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世明：大隐隐于市

韩小蕙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见过这样两种文化人：第一种，琉璃球，表面上花里胡哨，晃人眼目，实则内心是一块死疙瘩，什么学问也没有；第二种人，闷葫芦，表面上青青白白不见色，内心里实实在在有造诣，是真正的饱学之士。而生活常常跟我们开玩笑，把第一种人推到荣誉的宝座上，什么“鸿儒大师”“著名学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顶顶高帽全被他们抢到手；而对第二种真正的学问家呢，则让人隐忍，苦熬苦干，呕心沥血，把艰难的书生路留给自己，把名誉、地位、享受、好处让给别人。古往今来，代代年年!

这样的两种人，你愿意做哪种人呢？

本文的主人公——杂家钱世明先生，义无反顾选择的是第二种。

上篇：扎扎实实做学问

什么叫杂家啊？

杂家就是实在不好用一种、两种或三种名衔归类的一家——人称“文坛怪杰”的钱世明，当年我采访时64 岁，是北京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怎么“怪”呢？单看其开设的课程，计有：周易、儒学、艺术欣赏、文学创作(包括旧体诗、新诗、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其授课的经历计有：在北师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戏曲研究所、戏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授儒学、易经、佛学、戏曲美学、音韵学、古诗词欣赏等；其主要著作计有：诗词文集《大明诗稿》《望汾楼词》《大明古文稿》《钱世明诗词选》等，学术著作有《儒学通说》《易象通说》《易林通说》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有《穹庐太后》《李清照》《玄奘传》《原上草》等，剧本有昆曲《辛弃疾》《东行传》、木偶剧《大闹天空》(获1978 年南斯拉夫国际戏剧节最佳节目奖)、京剧《梁祝》《风雪寒江恨》等；他还曾在北京举办过《钱世明诗书画印展》……你道他不是杂家，还能怎么归类呢？

而且，钱世明的学问是真学问，不像有的人虽然著作等身，却是东抄西抄拼凑出来的。有时候，他还特别爱“较死理”，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老诗人写了几首古体诗，别人都吹捧不迭，钱世明却率直地指出：“他那韵都用错了，说明他肯定是不懂古音韵学的。这也是现在诗坛的一个流行病，人皆以为写古诗只要掌握平仄、对仗就行了，殊不知平仄是好掌握的，听一次课就能学会；而平水韵的106 个韵部，今天却没有几人肯下功夫研究了。”

说着说着，他激动起来了，也不管周围都有谁，竟自大声说：“这么著名的老诗人，其国学底子尚且如此单薄，今人的学术水平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呼吁“研究国学必须从识字开始”，首先得通“小学”——“小学”者，文字、语言、音韵之学也，乃国学研究的基础之学。钱世明说，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必须实实在在下的苦功夫，不然，急急慌慌忙着发表论文，著书立说，可是他们连字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音都念不准，这不是笑话吗？

钱世明说：《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五臣注文选》《经典释文》《一切音经义》……这些基本的典籍，你都得通读啊。我听学生告诉我，说现在的小青年，硕士、博士写个论文，连书都懒得打开，只在网上动动鼠标，摘抄几句他用得着的话，就糊弄过去了，这不是既骗别人又骗自己吗？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钱世明就是看不得国学“受委屈”。别的什么都好说，但你若是当着他的面“黑”中国传统文化，他那张老是笑嘻嘻的脸顿时就黑下来，管你是天王老子，也不饶过你。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正是现代诗崛起的风头时期，一个诗歌讨论会上，有的慷慨激昂的“先锋诗人”越说越走了板，居然浑说“从屈原到郭沫若，整个中国诗坛都是一条干涸的河流。”钱世明不干了，一如大河开闸地开了讲，不但用中国圣贤们的例子加以批驳，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学着“先锋”的路数大谈西方诗学和美学——苏珊·郎格是怎么怎么说的，科林伍德是怎么怎么说的，克莱夫·贝尔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们的话是在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你们好好读去吧! 结果，当场把“胆大妄为”的后生小子们震住了，技(学问) 不如人，谁也不敢“叫板”了。会后，有心人还真的去查了第几页、第几行，果然一点都没错。

