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2
何建华 林臣南 肖之多
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2000-2018年我国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分布特征、热点主题以及结论观点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视角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文献数量稳定增长;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热点问题集中体现在身份认同现状、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社会后果及身份重构等,研究范围从公共政策到农民工个人的心理和行动特征。
关键词 农民工;身份认同;分布特征;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S-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0-0208-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0.056
Abstra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content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hot topic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research involved many subjects,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management;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research literature grew steadily;the hot issues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research were concentrated in identity status qu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dentity,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anged from public policy to the psychological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Identity;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Bibliometrics;Content analysis
農民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受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即农民工人,就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而职业上属于工人的劳动者[1]。简单来说,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拥有承包土地之后又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工商业领域的工人,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其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1]。改革开放40年间,农民工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达到2.8亿人[2]。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却一直面临着非常尴尬的身份困境:他们离开了乡村,告别了土地,加入了产业工人队伍,实现了职业角色的转换,但是又没有被城市社会认同,游离于城市系统之外,处于非城非乡、非工非农的境遇,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根”却在农村[1]。
农民工群体出现以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针对该特殊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并逐渐占据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心。对农民工而言,农民工身份认同状况不仅仅关系到作为“人”的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发展与生活选择,也关系到我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稳定增长,更关系到国家城市化进程和社会有序发展。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多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1,3-4],目前尚缺乏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梳理。鉴于此,笔者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客观地分析近20年来我国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分布特征、热点主题、重要的结论与未来研究趋势,以期为完善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启示。
1 数据与方法
该研究的数据检索自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且文献来源均为核心期刊。以“农民工”和“身份认同”为主题词,检索了2000—2018年的文献。文献类型是学术论文,学科类别为农业经济、企业经济、工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学、心理学等。经过手工识别和筛选后,获得309篇有效样本文献。
该研究采用Excel进行发文时间、作者等基础数据的统计和处理,采用Citespace 5.4.R1软件读取文献信息并形成共现矩阵。将收集到的文献信息在导出页面中以Citespace可识别的Refworks格式导出,经格式转换后导入软件,设置时间为2000—2018年,1年为1个切割点;节点类型选择为作者、机构和关键词,以获得作者、机构和关键词共现图谱;节点强度默认为余弦函数和时间切片内;阈值设置为Top 50;裁剪选择寻径网络及对每个切片的网络进行裁剪。此外,笔者详细阅读了相关重要文献,力争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共性特征以及知识基础进行深入解读。
2 数据分析
2.1 文献的分布特征
2.1.1 年度分布。
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文献从2000 年的3 篇到 2018年的16篇,发文量基本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学术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最多,为43 篇。虽然此后发文量下降,但年度论文发表量仍保持在10篇左右。论文发表量的累积增长趋势拟合优度R2值为0.920 5,符合文献数量指数增长规律。2015年起,累积文献量和理论值的差距不断扩大,说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自此趋于成熟(图1)。
根据图中的曲线,可以将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00—2005年,农民工身份认同仍处于起步阶段,此阶段共发文26篇,占总发文量的8.41%;第2阶段为2006—2014年,此时文献数量呈较快增长趋势,表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逐渐得到学者重视,此阶段共发文240篇,占总发文量的77.67%;第3阶段为2015—2018年,此时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稳定,此阶段共发文43篇,占总发文量的13.92%。
2.1.2 期刊分布。
期刊分布方面,2000—2018年共有 309 篇农民工身份认同论文发表在 152家期刊上,期刊的发文量满足幂律分布特征。根据发文量排序,15 种期刊发文高于4 篇,累计为 105篇,占总发文量的 33.98%(表1)。发文量最多的是《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各刊发了13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 4.21%;其次是《人口与发展》《社会》和《社会学研究》,各刊发约10篇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相关的学术论文(表1)。
2.1.3 研究主体分布。
关于研究主体,309 篇论文共有 442位作者,平均每篇文章作者1.43 位。发表论文数量多于3篇的作者共10 位,占总数的 2.26%,这表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作者具有离散分布的特征。高产作者主要有杨菊华(7篇)、刘传江(4篇)和张展新(4篇)。
从生成的作者合作图谱(图2)来看,节点18个,连线5条,总体密度(density)为0.032 7,整体合作结构较疏松。且作者间合作连线较少,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主要的作者合作关系有纪晓岚-朱逸、冷向明-赵德兴、李群-张宏如、刘博-秦海霞和张展新-侯慧丽。通过颜色判断,张向东、张展新、候慧丽等学者较早涉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近年来张宏如、李群、罗竖元等学者也为该领域做出了贡献,且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2.1.4 发文机构。
根据第一作者的单位,发表论文较多的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12篇)、 武汉大学(11篇)、中国社会科学院(9篇)、吉林大学(8篇)。上述4个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發文数量的12.94%。发文多于4篇的单位有17 家,占全部机构的10.63%,这些机构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34.3%(表2),说明目前国内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较分散,尚未形成领域内特别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由图3可知,机构合作图谱也显示出机构间合作的松散性,节点密度为0.013 3,主要的合作关系有上海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从机构个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出现频次最高,显示其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领域贡献较大。时间方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最早开始进行相关研究,近年来则有贵州师范大学、常州大学等机构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虽在频次上与武汉大学相同,但在近年来的研究贡献上超过武汉大学。
2.1.5 基金资助。
从文献计量结果看,国内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得到众多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的资助经费占总资助的50.78%。此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的文献比例较高,部分地方项目和高校科研项目的资助比例也很高(表3)。
