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2
段 雨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党的十九大以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国家要实现这一总要求,地方能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地方能人依托于自身的政治经济资源或社会网络资源,为村庄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状,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极。目前学术界关于地方能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能人与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面对乡村治理场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应该借鉴传统乡村治理的有益经验,将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制之中,积极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有学者讨论了乡贤的人格特征及其养成机制。针对乡贤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与逻辑,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观点及建设性对策,但却缺乏对地方能人全面性、系统性的考察与分析。鉴于此,笔者以在湖北省西南山区调研所得资料为基础,具体考察了地方能人的多种形式,并深入探析了地方能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按照地方能人自身具备的独特素养、优势及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总体上可以分为经济能人、专业技术能人及政治能人3种类型。经济能人与专业技术能人主要通过非正式制度对村庄治理与发展产生影响,政治能人产生作用的方式则以显性规则为主。基于鄂西南X县的实地调研,该研究利用案例介绍的方式具体呈现地方能人的多元类型,并结合能人职业状况进行相应分析。
主要指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经过自身反复不断地摸索及努力,及时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从而得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那批人。他们的经济地位在整个村庄占中上层,是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者,主要包括村庄中的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主及农业大户。如新安村黄某,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非常灵活。先是在当地开办百货超市,后来又以自家为场地办起了生产地方特色糍粑的小工厂,因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又如黄坪村张某,担任黄坪村村副主任的职务,同时还成立了2个小型建筑公司。目前,其手下长期做事的工人有近百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本村,每年总营业额超过了4 000万元。通过向村里贫困户提供岗位的方式,实现了“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关键转变,将村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为黄坪村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把村庄劳动力聚集在工程队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劳动力外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因而具备了相应的人才基础。再如下坝村杨某,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户,承包了多达2 hm的农田种植辣椒。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辣椒价格迅速攀升,杨某在短短2个月赚取的利润就超过了2万元。他主动向前来学习的村民传授辣椒种植的知识与技巧,带领部分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村民而言,经济能人拥有较雄厚的经济资源,他们将经济资本与村庄发展联结起来,在带领村民进行村庄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专业技术能人涵盖的范围相对较广,有时甚至会与经济能人、政治能人发生重合,也就是说,具备专业技术能人身份的同时,也可能是经济能人或政治能人。这主要是因为某些经济能人、政治能人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较易受到村民拥戴与认同,从而具备了最终成长为政治经济能人的优势条件。专业技术能人主要包括村内知识分子、具备某种生产技能的专业人才2种类型。根据调研来看,知识分子分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2种类型,现代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部分人还是本科毕业生。如下坝村能人杨某,毕业于湖北某一本大学,后进入麻阳寨小学支教,在附近的村民群体中有较高威望,村民遇到问题都主动向他请教。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指民间宗教领袖或年纪较大的老者,宗族领袖因其掌握丰富的宗教知识获取了权威,“乡村长老”则拥有大量的经验知识,可以为村民的农业生产活动提供指导,在化解村民矛盾与纠纷方面也扮演了重要作用。另外,也有部分村民因为掌握某些特殊知识而受到村民的信服,如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及做法道士等。总之,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都处于乡土社会的大场域之下,两者相互成就、相互影响,共同交织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美好乡村生活图景。另一方面,在国家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知识分子作为法治化、正式化治理的重要补充,在乡村治理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复合式治理”的理念,主张从乡村多元主体特点及产生作用的领域入手,明确界定彼此间的治理范围,最终达到善治目的。具备某种技术的专业人才,主要是指村庄中“靠手艺吃饭”的那批人,诸如木匠、杀猪匠、泥瓦匠等。全面脱贫战役打响之后,产业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乡村专业技术人才也随之大量涌现。以黄坪村为例,黄金梨是该村目前的主导产业,几乎家家都种黄金梨。然而,黄金梨对农户种养技术要求较高,村民必须接受相关培训来提升自身专业技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市场要求。当下,黄坪村大部分农户都已经熟练掌握了黄金梨的种植、培育及采摘技术。
