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庐生野趣，茗茶兴高雅——唐代庐山茶诗中的审美意趣

胡夏青

（九江职业大学，江西 九江 332000）

1 野林之趣

庐山，雄奇险秀，屹立于鄱阳湖畔，湖光山色引得文人墨客登临。大自然给予人无限的趣味。在唐代，文人生活较为丰富，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怅惘忧伤，都可在山水日月之中，尽情书写诗情。庐山茶诗中不乏野林之趣，诗人在山中被鲜活的、有力的野生之态震撼感动，兴发趣味。

1.1 山川林壑，瀑泉幽潭

山水之乐，得之心可寓于茶也。品茶，不乏对自然之景的品鉴。

马戴有诗：“白茅为屋宇编荆，数处阶墀石叠成。”白茅、乱石，可提供最朴实的生活，屋宇和最初的石阶便落成，一个“叠”字更有山林石阶的层次感，错落有致，天然成趣。韦应物于庐山西涧瀑布下写道：“淙流绝壁散，虚烟翠涧深。丛际松风起，飘来洒尘襟。窥萝玩猿鸟，解组傲云林。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瀑布于绝壁落入深涧，水雾散迷蒙，虚烟影飘渺，在山林间风吹过，有松声传来，落满衣襟，联想到《学仙二首》中“上有青冥倚天之绝壁，下有飕飗万壑之松声”，顿觉有“结茅深山读仙经”之意味，实有一番野游趣味。

白居易左迁至江州，政治理想破灭，茶诗中除去对闲暇时间的打发，也透露着对人生的追求与态度。“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溪水洗刷的白石因庐山地貌而有高峻之感，清流亦是其高雅纯洁的化身。“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白居易在此以茶为伴，开辟茶园，并有“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白居易也以庐山之松如伞盖繁茂、庐山之竹如碧青色美玉，来抒发自己被贬谪后的抑郁之气。纵使身处寂寥山中，不为人知，也能丰茂生长，充满野性与坚韧，这也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展现。

1.2 野鼠麋鹿，猿鸟成趣

野趣也缘于山林间的动物。马戴《题庐山诗》中的野鼠与猿猴尤其吸引目光，“鼠惊樵客缘苍壁，猿戏山头撼紫柽。”野鼠攀在苍劲的山壁之上，惊动樵客，自然之趣体现于野鼠与樵客的“互动”中。樵客往往给人自由隐逸之感“别有一条投涧水，竹筒斜引入茶铛。”在此隐逸之中，以泉水煮茶，更显一份趣味。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奉和鲁望樵人诗·樵风》一诗中写道：“野船渡樵客，来往平波中。”樵客的隐逸之态，被惊也不责备。猿在山头间跳跃攀挂，摇动紫色枝蔓的柽树，“戏”把猿猴的活泼灵动刻画出来，野趣横生。配上竹筒斜引，接入茶铛，野外煎茶自有一番趣味。

韦应物在庐山西涧瀑布下写道：“窥萝玩猿鸟，解组傲云林。”从藤萝间窥望，同猿鸟嬉戏，野趣使得人愉悦轻快，似抛解了世俗的庸碌，在云林之中获得自我的陶冶。猿鸟之乐可助人抛开尘俗之倦，于人间艰险中寻一处自在。

白居易喜爱香炉峰下新置的草堂，此处久无人居，“有时聚缘鸟，终日空风烟”，此处自在多趣，人不知还，适合开垦茶园，更增新趣。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红色鲜活灵动，白色清雅高洁，二者相映成趣，都指向怒放的生命力。在长松树下小溪头，茶园已成，乐天有诗句：“野麋林鹤是交游”，麋鹿与鹤皆给人一种自然仙逸之感，加之山间的烟火气，更是心灵的慰藉，故云：“庐山以灵胜待我。”自然与动物相应，伴随茶趣，乐在其中。

2 雅致之趣

雅趣是文人墨客的一种追求。茶圣陆羽将茶性与人的品格相关联，“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陆羽看来，茶之清寒属性与“精行俭德”的君子最为相宜，将茶性与人品关联到了一起，以茶比德，以茶喻人，赋予品茶之人雅正的君子人格。