2.2 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是研究主题的概括和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较为清晰直观地发现当前的研究热点。2000—2018年国内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309篇文献中,共有关键词1 255个,每篇平均4个。排除检索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后通过Citespace软件获得关键词共现图谱,共得到33个节点,21条连线,密度为0.039 8,总体显示出研究主题的松散性(图4)。图谱中节点越大,字体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间的连线越粗,代表其共现强度越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城市融入等都是高频关键词,说明相关研究在农民工身份认同文献中处于重要地位。词频及中心化程度显示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前因变量、结果变量、身份重建等主题展开。
2.2.1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特征。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标识和称谓,具体包括职业身份、社会身份、市民身份、公民身份等。有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5]。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农民工在由农村到城市的场域转向过程中,基于乡土本性与城市体验的现实互动而出现的对‘我是谁‘我将归于何处的认知与思考”[6]。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的认识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即农民工在社会身份属性上“半工半农”[7],身份认同上表现出“模糊性”和“过渡性”的特征[7-9]。
身份认同危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中表现尤为突出。关键词的突发性检测(Burst detection)可以看出,2012—2013年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是“流动人口”,从2014年起,“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集中涌现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图5)。根据学者的研究,“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否定、打工,到最终接受农民身份的‘完整循环历程” [10],虽然曾经出现过身份迷失但最终实现了身份回归,很多研究也证实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农民”“农村人”[9,11]。新生代农民工却无法完成完整的身份认同循环历程。他们期望将自己转变为城市工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选择“工人”“城里人”[11-12],但是却看不到希望,他们“不得不遭受无根的生活体验,反抗加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这样的准社会身份”[10]。
2.2.2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前因变量。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现代化进程中共同的问题。工业要不断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就要同步面临身份转变[12]。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进城农民势必要转化为市民和工人,只是在特殊的制度和背景下,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受阻。
学者们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首先集中于对“农民工”称谓的质疑和批判,指出农民工这一特定的身份是通过制度设定、话语建构和社会合意而不断被强化,最后由错误承认而得以建构的[14]。进而,学者们对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外部制度、文化环境和农民工个人特征、行动共同影响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其中,城乡二元结构[12]、土地牵制、户籍制度、交往局限、社会歧视等外部制度与环境因素阻碍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身份转换[15]。乡土记忆、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城市经历、职位特征、工资收入、家庭支持、发展预期等农民工个人特征和行动也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9,12,15]。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之中,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是决定性因素。
2.2.3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结果变量。
身份认同是“行动者获取意义的源泉,行动者在某种社会结构下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不是对于该结构的直接反应,而是经历了认同的中介作用” [10] 。农民工的“双重边缘人”身份导致他们经历更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16],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10]。其结果是他们对于现实处境不满。长此以往,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可能造成农民工偏执、抑郁和敌对等多重心理问题[10]。研究文献中出现的“身份焦虑”“认同焦虑”“身份困境”“身份迷失”“身份困扰”等关键词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亦农亦工的职业经历也使农民工滋生一种长期的投机行为,最终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
此外,农民工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方面不利于产业工人队伍形成,另一方面造成优秀农民的流失,会直接影响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的发展[4]。而不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就不能解决农民工由谁管理的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4]。因此,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决不仅仅是农民工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必须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
2.2.4 农民工身份认同重建。
正确的身份认同能够对农民工发展定位、职业规划以及城市融入等行为产生正向影响[13]。自我身份认同偏差不仅影响着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13]。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国家和政府应如何解决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从现有的研究看,未来农民工的出路存在以下2种可能性:一是部分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无差别地享有市民的待遇和福利;二是部分农民工逐步转化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农户[7]。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处于夹缝之中的“半城市化”和“半农半耕”状态[17-18]。为重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农民工、政府和社会都应做出相应的努力。首先,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做出选择,明确自身定位和职业发展道路[6]。其次,政府要给予相应的政策[19]。一方面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加强培训和工会制度建设,为有可能转化为“新工人”的农民工提供条件;一方面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为更多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最后,社会要接纳和承认农民工的“新工人”身份,与他们更多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结果与讨论
该研究针对国内近20年来刊载于核心期刊的309篇文献,运用Citespace 5.4.R1软件,绘制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可視化知识图谱,分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分布特点、研究进程、研究团队和研究动态。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学术研究热度从2001—2014年不断上升。其中,2001—2006年平稳上升,2008年起增速加快,2014年发文量达到顶峰。政策驱动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文献增长的重要动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年)》等重要文件的出台,推动了农民工身份重建迈上新的台阶。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制度改革创新,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战略引领下的农民工身份转换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研究议题,极大地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王春光、周其仁、李培林等是较早涉足农民工身份问题研究的学者,为该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杨菊华、刘传江和张展新等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领域较活跃的学者,发文量多、影响力大。经过多年沉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研究机构形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核心研究团队,为该领域的学术进步贡献较大。《农村经济》《农业经济》等期刊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刊文单位,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等诸多基金和项目为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借助文献计量技术,发现国内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会后果,以及农民工身份重建等问题。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与影响因素方面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后果的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农民工身份重建问题是未来该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归属;为促进农民工身份重建的科学合理性,政府、组织、社会和农民工个人的行动和抉择。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者投入其中去创新研究方法、丰富研究视角、构建农民工身份转变和重建的理论框架,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从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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