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进与城市雾霾污染治理

陈秀英，谢嘉怡，唐煊赫

1. 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0 引言

近年来，雾霾污染已成为了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重要环境问题，尤其是对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城市而言，雾霾治理呈现出持久性、复杂性等特征。事实上，雾霾污染问题的产生，除了要受到本地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和生产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外，其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区域产业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直接影响了雾霾排放的强度、空间分布和持续时间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态变化，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在此背景下，加强对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化如何影响城市雾霾污染治理的研究，对推动我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

纵观现有研究，许多文献围绕全球生产网络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展开了讨论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Meng[2]，2018），研究主线可概括为：一是“抑制论”。基于“污染天堂”假说，主要认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中的企业和地区缺乏谈判优势和话语权，固化在生产、加工、组装等高污染、高能耗生产环节和产业结构，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活动中，由其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进而可能会恶化当地的环境质量[3]。彭星和李斌[4]（2013）发现，碳排放量的增加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有关。余娟娟[5]（2017）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潘安[6]（2018）和余丽丽等[7]（2018）发现，发达经济体可能会通过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等形式将碳排放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二是“促进论”，认为开放经济条件尤其是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有利于促进企业或地区环境效益改善。如张三峰等[8]（2015）发现，东道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以后，国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压力将会增加企业采取环境保护行为的概率，从而对当地环境质量改善产生积极作用。

已有文献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但部分文献从跨国、国家或省级等层面出发，或是以出口技术复杂度等指标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而从国际生产分工视角出发，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如何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文献还相对较少。总的来说，还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第一，基于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如何影响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有利于丰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环境效应”研究。近年来，中国制造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逐年变化，其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策略和转型发展战略，进而导致不同的能源消耗结构和雾霾污染排放水平？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相比省级等偏宏观层面的研究，文章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指标，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可使研究区域更为细化，也能提供来自城市层面的雾霾治理参考依据。第三，还纳入了基于城市群和服务业集聚视角的异质性检验，证实在不同的城市群和服务业集聚度情境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推进雾霾污染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竞争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等渠道，实现工艺、产品、功能或链条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或技术含量[9]，并进而缓解城市雾霾污染，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制造企业在生产运营活动中通过“技术进步效应”缓解城市雾霾污染。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有助于制造企业更便捷地进口先进的中间产品或服务，而其内嵌的绿色生产技术或管理经验通常带有能源节约的特征[10]，有助于优化要素投入结构，进而降低能源消耗、缓解雾霾污染。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进口中学习”或其他形式，获得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机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优化生产流程，缩短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周期，降低能源需求、提升能源效率，进而缓解本地雾霾污染[11][12]。

其二，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竞争效应”缓解城市雾霾污染。在国际生产分工嵌入背景下，随着各国企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将面对更多技术水平相近企业的竞争。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前沿技术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威胁将促使最初靠近前沿技术水平的在位企业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维持现有垄断地位。而接近前沿技术的潜在进入企业为开辟新市场并生存下来，也会采取更密集的创新活动来应对竞争。由此，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之间为避开技术水平相当的对手的同质化竞争，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行动来增加自身竞争优势。这种由“市场竞争效应”所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能有效激发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减少企业生产运营过程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需求和消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并进而缓解城市雾霾污染[13][14][15]。

其三，制造企业在生产运营活动中通过“结构优化效应”缓解城市雾霾污染。从组织结构来看，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可通过优化生产流程、采用先进生产管理模式和优化重组现有生产模块等方式促进企业生产结构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进而帮助缓解城市雾霾污染。从产品生产流程看，价值链攀升将使企业由过去进口零部件装配的加工组装环节，延伸到整机生产等环节，进而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技术升级。从生产管理模式看，价值链攀升有助于倒逼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整合人力资源、供应链和信息技术资源。从生产模块看，价值链攀升能激励企业增加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投入，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软化”，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为缓解城市雾霾污染发挥积极的作用。

研究假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缓解城市雾霾污染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检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