村庄中的政治能人主要包括在职的基层工作者、从国家机关退休的干部人员两种类型,他们主导着村庄的发展方向,是村庄经济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如黄坪村村书记姚某,经过多年基层工作,积累了丰厚的体制内外资源,深刻地影响了黄坪村的发展道路。据姚某告诉笔者,“黄坪村以前都是种植蔬菜,主要销往县城,但村民能够赚取的利润相当有限……在武汉参加会议的时候,一位上级领导就让我在村里发展产业,高低由他替我解决产品销路问题……这下我就有了干劲,多方考量后就决定在村里种植黄金梨。”这一现象在笔者调研的川西藏族村寨神座村也得到了体现,作为退休的副县长,大张充分动用自身关系网络资源,推动神座村走上了发展绿色旅游业的道路,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协调与和谐。由此可见,政治能人一方面通过与上级领导的政治博弈,积极寻求推动村庄经济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自身既有社会网络资源,为村庄发展增加增添更多“筹码”。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相对独立封闭的乡土社会被卷入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之中,产生了全方位的剧烈变动。有学者发现,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解体,部分乡村甚至出现了“村落终结”的情况。面临市场经济给村庄共同体带来的严峻冲击,再加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重新结合,地方能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研究人员进行深入考察。根据调研来看,地方能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既有积极促进效果,但有时也会起到阻碍的作用。
当下,地方能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引导村庄经济建设、维持村庄社会秩序、整合村庄传统文化3个方面。
引导村庄进行经济建设,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经济能人的个体经济实力往往较为雄厚,并且在村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极其利于有效整合村庄既有资源,迅速带动村庄经济发展,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以马家寨村为例,该村为了发展观光旅游业,需要加宽道路、优化路面情况,但涉及占用农户土地的问题。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集体的土地权利不断弱化,公共服务建设的难度随之大大增加。面对部分不肯让地的“钉子户”农户,村干部不仅无能为力,甚至因此加深了与农户之间的矛盾,修路工程受到极大阻碍。当地经济大户马某了解情况以后,积极介入此事,最终运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钉子户”,修路工程因之得以继续开工。目前,依托于绿水青山的自然景观及便利的交通,马家寨村观光旅游得到了发展,“农家乐”等旅游业链条下游的休闲服务产业也相继出现并发展,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在X县的黄坪村,张某组建了两支工程队,招收的工人全部来自黄坪村内部,解决了近百人的就业问题。工人的工资标准为150元/工日,与农业生产相比,工程队的工人年收入已经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由此可见,经济能人不仅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并且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愿望也比较强烈,愿意为村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经济能人的商业“嗅觉”比较灵敏,能够准确找到正确的发家致富道路,进而抓住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陈寒非通过调研发现,由经济能人治理的村庄,村民经济状况相较于过去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好转。因此,重塑经济能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有效增加村民收入,推动村庄经济建设。
维持村庄社会秩序。随着市场经济与个体农户生活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因利益问题引发的村民矛盾也剧烈增加,地方能人凭借其在村民团体中享有的威信,能够有效解决其中的纠纷,缓解村民间的矛盾。以下坝村村书记太某为例,他有着替村民解决纠纷的丰富经历,村民们玩笑地称呼他为“问题解决小能手”,有的村民甚至在与家庭成员闹矛盾后也会找他解决。总之,地方能人主要运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正式力量与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非正式力量两种方式调节村民间的纠纷,从而有效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团结,维持了村庄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整合村庄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及精神内核,对乡村的政治经济建设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作用。地方能人或凭借其广泛的政治影响力,或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将自身与乡村文化振兴联系在了一起。以川西地区的神座村为例,受到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神座村原有的集体意识逐渐消逝,出现了大批只看重个人利益而不注重集体利益的“无公德的个人”,神座村因而陷入了开发带来的贫困之中。身为当地的政治能人,大张深刻意识到重塑村庄共同体的重要性,他决定从重振村民精神文化入手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建构。“改革开放之后,利益观念在村民脑海中变得根深蒂固,为了追求更多个人利益,都扩大了牦牛养殖规模。这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出现……我意识到必须改变村民的利益观念,否则神座村就会面临更大的灾难,但这极其困难……发展旅游业,自然环境一定要优美,这与藏族信仰的万物有灵论不谋而合……于是我开始呼吁村民们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大力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转型。”在经济发展与地方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基础上,大张积极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的重构,不仅塑造了乡村文化发展的新气象,更是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又如X县黄坪村张某,利用开餐馆赚取的丰厚利润,在自家后院办起了地方“民俗博物馆”。馆中展示了诸多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及手工作品,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民俗记忆。总而言之,地方能人一方面从精神内核上重塑乡民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保留能够唤醒村民记忆的民俗物品的方式,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贡献自身的力量。
