结盟导致政党与选民关系易变，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下降。在捷克，社会民主党仅获4%的选票，未能超过选举门槛而成为最大的输家，究其原因在于该党加入了有争议的巴比什联合政府，引发选民疏离，而欧洲议会选举不过是给了选民们惩罚性投票的机会。

第二，中东欧极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民粹主义崛起，进而促使反建制倾向在该地区蔓延。近年来，受中东欧各国的深入转型以及欧洲多重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民众经济上的不满足、政治上的不信任、社会上的不满意、外交上的不安全逐步导致政治社会环境的极化。在经济上，中东欧各国与西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而欧债危机再次激化了中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矛盾，使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中东欧地区不同程度地复苏与盛行。凡是打着“保卫民族经济”旗号的政党都深受欢迎，如匈牙利青民盟、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在政治上，频频曝光的腐败事件时常牵涉部分政党精英，加剧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危机，使得“反精英”成为促成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主要因素。民众开始跳脱非左即右的选项思维，转而选择更为激进的民粹主義政党。在社会上，民众对传统政党动辄削减福利、实施财政紧缩的老套政策不满，转而支持承诺更优质的社会福利、更宽松的财政扩张政策的政党，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家庭500+”政策一直是其稳定选民、连续执政的一张王牌。[7]在外交上，由于欧盟与中东欧成员国之间在难民摊派与安置上存在分歧，为了安抚对难民问题深感忧虑的国内民众，一部分疑欧主义政党以主权安全、边界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由，刻意拉开欧盟与中东欧成员国间的距离，导致“疑欧派”与“挺欧派”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正是由于以上环境的变化，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从弱变强、由小变大，并推动反建制由话语向行动转变。而这些政党执政后，确实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建制派政党，也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同行的“做派”，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尝试，如司法和媒体领域的改革就是反建制行为的具体体现。

第三，中东欧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博弈始终受到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两种政治倾向的影响，导致强硬疑欧的极右翼政党领袖在地区内拥有一定的政治市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在多重危机与“多速欧洲”影响下，部分成员国相继就难民安置、司法改革、媒体改革等具体问题与欧盟产生分歧。在权力和实力非对称的情况下，一方面，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回应国内选民的议题关切、让国内民众享有加入欧盟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成为中东欧成员国各执政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成员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服从欧盟的政策指令，在欧盟的制度框架内规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各执政党无法摆脱的命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东欧国家陷入了新的矛盾困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政党和具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极右翼政党同时并存，而本土主义者更趋于保守，更强调排他性。于是，持有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尽力平衡两者关系，而持有强硬立场的极右翼政党则过分强调国家主权利益。以斯洛伐克“我们的斯洛伐克—人民党”为例，该党自成立以来坚持反罗姆人、反难民、反欧元、反北约的本土主义倾向，特别强调本国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属于典型的极右翼政党。该党在2020年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获得17个席位，位居第三，说明其在国内拥有一定民众基础和较强号召力。

中东欧政党政治新变化的影响及趋势

当前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正在塑造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生态。综合来看，这些新变化既受到多种政治思潮与政治倾向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迥异于西欧的政党政治新趋势。

第一，中东欧国家的新型政党大多呈现出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与合流的倾向。政党政治发展演变催生了各种新型政党，其中具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近年来频频出现。从民主与三者关系上看，极端主义拒斥民主，激进主义质疑民主但不寻求替代，民粹主义持有基本的民主立场但是强调民主的工具性。[8]从可接受度看，民粹主义政党易被大众认可，处于制度约束和可控的范围内，但是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则引起国内外高度警惕。中东欧地区极右翼政党的极端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极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特征已经引起欧盟的高度关注。比如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以反欧盟、反移民、反同性恋、反女权主义著称，曾经政治存在感极低，但是2019年国内议会选举后该党成功加入三党联合政府。[9]在波兰，以极右翼民族运动党为核心的同盟党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首次得到5个席位。显然，目前中东欧极右翼力量的发展处于进阶状态。