2.1 清甘泉水——高洁纯朴

自古文人对“清”颇为崇尚，也是中国审美文化主要特征之一。屈原因被小人嫉妒诬陷而导致和楚怀王疏远，被一逐再逐，他在《离骚》中有“伏清白以死直兮”看出其保持清白之节操，宁死于直道。“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佩着五彩缤纷华丽装饰，散发出一阵阵浓郁清香，古代君子通过佩戴香草来展现其高洁之风，这就是中国自古便有以清雅草木写高尚之君子的传统。“清”不仅代表了君子在人格上的自许自重，也代表他们哲学上、社会政治上的理想，以及在审美上的追求。阮籍在黑暗腐败的时代咏诗抒怀，以奇鸟凤凰自喻，“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纵然所处非位，亦得洁身之道。凤凰“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饮”的生活习性正是君子的高洁追求的写照。“清”成为了人们对君子人格的要求和品评事物的审美标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唐代茶人高度重视煮茶用水的选择，陆羽《茶经·五之煮》中就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所谓“山水”，就是山中的泉水。而庐山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故唐代庐山茶诗对清甘之水的追求不可忽视。诗人白居易于庐山香炉峰下置草堂，喜得清流潺潺，如涸鱼返清源，倦得归来意趣，即有《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有清澈山泉水便有“斫壑开茶园”的前提，“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诗人便可以茶清心，以水洗耳。“洗耳”典故源于许由听闻尧让位于自己而觉耳朵受染，便临水洗耳，也看出诗人自清旷达，超然物外的心性。另一诗《重题·长松树下小溪头》也有“最爱一泉新引得，清泠屈曲绕阶流。”清水绕阶，难易本性，有水有茶方自在。晚唐诗人马戴半生宦海沉浮，羁旅漂泊，在游庐山寺时展现出其清微婉约的风格。《题庐山寺》中有“别有一条投涧水，竹筒斜引入茶铛。”投涧水，落入山间的溪水，由泉汇成涧，醴泉甘甜，以竹筒斜引，接入茶铛，可见，诗人借饮茶一事追求高洁雅趣。五代诗人李中也有“泉美茶香异”的诗句，为追求清冽茶香，须有美泉冲泡。是清新幽然的山水韵味，更是清泠飘逸的自我追求。

2.2 茶香茶味——处世之道

2.2.1 中庸平和。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是所谓茶文化的观念文化层。[1]茶的香气与味道皆不浓不淡，中和温润，与儒家信奉的“中庸”处世之道相合。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以“中和”为处事标准。裴汉在《茶述》一书中有盛赞：“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潘烦，其功致和。”唐代茶诗中也歌咏这种滋味。如齐己在《谢中上人寄茶》中写：“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就是说茶具有清雅、中和之性。傍晚时候，人心清闲，与茶性相和。又如李咸用在《谢僧寄茶》中写：“林风夕和真珠泉，半匙青粉搅潺汲。”庐山林谷中的风柔和，配着泉水及半匙茶粉，温润幽然。

2.2.2 空明寂静。《文心雕龙》中记载：“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意思是说文人在虚静的状态下，可以使内心通达，精神净化。唐代士大夫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心理失衡，这使文人的信仰多数向禅看齐。僧人禅定入静，需摒除杂念，寂静安定，从而进入空静超脱的状态，诗人品茶香，也是追求空灵澄净的境界，而这与佛家空灵寂静的禅境是一致的。茶人饮茶忘言，心中的俗念全被茶洗尽，全身心的沉浸在品茶的的意境中，进入了空灵虚寂的禅境。

诗僧齐己在《匡山寓居栖公》中道：“外物尽已外，闲游且自由。”置身于匡山，外物已归置心外，空灵澄净，心安且闲游。《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中也有：“应思陶令醉，时访远公禅。怀念陶渊明酒后悠然之态，也时常拜访僧人慧远的禅院以觅寂静之气，“茶影中残月，松声里落泉。”茶中倒映着月影，些许斑驳化在茶汤之中，平静安宁，松林吹拂，飞落的泉水化入林中，清影泠然。五代诗人李中与僧人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庐山东林寺僧人谈诗论句，“倾壶待客花开后，煮茗留僧月上初。”也反映了当时尚佛的社会风气。

2.2.3 清静无为。道法自然，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枉为。茶人渴望通过茶事活动获取心灵的清静自然，悟得自然和人生之道。品茗之时，物我两忘，人化自然，使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领悟自然的真谛，领悟茶的奥妙。