其中，i和t表示城市和年份，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代表第smogit年i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采用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1998—2016年分年度世界PM2.5浓度衡量。gvcit代表第t年i城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借鉴沈鸿等[16]（2017）的数据方法衡量。xit代表第t年i城市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本地高等教育规模（hedu），以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coagg），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衡量。（3）本地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利用人均GDP对数衡量。（4）城市人口规模（lnpop），采用城市总人口对数衡量。

文章的原始测算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投入产出表和海关数据等。为更直观地反映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的关系，采用散点图描绘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下文通过计量回归模型和引入控制变量等进行更为严谨的实证检验。

图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的散点图Fig. 1 Scatter diagram betwee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urban haze pollution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第（1）至第（5）列报告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系数为负，说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与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第（2）至第（5）列是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对二者关系的检验，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系数主要为负值。在第（5）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可以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显著降低了城市雾霾污染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企业逐渐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可以在产品生产和清洁技术选择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而缓解城市雾霾污染[17]。

表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基准回归结果Table 1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urban haze pollution affected by the global value chain

3.2 不同分位水平下的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优势特点[18]，文章在表2中汇报了分位回归结果。从中可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不同分位水平下的结果显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雾霾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作用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在雾霾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更大，如增加环境研发投入和制定环保法律法规[19]，鼓励环境友好型技术使用等，由此，其对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表2 不同分位水平下的回归结果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at different quantile levels

3.3 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不同城市群和服务业集聚度视角拓展价值链分工地位与雾霾污染关系的研究。

3.3.1 不同城市群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结果显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群存在差异。相对而言，而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珠三角城市群本身雾霾污染并不严重，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对其雾霾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突出，而京津冀城市群由于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效果并不明显等复杂原因，从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雾霾减排效应并不理想。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在长三角城市群分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缓解效应在长三角城市群样本中更为明显。事实上，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创新资源集聚，这有助于强化城市群内的信息共享和知识扩散，促进相互间的绿色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分享交流。刘胜等[20][21]（2018）曾指出，城市群空间结构功能演变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由城市间互补协作网络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溢出效应深受高端要素或产业项目的青睐[22]。而长三角城市群对外向型经济程度很高，经济主体前后向关联程度较高，高端生产要素集聚集中，协同创新能力强，知识技术溢出作用较为明显，加之城市群内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相对完善，导致制造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的效果较为明显。这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废气排放，最终使得长三角城市的雾霾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表3 不同城市群及服务业集聚度下的分样本回归结果Table 3 Sub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3.3.2 不同服务业集聚度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考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对城市雾霾污染治理的效果会否因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文章将样本城市进一步分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集聚度样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集聚度样本并进行回归。表3结果显示，在两种服务业集聚情形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并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雾霾污染的缓解效应在知识型服务业高集聚度的城市中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知识溢出和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其直接影响了二、三产业的互动质量，以及本地能源消耗结构和产业结构[23][24]。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较高的现代服务要素集聚度和较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企业与知识型密集型服务企业之间的互动频率较高，有利于促进生产过程低碳化、降低能源投入消耗，进而缓解城市雾霾污染。相反，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较低的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为制造企业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产业关联与技术创新效应不突出，对能源消耗降低和雾霾污染减少的作用不明显。因此，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集聚度的城市中，制造企业能更容易找到与生产相匹配的服务，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25]，由此所产生的协同集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降低能源消耗和缓解城市雾霾污染的作用较为明显。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角度出发，考察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变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纳入了不同的城市群和服务业集聚的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能够显著缓解城市雾霾污染。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对雾霾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而言，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缓解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从城市群和服务业集聚度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集聚度城市的雾霾污染的缓解效应更加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鼓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同时，注重自主品牌建设，并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多方协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耗降低，从而强化其对雾霾污染的缓解效应。其次，深入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城市群的技术辐射和规模经济效应，鼓励制造企业推进服务化转型。注重促进区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合理布局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加强高技能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学校教育和基础研究协同发展，增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的互动交流，为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提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