有人说钱世明有特异功能，最早让人领教是在20 世纪70 年代，那时“文革”还未结束，有日本学者来北京访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座谈时，人家提到清代一位不怎么有名的诗人，故意只说号不说名字，结果在座的中国专家面面相觑。有关负责人给钱世明打电话，钱先生当即说出此人是谁，他有什么著作，其诗集的名字是什么。负责人大喜，说小钱你赶快下点功夫把清诗弄弄清楚，我把你调到我们所来就负责这段的研究。当时钱世明刚三十出头，还正在木偶剧团当编剧呢，他拔脚就上北图借了一部《清诗选》，花了一个礼拜时间，从第一首背到了最后一首。

到现在，钱世明居然还能把解放前的小学国语课文背下来，至于古文典籍，更是张嘴就来。他讲课从来不用讲稿，滔滔如江河之水，随手拈来。有时突然忘了，一闭眼一拍脑门，那书、那诗文就全在眼前“现身”了，就像能看见一样。其学问之好，用已故老作家严文井先生的话说：“现在怎么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

钱世明说，其实我也是普通人，绝没有什么特异功能。我不过是要求自己把学问做扎实了，别那么浮皮潦草，让人笑话! 我这记性也差着呢，今早上吃的什么早忘了，帽子呀、车钥匙呀不知丢了多少次!

不蒙人，不蒙事，不蒙学问，这是钱世明做学问的三条金原则。要读圣贤书，先做圣贤人：焚香沐浴，敬惜字纸；以学治愚，死而后已；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恶不可积，过不可长；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正言行……这些“规矩”都是不能破的。连他的学生也不能破，连他的朋友也不能破——那日我在他家小坐，他拿出沈从文先生给他的信让我看，我随口念道：“……蔓(Man)延”，不等我念下去，钱先生就纠正说：“不是Man, 应该是Wan，古音都念Wan, 指爬蔓儿的藤科植物。《左传》里有‘蔓草难图’，《广韵》解‘蔓’字是‘无贩切’。大蔓大蔓，应该就是这个蔓，现在都写成大腕，错了，意思不通呀。”

我说哎哟真惭愧，我真是只知其“Man延”，从不知其“wan 延”，我还是正牌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呢，老师从来没提起过，字典也都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钱先生说，现在真的是谬误甚多。比如“栩栩如生”，庄子的原话是“栩栩然，蝴蝶也。”其“栩栩”是“欢畅、高兴”的意思，庄子是说自己变成蝴蝶后，就像飞翔的蝴蝶那么欢畅和高兴。但是现在都给解释成“如同活的一样”，到处乱用。早年是严文井告诉我，叶圣陶先生对此滥用提出过不同看法。

下篇：久久长长做贤人

幸亏钱世明是个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着天真、童趣的“半癫”。他活得可潇洒了，兴致来了，一个人在家里又唱又跳，“玩”得极开心；碰上对心的朋友，手舞足蹈没个正形。他有着自己的一片烂漫、瑰丽、独立的内心世界。

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曾著文，说刚刚去世的张中行先生家是他“到过的最简陋的住宅”；套用这个语式，钱世明家也是我的文人朋友们最简陋的住宅。浑身是真学问的钱世明，却还住在北京东直门内一座简陋的居民楼里，两室一厅，也就六十来平米吧。四白落地，原装的铁窗，原装的木门，原装的厨房水池、卫生间马桶，原装的灯管，只在洋灰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瓷砖。暮春时分，外面已是暖阳高照，屋子里因为是一层，却还有一股股寒气直浸体内，小坐了也就两个来小时，竟使我的感冒加重了。

就说君子固穷吧，在改革开放已28 年、全民奔小康的21 世纪的中国北京，君子也不该“享受”这待遇呀! 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跟钱先生说：“您得买块地毯垫在脚底下，不然寒气浸身，容易得关节炎呀! ”

他“唉，唉”地答应着，转瞬，又把他的“宝贝”们抱出来，让我一饱眼福。

善本书——一函一函的，都是用蓝布包面的硬壳套着，一边一枚小小的象牙扣，像忠诚的国门卫士一样尽职，竭力把岁月的灰尘锁在外面。最珍贵的一套是明万历年间版的《战国策》，纸都已经发酥了，碰都不敢碰，而墨迹却依然清丽，漂亮极了。还有清代的一些版本，有《诗经》《聊斋》什么的，都是雕版印刷，一函函被精心置放在一个颇有年纪的大书柜里。

这些都是钱世明祖上留下来的藏书，“文革”时候被“扫地出门”，集中拉到北京体育馆的院子里，后来被他悄悄“盗”回。“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没抢救回来，可惜呀!”

