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决策的烟叶家庭农场主画像

余佳斌 杨翠苹 文锦涛

摘要 运用DEA模型对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并以此为因变量，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意愿规模大于效率最优规模的家庭农场，家庭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叶均价、单位利润、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单位雇工成本、烟草部门对基建的帮助程度、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这8个变量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结合当地情况和实证结果，对倾向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农场主进行画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找到具体的农场主并针对性地引导其做出有效率的生产规模决策，稳定当地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非理性决策;家庭农场主;效率最优规模;画像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0-0223-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0.059

Abstract The DEA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ptimal scale of the Guiyang tobacco family farm. The ratio of the scale of willingness and the optimal scale of efficienc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family farmer， and it w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family farms with a willingness scale greater than the optimal size， the family loan capacity， current area， average leaf price， unit profit， the impact of becoming a family farm on income， unit labor costs， the degree of tobacco sector assistance to infrastructure. Whether there are 8 variabl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records are significant at different statistical levels， which can better explain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family farmer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make portraits of farmers who tend to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ind specific farmers and guide them to make efficient production scale decisions to stabilize the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bacco leaf production.

Key words Irrational decision making;Family farmer;Efficiency optimal scale;Portrait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烟叶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负盈亏的烟叶生产组织形式[1]。理论上来讲，发展烟叶家庭农场有助于实现种植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培育高素质的职业化烟农、稳定烟农队伍[2]。但在实际生产中，部分传统农户对家庭农场缺乏充分理性的认知，在向家庭农场主转变的过程中，仍未完全具备职业化农民所需的素质，容易做出非理性的经营决策，尤其是盲目追求种植规模扩张，忽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经营效率难以提升。

农业生产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最佳的经营效益需要在既定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对农场规模的调整，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投入要素配置更加合理。“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为了追求最大的生产利益，会对其生产行为进行合理的选择。但国内一些研究发现，传统烟农受综合素质、内外部条件的制约，其生产行为的合理性很难达到最佳状态[3-6]。张忠明[7]认为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使得其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下降，愿意选择效率最优规模的农户数量不足，而老年化也是导致农户选择非效率最优规模的重要原因。张宏永[8]发现烟农的意向种植规模面积与适度规模面积差异十分明显，当前烟叶种植面积、第三产业用工量、烟田块数、烟龄和机耕服务对意愿规模的影响较显著。杨超飞[9]认为基地单元的建设要求优化种烟主体，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烟叶品质，但与此同时，河南烟区的部分经营者片面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张，对烟叶生产中的风险考虑不足，以至亏损严重。文锦濤等[10]认为农场主应谨慎使用农业贷款，理性选择与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力质量相匹配的种植规模。如果烟叶家庭农场主在做出新的生产经营决策后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将会极大地影响其种烟积极性，不利于种烟主体的稳定及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与效率最优规模的差异越大，非理性程度越大，决策的风险也就越高[11]。笔者运用DEA数据包络模型对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并以此为因变量，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对倾向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农场主进行画像，以期找到具体的农场主并针对性地引导其做出有效率的最优规模决策，提高种烟效率，稳定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DEA模型及变量选取

DEA模型可以为非有效的决策单元提供效率优化策略，其两个最基本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和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首先采用CCR模型测算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然后用BCC模型进一步分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通过BCC模型得到的有效决策单元会构成一个生产前沿面，对非有效决策单元在前沿面上进行“投影”，可以测算出该非有效决策单元与相应的有效决策单元的差距，提供将其转变成有效决策单元的改进方向与幅度，从而确定每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最优规模。

根据烟叶生产特点及当地实际情况，选取上等烟叶收购量和种烟利润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土地投入用烟叶的种植面积表示，劳动力投入用烟农自身及雇工产生的用工量表示，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资本投入用整个烟叶种植过程中除去雇工及地租后支出的资金额表示。具体见表1。

1.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变量选取

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并以此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择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筛选，使用的概率标准为进入0.10、删除0.20，同时对模型拟合度、多重共线性诊断和异方差进行检验，并以1/∣未标准化残差∣作为权重进行调整，最后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标准化回归系数，从而消除异方差。

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参照相关研究及当地实际情况，以决策的非理性程度作为因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自变量）分为7类，具体见表2。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18年8—10月在贵阳烟区的调研问卷，期间共访谈调研97户，回收有效问卷81份，有效率83.51%。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烟叶家庭农场效率最优规模

首先使用SPSS软件，借助Pearson 相关系数对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相关性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各指标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满足同向性假设条件，说明投入指标能够有效影响产出指标（表3）。

运用DEAP 2.1软件对81个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表4结果显示，效率最优规模的最小值为0.46 hm2，最大值为8.33 hm2，均值为1.15 hm2，74.07%样本的效率最优规模区间在1 hm2以下，效率最优规模区间在 2 hm2及以上的仅有12.35%。

2.2 烟叶家庭农场主非理性程度的影响因素 

用烟叶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具体分布见表5。

当意愿规模/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为1时，决策是最为理性的;比值小于1时，越接近于0非理性程度越高;比值大于1時，越大非理性程度越高。从表5可以看出，除了4个样本的比值小于1外，其余样本的比值均大于1，说明绝大多数家庭农场主倾向于超过效率最优规模进行生产经营，其经营风险也会随着非理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一致性，先对比值大于1的77个样本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意愿规模大于效率最优规模的的77个样本，家庭贷款能力（X5）、当前面积（X6）、烟叶均价（X17）、单位利润（X22）、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X27）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单位雇工成本（X20）、对基建的帮助程度（X31）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X12）在0.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这8个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