第二，边缘性政党与主流政党之间从话语借鉴发展到角色互换的可能性增大。长期以来，边缘性政党聚焦于边缘性问题，如少数族裔群体、宗教、性少数群体、知识产权、绿色环保等，其关注议题较为单一，选民较为固定，具有垄断话语和利益代言的双重身份。一些边缘性问题可被主流政党借鉴至主流政治话语，但边缘性政党却无缘进入议会。比如罗马尼亚达恩·迪亚科内斯库人民党曾经提出“犹太人离散问题”，虽然该党后来在组织上不复存在，但其支持的“犹太人回归家园”成为其他主流政党竞相关注的议题。绿党是中东欧另一类型的边缘性政党。中东欧国家的绿色政党虽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绩不佳，但之后，波兰绿党、春天党等将视线投向全球气候议题，并积极组织数千人参与全球气候大罢工。捷克海盗党已向欧洲议会绿党党团输送三位议员。而在斯洛伐克，环保律师苏珊娜·恰普托娃在获得2016年戈德曼环境奖（被称为“绿色诺贝尔奖”）后，于2017年12月参与创建了持有环保主义立场的进步斯洛伐克运动。2019年3月，恰普托娃当选斯洛伐克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同样，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北马其顿等国，绿色政党也日渐活跃。这些显著的变化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东欧地区的绿色政党，未来不排除绿色政党左右各国政治议题并一跃成为主流政党的可能性。

第三，极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将持续影响未来的政治生态。中东欧国家在过去30年中，相继进行了所谓的市场化、民主化和欧洲化，各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最近几年，中东欧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如社会保障、难民安置、就业、宗教价值观、边缘少数群体、少数民族以及与欧盟间的关系等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越来越“标新立异”的政治理念不断挑战传统的政治底線，极化的政治社会环境业已形成。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数量在增加、影响力在扩大，即是其具体体现。从目前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中东欧政治社会极化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消退。波兰、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仍会陆续颁布或者实施有别于西欧的法律或政策，而欧盟依然会采取各种措施规制中东欧国家。可以预见，建制与反建制的各方力量会更加活跃在各国政党政治生态中。只要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这种极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就可能持续存在并反过来影响未来的政治生态。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波兰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瑞蔚）

[1] Natalia Ojewska， “Polish Parliament Backs Judicial Bill Opposed by EU”， https：//www.wsj.com/articles/polish-parliament-backs-judicial-bill-opposed-by-eu-11576881262.

[2] Luiza Ilie and Sinisa Dragin， “Thousands Rally in Romania on Anniversary of Violent Protest”， Reuters， August 11， 2019.

[3] Michael Kahn， “Czechs Demand PM Babis Quit in Biggest Protest Since Communist Er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zech-protests-idUSKCN1TO0NI.

[4] “Hungary： Media Freedom Under Threat”， https：//www.hrw.org/news/2012/02/16/hungary-media-freedom-under-threat#.

[5] Gjergj Erebara， “Albania Approves Controversial Media Laws Despite Bitter Protests”，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9/12/18/albania-approves-controversial-media-laws-amidst-protests/.

[6] “Polands State Media Is Governments Biggest Booster Before Elec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1/world/europe/poland-election-state-television-tvp.html.

[7] “家庭500+”政策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正式實施。根据该政策，政府向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及以后每个子女（不论家庭收入）以及月收入不超过800兹罗提的家庭中所有子女（即使只有一个子女）提供每月 500 兹罗提的补助。从2019年7月1日起，所有波兰儿童（18岁以下）均有权享受“家庭500+”福利，无论其父母的收入如何。参见：“Family 500+ Programme”， https：//www.gov.pl/web/family/family-500-programme。

[8] Havlík， Vlastimil a Věra Stojarová， “Different Faces of Illiberal Party Politics in Centraland Eastern Europe”， in Magdalena Solska， Florian Bieber and Dane Taleski，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in Central， Southea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Bern： Peter Lang， 2018， p.314.

[9] Evan Gershkovich， “Estonia Joins The Far Right Club”，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stonia-tallinn-joins-the-far-right-club-martin-helme-mart-helme-kersti-kaljulaid-popu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