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

朱春雨, 曹建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水资源重点实验室 石家庄 050022)

生态旅游具有旅游活动和生态工程的双重属性,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生态产品, 通过生态体验、生态教育和生态认知, 从而获得心身愉悦的旅游方式, 旨在利用旅游和保护之间的积极反馈循环, 实现生态系统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完善, 生态旅游自1983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Ceballos-Lascurain提出以来, 近40年来在全球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联合国将2002年命名为“生态旅游年”, 标志着生态旅游逐渐成为了旅游业新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我国生态旅游研究起步于1992年,近30年在生态旅游概念内涵、环境影响、社区参与、教育功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 具有环境友好、非资源消耗、生态共享等特点的生态旅游高度契合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进一步引发了生态旅游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潮。

在Web of Science中以“ecotourism”为题目关键词进行检索, 得到出版物1803篇, 1996年以前相对较少, 自2005年以后呈指数增长趋势(图1, 表1); 以 “生态旅游”为篇名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得到19 488篇文章, 2009年达最高, 现稳定在每年800篇左右。这些研究涉及生态旅游内涵、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生态旅游客源市场、生态旅游影响、生态旅游评估、生态旅游泛化与异化等领域,经40余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 本研究依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 在生态旅游众多研究领域中, 选取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利益相关者、环境影响和管理4个主要维度, 对过去40年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 并立足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和新时期我国生态旅游实践诉求, 展望了新时期生态旅游研究的发展趋势, 以期为我国生态旅游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表1 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阶段划分Table 1 Stages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research of ecotourism

图1 1984-2021年国内外生态旅游论文发表情况Fig. 1 Number of published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papers titled with “ecotourism” from 1984 to 2021

1 生态旅游概念内涵

生态旅游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早期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只从旅游者的角度强调了其作为旅游活动的性质与目的地, 如Ceballos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前往未被污染或干扰的自然区域, 学习、欣赏动植物风景和文化的旅游活动”, 该定义忽视了生态旅游对自然保护的重要贡献。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 生态旅游的概念也扩展到旅游活动应当对当地产生积极的作用, 例如, 美国生态旅游协会将生态旅游定义为 “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良好生活的负责任旅游”,强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承担保护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责任; 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对生态旅游定义是“以了解当地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旅游活动, 不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同时使当地居民因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在经济上受益”, 强调了当地居民在保护环境和收入增加上的良性循环。而随着生态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专家把当地公众的参与、环境破坏程度和经济效益作为判定生态旅游的3个标准。万绪才等从旅游地、环境意识、环境影响、经济效益和教育作用等7个方面归纳了国外对生态旅游定义的共识。钟林生等将生态旅游的内涵归纳为: 1)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及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 2)强调旅游责任, 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和社区都应承担各自的责任; 3)重视环境教育, 提高甚至改变游客的环境资源观和生活方式; 4)生态旅游活动干扰是可控的。张书颖等对国外546篇文献梳理, 提出了自然基础、环境教育、生态保护、可持续管理、社区福利、道德规范和文化属性这7项生态旅游内涵指标。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众多学者对生态旅游赋予了新的内涵: 王丹彤等认为生态旅游应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带动整个旅游产业的循环、生态和低碳发展; 钟林生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保障, 同时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应具有环境友好、非资源消耗与生态共享等特点。

总的来看, 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内涵随着经济社会背景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而不断演变, 但都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1)以自然和伴生的人文生态系统为对象。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对象, 同时包括在自然区域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生态系统。

2)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方式。管理者、经营者、社区和旅游者都需要承担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旅游秩序的责任, 使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最小。

3)具有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生态效益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经济效益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2 生态旅游研究进展

2.1 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

通过旅游获得利益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生态旅游得以可续发展的驱动力。利益相关者指能够影响生态旅游活动或被生态旅游活动影响的, 且当利益不被充分满足时会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阻碍的群体。以往研究表明, 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当地社区和作为生态旅游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 是毫无争议的核心层成员。同时, 这些利益相关者会因角色、地位和所处环节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的诉求, 例如国家级政府注重生态旅游的生态效益、对地区发展贡献和文化保护功能;地方政府更关注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和对地区发展贡献; 旅游企业希望通过生态旅游获得经济效益; 当地居民注重生态旅游的生态经济效益和文化教育功能; 旅游者希望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得到休闲和教育。

因不同诉求带来的利益冲突出现在生态旅游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往研究表明, 生态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是形成生态旅游利益冲突的主体: 如陈晓颖等研究发现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经济效益, 而政府希望把更多钱投入到基础建设和环境保护中;Cihar等发现旅游者对当地“原始文化”的体验需求和当地居民现代化发展需求也是常见矛盾的一种。此外, 其他主体间的冲突也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Lee等研究表明当地政府抵触上级政府的生态旅游开发规划和管理限制; 刘雪梅等梳理了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矛盾及其对应的发生阶段(探索、起步、参与、发展、停滞、巩固)和地区。

