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还是取而代之

李　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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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曾有过美、英、苏、中四个“国际警察”共同维护世界秩序的构想，这是超越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而后，相互为敌的做法反其道行之，致使人类长期处冷战之中，中国深受其害

由次贷危机终至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致经济衰退，先是表现在美、欧、韩、日等地，中国的银行和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门尚表示“对中国影响不大”。不几日，寒潮临门，中国终于知道自己也难幸免，中央、地方政府急出以18万个亿的投入，保持增长，防止经济加速下滑的举措。而中国自己出口企业的破产、农民工的失业返乡，及一些企业的裁员减薪、大学生就业的艰难，已使决策者和相当数量的人感到压力。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快速提升至世界前几位。这种现象，被一些人得意地称之为中国于世界经济中的“一花独秀”。一些人还言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和次贷-金融危机发生时，幸灾乐祸，一心想看别人的笑话；大有美国不行了，中国将取而代之的意思。

孰不知在今天世界联成一体，中国回归国际社会主流之后，作为对世界具有整体影响的大国美国，如果“笑话”大得过了头，中国不但“笑”不起来，反倒会是只有“哭”的份儿了。

当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指责美国的消费方式时，忘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消费的供给者，没有了这种消费，也就会减少中国的出口，带来企业的破产和农民工的失业。当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为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而洋洋得意，发表言论称“凭什么要中国出钱为美国救市”时，忘了中国的2万亿的美元储备。

中国经济确实在持续高速增长，但不要忘了如果不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美对峙和中国的于封闭中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大革命，使我们错过了机会，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早应出现。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除了得益于开放、改革外，还得益于：因改革成本支付后滞及社会保障不健全、覆盖率低而减少了的支出；农民工不合理的低工资和无社会保障；土地等资源变资本；没有进入结算的相当高的环境、资源代价。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全面改革”未能跟进，城乡、地区、贫富差别日大，可以化解和转移风险的覆盖全体国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转型中矛盾与冲突积聚而未能解决的日多，某些旧有的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仍未改变，有利于通过对话形成共识，通过谈判、斡旋调停化解冲突，遵循法治原则通过司法裁处纷争，使社会趋于和谐的机制仍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而言，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

另外，转型中的中国即使加速强大，基于特殊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既有的思维惯性，在国际交往中还难免有许多与人隔膜、难以通解处。要在国际事务中顺畅地发挥大国作用，还须自身的许多改进。

我们所处的时代，情势确实可能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可能已不是简单地一国失去霸主地位，另国取而代之，而是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事实上，结束英国或欧洲的时代，开启美国的时代后，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重要位置，已不只在它是一个国家，而还在它——通过美元与相关政策——与世界的经济关联；在它通过大学教育和就业形成的世界性的人才汇聚；在它为人的发展和创造提供的理念和制度化空间。9·11事件和次贷-金融危机确实显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开始的可能。但变化可能并不以美国的衰落为条件，一种在美国呈现出的善于平稳改进和纠错的机制能否最终在世界形成，一种同样是在美国呈现出的以为己是人非，惯于树敌，不容别人和自己不同，必置敌于死地，对内讲民主，对外搞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能否改观，关系到人类今后能否构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并以善治去应对诸多共同的难题。

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曾有过美、英、苏、中四个“国际警察”共同维护世界秩序的构想，这是超越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而后，相互为敌的做法反其道行之，致使人类长期处冷战之中，中国深受其害。今天，中国能否一改旧观，主动寻求一种国家间的真诚合作，国内的和谐社会，国际的和谐世界才有望真正实现。

当然，合作是不能一厢情愿的，美国等的改变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