“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韦应物结茅深山，用茶果邀道士同饮，在虚烟深涧之中，伴着松风，求仙读经，于山水清音中寻春之美。白居易有一诗《重题·长松树下小溪头》，写道：“长松树下小溪头，班鹿胎巾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野生麋鹿，仙鹤皆与之同游，说明诗人在大自然的滋养下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快乐，人生之道不过自然而已矣，生长于山林的茶叶固然带有自然之气，品茗即得自然、赏内心。又如存初公的《天池寺》，“一匡翠岫烟霞好，九迭云屏海岳魁。”匡庐翠岫风光尽收，云海壮阔宽慰心怀，瞬觉浩瀚无遮。最妙还是“爽气荡空尘世少，仙人为我洗茶杯。”内心的爽朗使得尘烦尽去，还有仙人洗茶杯，有种云间下榻，与仙人共杯之趣，惬意自得。

2.3 品茗之感——心灵慰藉

饮茶有助于人们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在唐代，文人墨客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平息人之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此种特殊方式即是品茶。品茶使人在简淡的境界中逐渐品味人生，轻松释然。

人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大多与外界之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白居易宦海沉浮，被贬江州司马，长叹“人间多艰险”，于香炉峰下新盖一间草堂，仿佛一个新的开端，有白石清泉，有“忽乎不知还”之感。他垦茶园，茶酒相伴，有诗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尘世如网，把生命的鲜活与灵动消耗殆尽，幸得一处山林，自在如鱼鸟之归，与陶渊明归隐之意相合，在山林中达到自由，在茶中寻求宁静。茶能怡人心，使内心处于一种虚灵幽静的状态之中，将多余的欲望去除，将人心处于一种寂寥的状态中，实现内心世界的宁静。正所谓：庐山以灵胜待我，茗茶以清幽慰我。

韦应物“为饮涤尘烦”，饮茶足以使世俗烦恼涤净，因为“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茶从山中出，带着山野的灵性，以自然之清洗刷尘世之浊，“聊因理郡馀”暂且趁着闲暇之时，融于山中、融于自然。有水有茶方自在，看着充满烟火气的山间百姓的生活，有一种闲适的愉悦。茶、泉水、山色，为文人带来了心灵慰藉，抚慰了现实的创伤。

自陆羽始，喝茶转向审美艺术，人们开始逐渐追求情感的体验与精神的愉悦，茶开始超越其物质属性，成为走进人审美精神的媒介。

3 交游之趣

品茶不仅可敦促人与自我处于和谐之地，养人之性，怡人之情，达到内心世界的和谐，还能有效促进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们通过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品茶、饮茶、敬茶彰显出以礼待人，表现出儒家文化之礼，以礼待人，人亦礼待之。所以，饮茶文化所凸显的是中国古代的礼文化。

在唐代，文人雅士汇集一堂，谈诗论文、共品佳茗、联络感情，茶会是一种格调高雅的聚会。[3]文人饮茶现象在唐代盛行，对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传播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文人诗会，因为饮茶便于闲谈，有助于思想的交流，也利于茶文化的传播。

韦应物于庐山简寂观西涧瀑布下有言：“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茶果相配，与道友相邀共饮，茶中自有真性情，又多一分同心之约，身处匡庐佳境，配以茶果，感受春的气息，不忘吹奏竹笛，一扫尘俗。当韦应物观园中茶生，心悦，有诗云：“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喜从何来？茶树渐长，将有好茶出，好茶既至，便以茶待友，与隐士畅谈。人与人之间在品茶中实现交往，在饮茶中得到情感的交流与释放。与“茶果邀真侣”的韦应物相似，五代诗人李中，除了春意与竹笛音乐，还加入了观赏绘画、观月赏花的艺术活动，有诗云：“烹茶留野客，展画看沧洲”，“倾壶待客花开后，煮茗留僧月上初”丰富且令人愉悦。

“茶文化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名人参与茶事，茶界出了名人。”[4]可以说，唐代文人已然有一部分是茶人，“”在唐代文人生活中，将茶作为待客之物表达自己的友好，彰显了传统的礼仪之美。茶从“礼之器”逐渐转变为“礼之意”，更注重人内心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