缺乏有效、稳定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会直接和间接地阻碍生态旅游项目的规划和进展。宋瑞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缺位, 其间关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约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往研究中揭示的世界范围内生态旅游项目的失败案例, 普遍存在竞争胜于合作的情况。鉴于此, 众多学者呼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实现不同生态旅游参与者利益均衡与合作共赢, 以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多元化、深层次的合作是调和生态旅游参与者利益矛盾的最有效途径, 早在1998年,Hampton就在龙目岛开展了当地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探索; Alcock等在澳大利亚CRC项目的经验表明生态旅游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会形成合作文化(culture of collaboration), 进而减小相互间的矛盾冲突; Plummer等报道的适应性协同管理(adaptive co-management)策略认为通过集体合作与个体适应可以实现生态旅游参与者间的利益平衡; Hwang等通过全维度的输入和输出流模型, 提出了基于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的生态旅游利益优化模式; Wondirad等综合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理论和三重底线概念,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强调了社区权利和参与对生态旅游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 Ocampo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德尔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的可持续生态旅游指标方法,用于群体决策过程管理, 可以有效协调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国内众多学者也对生态旅游利息相关者的合作共赢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例如黄晓杏等提出通过引入社会舆论机制监督政府, 政府通过补贴倡导旅游企业实施生态旅游, 旅游企业通过分享旅游收益, 促使社区居民与其合作, 最终实现博弈三方利益共赢的发展模式; 陈晓颖等综述了国内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进展, 指出构建生态旅游利益公平分配、有效的产权配置以及关系相互协调的结构机制和合理的利益相关者共生机制是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张玉钧等以仙居国家公园公盂园区为例,研究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协作关系, 提出了基于利益共享与协调机制和分时分层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宏观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和改善并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索道以提高可进入性等具体实施措施。尽管国内外已经有了上述方法模型的成功探索, 仔细识别利益相关者及其真实意图并确保他们之间的成功互动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挑战主要源于管理的多面性、利益相关者能力不足、缺乏有效协作的框架、社会和文化背景差异、缺乏透明有效的沟通等方面。综上, 利益相关者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类型和层次; 2)分析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主要矛盾; 3)探索了解决上述冲突和矛盾的最适利益相关者关系结构、利益分配机制和合作共生机制。

2.2 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

促进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目标, 也是区别于其他户外旅游方式的核心特质。生态旅游的环境保护效益是建立旅游和保护的积极反馈循环, 创造景观保护的激励措施, 进而使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受益。以往研究表明, 生态旅游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直接或间接保护效益, 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为野生动物和保护区提供支持。生态旅游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作用在国内外研究中被多次报道,结果表明尽管生态旅游并不能避免开发和旅游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但搭配细致的保护规划、广泛的社区参与和严格的管理措施, 保护区的保护能力和当地居民对保护的支持均有所提高。Buckley等基于人口统计方法评估了生态旅游对保护IUCN红色名录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贡献, 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生态旅游提供的保护效益超过了其不利影响, 特别是对诸如狮子、老虎、大象、狼、犀牛等高度受威胁物种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生态旅游对大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在坦桑尼亚恩戈罗火山口保护区、秘鲁的坦博帕塔国家保护区和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国家公园开展的研究中得以证实。据统计全球生态旅游项目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花费是政府和联合国其他保护项目花费的10倍以上, 这些资金不仅能降低土地退化程度, 同时增加了区域的净造林面积, 提升当地居民对保护区建设的支持。

2)降低当地居民对环境资源的需求。有些研究者采用收入替代假说(alternative income hypothesis)分析生态旅游、当地居民生计和保护之间的联系,发现当从事生态旅游工作比从事采矿、伐木、狩猎或农业工作更具收益时, 当地居民的生计由依赖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资源向生态旅游工作转变, 会逐渐减少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例如, Langholz发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降低了危地马拉玛雅生物圈保护区当地居民对农业、狩猎、伐木、养牛和采矿的依赖; Wunder发现厄瓜多尔库亚贝诺野生动物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区建设和维护的热情。相反, 当生态旅游带来利益小于其他收益时, 会造成当地居民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增加和环保意识的退化:如Bookbinder等发现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就业机会不足以遏制森林砍伐; Young发现在墨西哥灰鲸观赏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减少近海渔业的外部压力。如何优化生态旅游产业的规模和模式,有效促进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由自然资源消耗向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转化, 需要国内外学者更加深入的探索。