钱世明是世家出身，祖籍浙江山阴(今归绍兴市)，曾祖父是咸丰乙未科进士，后任工部主事，全家迁居京城。钱家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樱桃斜街买了一个大院落，后来八国联军屠戮北京，两位老人双双含恨身亡，子孙慢慢败落下来。钱世明5 岁上学，7 岁丧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长大，所居之所在北京崇文门外的一所大宅院，今已不存。三进院落，两侧厢廊，青砖漫地，草木森然。家中人口少，只他一个小孩子，有时小钱世明坐在院子里读古诗，读着读着就觉得瘆得慌，下雨时，更让他联想到《西厢记》《白蛇传》等戏曲里的情景……

钱世明还记得清清楚楚，7 岁时，他读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济公传》。他太佩服济公了，别看他穿的是破衣裳，可他一拍脑袋，佛光、金光就出现了，行侠仗义，替人解危救难。当时小钱世明就领悟道：越有本事的人越有内涵，越应该谦虚……

世事无常。五十年以后，坐在他当年的陋室里，已是两鬓见白的钱世明，又一次谈起这位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英雄”，同时解读着自己：

——“我这辈子最不把钱放在心上，每个月3000 多块钱退休金，够吃够喝，足矣。那年张火丁托人找我给她写个本子，我喜欢她的戏，就答应了。我是边唱边写，按谱填词，实打实用了3 天时间，就把本子拿出来了。这之间张火丁好几次打电话来，非问我要多少稿费不可？我一听脑仁儿就疼，说不要钱……”

——“谁来了都问我为什么不装修？我是真不讲究，从小那么宽敞的院落都住过，现在还在乎这小鸽子笼？对吃、穿、住、用，我都随便，家里给做什么就吃什么，给买什么就穿什么，我自己从来不去商场，只去书店和琉璃厂……”

——“我为什么能淡泊名利？我认真想了想，有三个原因：一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踏实读书，一心不能想别的。我还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书是白话《世说新语》，那里面‘陈平渡江’、‘管宁割席’、‘赤眉军不打郑玄宅’的故事等等，对我的教育极深。二是我外祖母对我的管束很严，从小就教育我不许动别人的东西，不许眼红别人家有什么，不许挑吃挑穿，这些都给我打下了极好的人生基础。三是我崇拜孔子，把他的一句话作为终生的座右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

——“我这辈子最尊重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有真学问的人。打我年轻时起，就只愿意跟老先生们来往，上人家家里请教去，进门只谈诗、词、文，从来不闲扯别的。老先生们对我都非常好，手把手地教，像王昆仑先生、沈从文先生，给我写信谈剧本、谈诗，都是用毛笔，一写好几页，那做学问真是一丝不苟。冰心先生九十多岁动不了了，还重读《十三经注疏》。1995 年，臧克家先生90 大寿，写了一篇短文《说梦》，还写信托我查‘损梦龄’之说到底是出自周武王，还是后人黄山谷用了‘梦龄’的典故之后才有了此说？……”

最让钱世明一辈子铭记于心的，是他的老师田名瑜老先生的一件逸事：田老先生是著名的鸿宿大儒，解放初期共产党进北京城，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宴请两位文化名人，并亲自为二老操桨划船，其中一位是他的老师，另一位就是田老先生。“文革”期间，田老住在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这对年事已高的老先生来说极为困窘不便，黄永玉就出了一个主意，请田老给毛主席写信，田老先生断然拒绝说：“孩子，读书人不兴那样做。”……

这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好比春风化雨，点点滴滴全被钱世明吸纳到自己的心田，滴滴点点照着去做，几十年来从不敢懈怠。他觉得苦吗？不苦，凡圣贤都是如此，安贫乐道，死而后已;他觉得难吗？不难，君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之。况钱世明是天性使然，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读圣贤书，整理和研究中华文化，沉浸其中，熏熏然，悠悠然，津津乐道，甚至是“五迷三道”。有时读书读得兴奋了，就手舞足蹈地来上一阵“老夫聊发少年狂”，然后冲着外部世界“嘿嘿”一乐，曰：“妙处难与君说”呀! 还有时兴致来了，大早起来就上地坛公园拉胡琴玩，摇头晃脑，自得其乐，常去那里遛早的人都认识他。