根据调查来看,地方能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同时也对村庄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负面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扶贫产业与贫困人口的脱嵌,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现象。所谓“扶贫产业化”,是指在全面脱贫攻坚战中,某些扶贫项目、资金成为基层政府中精英分子的牟利工具,产业扶贫的真正好处并没有落实到贫困户头上,扶贫的实际效果因而十分有限。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农村多元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发展新兴产业未能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最终导致扶贫产业“匆匆收场”。以下坝村为例,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该村进行了多次发展产业的实践,最终效果均不是特别理想。发展产业要求较高的投入成本,获取利润的周期也较长,因此,在出现实际效益之前,思想偏保守的农民即使有心也无法抛弃“种地的老本行”全身心投入到产业发展之中。所以,在下坝村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产业发展初期,为获取基层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少量补贴,大部分村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整个村庄呈现出一片产业转型的热闹景象;拿到补贴之后,村民热情急剧下降,继续在发展产业时种下的茶树、果树旁种玉米、马铃薯,加之村民几乎不对茶树、果树进行管理,最终导致扶贫产业的实际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第二,产业扶贫中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存在利用扶贫产业获取私利的现象,如通过项目申报套取扶贫资金、扶贫产业个人化等。总之,地方能人依靠其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源及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在利益驱动下也更容易利用扶贫产业谋取个人利益,从而造成了扶贫产业与贫困户的脱嵌,也拉大了乡村社会中的贫富差距。
对乡村民主政治的破坏。以地方能人为首来带动村庄建设与发展,过于依赖地方能人的个人能力,这容易形成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边际地位,实际上不适应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与民主化要求。调查发现,在地方能人任职村书记的乡村中,往往出现集权领导体制,从而破坏基层民主政治,导致村民政治参与感不足、滋生腐败等系列问题出现。例如,在X县下坝村,村民就因贫困户指标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对村书记产生了看法,“贫困户就是他那一姓的人多,凭什么?”“上面一有什么政策,首先就是考虑他那边的人能否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对我们不管不问。”村民心中的愤恨在一次次不满中逐渐累积,极大影响了村庄的和谐与稳定,阻碍了村庄建设及经济发展。由此看来,地方能人在借用自身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为村庄寻求发展机遇时,也非常容易出现公私不分的状况,扮演家长角色对村庄进行全能式管理,实际上却侵犯了村民的合法利益、给基层民主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
地方能人与地方政策的出发点及利益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当地方能人无法理解某项政策时,政策在村中的推行就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以麻阳寨村为例,为方便村民用水,当地政府决定更换自来水取水地,需要更新每家每户的入户水管,每户村民要为此支付800元服务费。村民黄某以家中用水方便为由拒绝了村政府更新水管的要求,村政府强烈建议其按要求办事,并表示“不换水管,到时候没水吃就别来找村委”,但黄某坚持认为这只是基层公务人员“敛财分赃”的借口,再次坚决拒绝了村政府的建议。由此,黄某便同村政府之间展开了博弈,一批不愿意更新水管的村民也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么多人不愿意换,除非服务降低价格,否则政府拿我们也没办法。”可见,当地方政策与地方能人利益发生分歧后,地方能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行动往往较之于普通村民对村庄建设及发展形成更大的阻碍。
农村发展问题仍然是后扶贫时代面临的核心问题,地方能人又是农村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该研究以鄂西南X县为例,将地方能人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并详细考察了地方能人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正面与负面效益。首先,基于地方能人产生领域及具备优势的差异性,该研究将地方能人划分为经济能人、专业技术能人及政治能人3种类型。经济能人主要指通过自身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凭借其较为优势的经济基础参与村庄建设并且带动了村庄发展的那批人;专业技术能人则因具备某项专业生产技术,在村庄中享有一定的威望,能够对村庄发展前途产生影响;政治能人是决定村庄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通过与上级领导的良性互动,政治能人能够为村庄寻求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其次,该研究力图呈现出地方能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与消极阻碍作用。依托自身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地方能人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村庄既有资源,达到了村民人均收入增加、村庄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同时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振兴乡村文化方面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地方能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给基层民主政治造成严重破坏,并且往往会形成村庄公共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困难局面,从而加剧村民之间的矛盾,给村庄经济建设与发展带来巨大阻力。另一方面,地方能人一旦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出现分歧,其在村民群体中较为庞大的号召力将给政策施行带来更多困难,严重阻碍公共政策的如期实施,甚至会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总而言之,地方能人对农村发展既能产生正面作用,又能产生负面作用,如何对地方能人进行规制、突破地方能人在地方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需要地方政府、村民群体甚至地方能人群体自身等多元主体共同协作,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目标。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