3)提升生态旅游参与者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和道德理念。首先, 尽管学者早期对生态旅游将游客转变为“绿色”的潜力存有疑虑,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生态旅游体验过程中的讲解、引导等信息传递方式有助于提升游客在旅游地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如Ham发现参加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国家地理探险活动的旅行者们每年为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提供40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用于保护自然环境。其次, 旅游者回到归属地后的态度、知识和行为也会因为生态旅游体验而改变: 例如Ardoin等研究表明有生态旅游经历的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环保信息并参与当地公园的环保活动。再次, 在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外来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提高当地人对本地资源稀缺性的认知: 例如Heyman等发现当人们目睹或讨论他们自己地区之外的栖息地退化或物种减少时, 会提升其对当地环境和物种的保护意识。因此,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道德理念都会因生态旅游活动而有所提升, 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地和归属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随着生态旅游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效益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如何提高其效益有效性成为当前研究的前沿和热点。Seales等认为经济效益是生态旅游为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保护效益发挥的前提, 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有效性和商业上的成功密切相关。Ziegler等比较了菲律宾3个不同规模生态旅游景区中当地人对鲸鲨及其栖息地保护的看法、态度和行为, 发现经济回报最低、规模最小的生态旅游开发项目促使当地人发生积极变化的比例反而最大, 表明经济效益并不是保护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Nilsson等综合分析了前人研究结果认为, 经济效益是促使当地人短期支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但非经济的激励措施对于长期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效益更为重要。

必须注意的是, 即使是低水平的生态旅游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生态旅游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上的可行性与真实价值受到质疑, 例如巩劼等研究发现旅游活动导致植物的损伤在短期看只是局部植物个体和植被覆盖的减少, 但从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可能影响到该区域某些种群的结构、群落结构及生态系统组成和功能,Gu等在中国九寨沟研究表明, 由于旅游人数的持续快速上升导致的水体持续富营养化、湖泊沉积物增加、钙华退化, 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此外, 生态旅游对参与者环境保护的认知和道德理念提升也受到质疑, 例如Eijgelaar等研究表明近些年火热发展的南极旅游并没有引起旅游者环保意识得到提升, 反而活动本身产生了更多的温室气体, 甚至一些组织将生态旅游列为对自然景观的新兴威胁之一。

上述研究证明生态旅游对环境影响的两面性,研究尺度的不同是产生上述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多数生态旅游对环境影响的负面报道是基于与旅游者密切接触的动物、植物或局部区域样本的研究结果, 这种抽样偏差放大了生态旅游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程度, 却忽略了生态旅游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盾牌作用, 这种作用同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才能得以显现。Brandt等综述了全球范围内生态旅游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森林产生的影响,发现旅游行为本身会导致开发区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但其支撑的森林管理措施能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内提高整个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与物种多样性水平。

2.3 生态旅游管理

生态旅游管理的目的是在向生态旅游者提供满意的产品与服务的同时,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与最小的环境损害, 并可持续地维护旅游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整体性与服务功能价值。景区规划、游客管理、环境教育、社区参与等都是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组成。

1)景区规划: 功能分区是生态旅游景区规划的重要内容, 也是利用生态旅游实现自然资源保护和高效利用的基础。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分区规划的原则、内容和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 从基于生境保护重要性的功能分区模式: 如Forster在1973年提出的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和游憩区的同心圆划分模式,和Gunn在1994年提出的包括重点资源保护区、荒野低利用区、分散游憩区、密集游憩区和服务社区的圈层分区模式, 到袁书琪提出的基于区域资源特征的功能分区模式, 再到Gulinck等使用的基于景观多样性、文化资产和当地利益优先等多要素的功能分区模式, 以及钟林生等、张爱平等使用的基于生态适宜性、敏感性评价的生态旅游景区规划模式, 越来越多的自然、人文和社会要素成为生态旅游景区功能规划考虑的要素。近些年,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新兴技术逐渐应用到景区的规划和管理中, Çetinkaya等提出了一个基于GIS的4阶段多准则决策分析模型, 可用于生态旅游景区潜力评估与划分; Zabihi等采用基于GIS的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对11个要素进行加权分析, 完成了伊朗巴博尔县的生态旅游规划实践研究。

2)游客管理: 传统的游客管理是通过控制生态旅游游客数量和游客活动来保护资源的一种方法,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其主要的测算依据, 具体内容从开始以确定最适合的游客数量为唯一指标, 逐渐发展到融合资源特性的综合指标。21世纪以来, 游客的满意度和未来行为意图逐步纳入到游客管理范畴中, 其目的在于提升生态旅游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加将来返回同一目的地的可能性。黄向等使用的机会图谱法、Pilcher等构建的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系统、罗晓玲构建的游客目的-认知-行为互馈系统、鲁小波等使用的生态信用管理、Lee等使用的生态旅游行为模型以及赵磊等使用的游客感知价值评价体系等系统性的策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承载力管理策略, 成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研究中的热点。