那年春节，一位当了大官的熟朋友来家给钱世明拜年，老伴儿说他“出门吃饭去了，马上就回来。”等了七八分钟，就见他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边唱着戏文边回来了。见到好几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自然很高兴，忙不迭道歉：“今天我老伴不舒服，我就自个儿到胡同口吃了一碗卤煮火烧。”

客问：“怎么还骑车呢？”

笑答：“身体还倍儿棒，就愿意骑车，自在，方便。有一天我一高兴，骑着车跑通州大顺斋买糖火烧去了，一个来小时就到了。”

客又问：“怎么还住这儿呢，房子还没解决？”

反问：“都退休的人了，谁还给你解决呀？”

客复问：“钱老师，您现在有什么愿望？”“有，有。”这回钱世明快言快语，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个愿望：净化学术。有一天我听广播，有一“专家”讲《聊斋》，愣说“贾人之子”是姓贾的人的儿子。这从古至今，谁都知道这里说的是“商人的儿子”，商贾商贾，行商坐贾呀，这不是基本常识吗！连这都不知道，他还敢上电台去讲？又有一次偶然看电视，正有“专家”讲古人作品，好几处讲错了不说，那“专家”还突然冒出一句，说这位古人“装孙子”，真把我吓坏了，这种语言实在是欠商量！

第二个愿望：净化语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提出净化语言，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语言环境也存在很大问题。现在好些词儿都不通啊，比如什么叫“感动”某某地，地名又不是人称名词，怎么感动啊？连词性都不顾了；“时尚”某某地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还有什么“诗文”某某地、“戏剧”某某地，白纸黑字就那么印，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真是把中国语言都搞乱了。

第三个愿望：收几个高足。现在让我苦恼的是，我们单位级别低，我想招收几个研究生都不行。我真是想把自己懂的这点东西传授下去，还是有好孩子想学的，中华文化传统得后继有人啊。

第四个愿望：自己再抓紧时间多做点儿事。我真是爱国者，太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那年我去俄罗斯文化交流，行前自己把古陶文扎在肚子上了。我高兴“安贫乐道”，只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了，中国文化浩如烟海，回头一看我的那点儿东西，简直太少了，这辈子能把传统文化研究出一星半点就知足了。

结篇：留与后人评

在钱世明家四白落地的客厅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他的自题诗：“移文好去彦伦前，人静结庐地自偏。群鹊时临窗外叫，老猫总依脚旁眠。读书乐忘暮将至，作画狂来意在先。即使迁居沂水上，得风不复舞雩边。”

这即是他当下生活的写照，也是他的襟怀所向——“自朝至暮，饮食起居，言语动静，皆所谓学。”满足于做个纯粹的读书人。

钱世明据实以告：“我想的是不与今人争，留与后人评，我对自己有这个自信，自信诗必传世。我曾有一句诗是‘安知千载下，人间不仰首？’有人骂我狂，须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至于那些蒙事的、胡说八道的，虽然见了他们我就脑仁疼，但老老实实的读书人历朝历代都是少数，也不足为怪。我只要求自己‘商歌未云贱，脱颖抱国危’，这是1962年我写的《呈王昆仑师》五言排律的首句，那年我刚好20 岁，意思是立志做一个真正能为国家做事的人。”

当年，王昆仑先生给年轻的钱世明写信，称赞他“不类少年词语，极有大家气派。”叶圣陶赞其“诗多巧思。以足下之才，想学生获益匪浅。”臧克家赞扬他“你，有才华，强记。方方面面都介入，而且成绩斐然。”严文井更是赞扬他的人品“鄙薄势利，对朋友忠诚。潜心治学，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还有章士钊、俞平伯、夏承焘、顾颉刚、张伯驹、钱钟书等前辈、名家，都纷纷阅读钱世明的作品，为他的诗稿题字，并欣欣然于“钱世明是青年中不易才也。”(赵朴初语)

四十多年来，钱世明把老先生们给他的这些手迹都珍藏着，装订成册，名为《手教集》。每每念及老一辈大师巨擘对自己的教诲和鼓励，他都深感知遇之恩，更坚定地在“不求名利，但求学问”的境界中，做一名紧随其后的薪火相传者——自古以来，这一脉文人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天幕中，层出不穷，群星闪烁，汇成了一条粗粗壮壮的、激情的银河。

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学界都称张中行先生为“布衣大儒”，钱世明先生亦是隐于民间的“平民学者”。《昭明文选·反招隐》有句：“大隐隐朝市，小隐隐薮泽。”在万楼林立、人头攒动的北京城内，钱世明是一个高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