对于意愿规模小于效率最优规模的4个样本（B组），将其与另外77个样本（A组）进行组间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7可以看出，两组样本在劳动力人数（X4）、贷款能力（X5）、当前面积（X6）、烟地的便利程度（X9）、是否有生产管理记录（X11）、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X12）、对发展烟叶家庭农场的认同程度（X26）、烟草部门对其土地流转的帮助程度（X28）等8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DEA模型对贵阳81个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了测算，最小值为0.46  hm2，最大值为8.33 hm2，均值为1.15 hm2。用烟叶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决策的非理性程度，除了4个样本（B组）的比值小于1外，其余77个样本（A组）的比值均大于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A组来说，家庭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叶均价、单位利润、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单位雇工成本、对基建的帮助程度、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这8个变量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A、B两组样本在劳动力人数、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地的便利程度、是否有生产管理记录、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对发展烟叶家庭农场的认同程度、烟草部门对其土地流转的帮助程度等8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综合A组77个样本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可以对倾向于做出非理性决策的烟叶家庭农场主进行大致的画像：他们在基建方面缺乏烟草部门的帮助，收购烟叶均价也较低，但是由于当前较小的面积不需要过多的外部雇工，使得雇工成本较低，所以其单位面积利润较高;他们没有财务管理记录的习惯，却过于乐观地认为成为烟叶家庭农场会对其收益有较大的提升，再加上贷款能力相对较强，所以倾向于大幅增加种植规模，使之远远超过了效率最优规模。

B组4个样本的家庭劳动力人数更多、贷款能力更强，在土地流转方面得到了烟草部门较大的帮助，这有可能是其烟地更为便利、当前面积较大的原因。他们均认为发展烟叶家庭农场非常有必要，也具备生产管理记录和财务管理记录的习惯，侧面反映出其具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和经营理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生产经营决策反而更倾向于大幅缩减规模，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经过较大规模的烟叶种植之后，发现了规模过大反而会导致种烟效率的降低，对于烟叶生产效率和规模的关系也可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虽然他们的意愿规模降低至效率最优规模以下，但差距不大，因此笔者认为其决策的非理性程度较低。

3.2 建议

对烟叶家庭农场主决策的非理性程度进行分析，是为了找到关键因素进而发现倾向于大幅度调整生产规模的家庭农场主，找到后也并非为了完全阻止其调整生产规模的决策，而是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生产经营的引导，降低决策风险。

3.2.1 结合当地社会劳动力和土地的特点，发展适度规模的烟叶家庭农场。当地一方面农田较为细碎使得耕作条件较差，另一方面距离省会城市较近使得劳动力成本较高，各烟叶家庭农场在雇工成本、烟地质量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小部分规模较大的烟叶家庭农场主倾向于缩减规模，而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烟叶家庭农场主却倾向于扩大规模，应找到适合当地的适度规模区间，并帮助家庭农场对各类投入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小规模家庭农场主，应谨慎使用农业贷款，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风险。

3.2.2 对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应注重基础设施资源向的调配，在便利烟地的流转方面给予协助。小规模家庭农场如果意图扩大规模，烟草部门可以协助其寻找位置便利、集中连片的土地，尽量通过规范合同延长流转年限，并辅以更多的基建尤其是烘烤设施的配套，优化小规模农场的生产要素条件，使其适合扩大规模的生产。

3.2.3 设法提高大规模家庭农场的正向带动作用，稳定当地烟叶生产。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烟叶总产量也较大，其种植面积缩减过大不利于当地烟叶产量的稳定。同时由于规模较大，其行为对其他农场主种烟积极性的影响也可能较大，如果其大幅缩减种烟规模，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农场主的决策。因此，有必要注重这些规模较大家庭农场的感情维系，通过跟踪式管理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给予更多关心和帮助，设法在保障其种烟收益的同时发挥其意见领袖的正向带动作用，稳定并促进当地烟叶的现代化生产。

3.2.4 重视农场主职业化经营理念的培育，帮助建立专业化的管理制度。发展烟叶家庭农场也不能仅停留在名称的更换，还应在农场主素质和农场管理方面有实质性地改变。一方面，必须注重农场主的职业化培育，尤其是适度规模经营的理念，避免其盲目大幅度调整规模;另一方面，帮助农场主在生产流程及规范、财务记录及核算、风险控制及应对等方面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提升其经营管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任重.山东省烟叶家庭农场运行机制与效率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7.

[2] 张晓强，程传策，文锦涛，等.修文县烟区烟叶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2019，47（6）：159-163.

[3] 黄晓东，周义和，刘相甫，等.论职业烟农的培育[J].中国烟草学报，2015，21（S1）：77-80.

[4] 李正祥，凌军，李一源.云南省職业烟农培育的实践与思考[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0（6）：35-39.

[5] 曹红祥，崔志军，臧传江，等.潍坊烟区职业烟农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烟草科学，2016，37（2）：71-76.

[6] 何轶，焦剑，陈风雷，等.基于因子分析的烟农职业化评定体系构建及贵州省情况分析[J].中国烟草科学，2017，38（3）：91-96.

[7] 张忠明.农户粮地经营规模效率研究：以吉林省玉米生产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08.

[8]张宏永.烟农种植规模效率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1.

[9] 杨超飞.基地单元背景下烟叶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5.

[10] 文锦涛，杨翠苹，余佳斌，等.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9，47（24）：208-212.

[11] 孔令成.基于综合效益视角的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研究：以松江粮食家庭农场为例[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