3)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一个成功生态旅游开发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参与到生态旅游管理中的当地居民, 会遵循游客的期望主动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以往研究表明, 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管理中的优势与其自身的参与程度、模式、水平等特征密切相关。保继刚等认为社区居民作为主人, 理应在生态旅游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郑群明等提出了“公司+农户” “农户+农户” “非政府组织+农户” “小额信贷”等多种社区参与模式。而在众多参与模式中, 当地居民的角色一般可分为两类, 即相对被动、消极的雇员和相对积极、主动的决策者/经营者。Lonn等在柬埔寨博斯拉调查发现, 尽管大量当地人参与到生态旅游中, 但受教育、技能和发展能力的限制, 大多参与者是作为雇员角色, 基于生态旅游获得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65%, 远远低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收入, 因此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也较差。Ma等在我国秦岭研究发现生态旅游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 但同时会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和知识培训、鼓励生态旅游附加价值开发、建立政府监管体制等方式, 促进社区人员参与生态旅游角色的转变, 是社区生态旅游研究的难点与挑战。

4)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作为生态旅游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功能, 旨在通过向公众宣传环境价值和道德知识, 告知游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危害, 并提供低环境影响的具体游憩做法, 进而改变游客的价值观念, 引发游客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改善游客的游憩行为, 促进普通游客向生态旅游者转变。李文明研究表明环境教育的积极效应主要受环境教育干预、样本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旅游动机和“游前”旅游经历4个要素的影响。实践结果表明, 旅游解说因兼顾了满足游客求知需求和提升满意度的功能, 成为最主要的环境教育手段。关于解说的媒介、使用频率、相对有效性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此外, 尼泊尔通过为游客提供免费的《生态旅游准则》讲座, 定期对旅行社进行环境保护培训、出版《负责任的旅游指南》书籍等方式, 减少旅游行为对环境和文化的损害; 美国阿拉斯加德纳里国家公园通过生态旅游知识入园考试的方式, 完成了对游客的游前教育; 诸如“打包进打包出” “除了脚印, 什么都别留下” “手下留情, 足下留青”等脍炙人口的宣传标语, 也是环境教育的一种创新形式。

上述研究表明, 国内外生态旅游管理从景区规划、游客管理、社区参与和环境教育4个维度上进入了系统化的探索, 管理的指标逐渐多元化、内容逐渐丰富化、时间逐渐常态化, 3S技术、模型模拟、信用管理等新兴技术在生态旅游管理机制探索中逐步得到了应用, 但对相应的实践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3 生态旅游研究展望

近40年来, 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生态旅游的概念、利益、影响、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大量成果, 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布局以来, 对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促进生态旅游实现预期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 基于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的现状, 结合我国生态旅游实践诉求, 未来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可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深入的探索:

1)生态旅游的精准界定。近些年来生态旅游一词出现了滥用的现象, 其主要表现在将所有的户外旅游都归为生态旅游, 但相应的规划、管理、经营、开发都没有遵循生态旅游核心原则, 不仅给旅游者造成识别上的混乱, 还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 需要在对生态旅游科学准确定义的基础上, 推进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生态旅游标准的制定与认定工作, 整治生态旅游市场乱象, 也为生态旅游实践研究奠定基础和前提。

2)生态旅游利益关系的妥善处理。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决定着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与国外相比, 我国研究大多关注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利益需求, 而对政府、企业、相关部门、非政府团体利益需求关注较少, 如何解决各方利益冲突, 开展多形式的合作实践, 是我国生态旅游研究面临的主要难点之一。

3)生态旅游多尺度环境影响研究。生态旅游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随着尺度的变化而不同。从个体尺度上游客接触造成环境和动物行为的影响,到区域尺度上减少狩猎、支撑环境保护机构等有益贡献, 再到国家尺度上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全民素质提升。而目前生态旅游环境影响研究多是单点小尺度研究, 缺少大尺度的横向比较和长期的纵向数据支撑。因此, 多空间和长时间尺度的生态旅游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亟需进一步开展。

4)全民健康时代下的生态旅游管理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进入全民健康时代。公众对旅游需求从单一的观光游憩体验向获取康养产品、文化熏陶、阅历知识等方面扩展。因此, 生态旅游管理研究需要将“两山”理论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纳入到景区规划, 开发面向游客需求的精神文化、风景观光、休闲度假、文化遗产、乡村民俗、山地运动、研学等多样化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发展符合地域特色、发挥居民特长的社区参与模式, 探索多样化、现代化的环境教育方式, 以满足生态旅游者的身心健康需求。

5)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研究。生态旅游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也应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产品已经成为我国最短缺、最急需大力发展的产品, 生态差距已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 提高我国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势在必行。在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建设的大形势下, 精准量化绿水青山生态建设成效, 科学评估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 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是深入贯彻和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举措和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