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3
刘 帅,张航宇,蔡文静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2.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3.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 沧州 06101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流经中国9个省份,是中国第二长河,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流域内煤炭、石油等资源丰富,既是重要的经济地带,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流域各省份2019年总人口4.2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0%;国内生产总值24.74万亿,占全国的25.1%。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的1/3 左右。黄河流域各省份2019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的29.6%,超过第二产业(26.2%)和第三产业占比(23.7%)。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已纳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指在传统TFP中考虑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1],统筹兼顾农业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将其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2]。国内外对传统TFP的研究比较丰富,包括理论内涵[3]、测算方法[4-5]、实证测算[6]、影响因素[7]、时空特征[8]等。在农业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农业TFP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ANG等[9]测算了美国农业TFP,并对其进行了分解;王璐等[10]利用微观数据计算中国农户农业TFP,并分析了其结构变迁问题;张乐等[11]、李欠男等[12]则从宏观角度测算了中国或省际农业TFP。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绿色TFP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测算农业绿色TFP的关键在于指标体系和方法,笔者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部分代表作如表1所示。
从评价指标体系上来看,投入方面,多数研究涵盖了各类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但也存在较大差异,如能源、用水、资本等投入指标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一些研究可能受限于研究条件等,甚至简化了投入指标。产出方面,期望产出主要有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和狭义农业2类,也有针对特定农业子行业的研究。非期望产出主要有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2种。整体上看,农业绿色TFP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观性较强,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学者是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基本原理,纳入非期望产出,运用各种扩展的模型进行测算,部分学者也对传统模型进行了改进。从研究对象上看,既有跨国研究,也有针对某一国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中国及省级层面的研究较多,也有对特定区域进行研究。遗憾的是,虽然农业在黄河流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关注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问题的文献较少。另外,可能由于测算指标、研究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相差甚远。如展进涛等[20]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在2000—2015年间年均下降0.14%;而侯孟阳等[21]的测算结果显示,2000年之后中国农业绿色TFP稳定上升。在农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等指标的核算上,不同学者也采用了不同方法[22-23],事实上两者的核算本身也是研究的难点。综合来看,虽然国内外对农业绿色TFP有了一定研究,但仍有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黄河流域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及多种空间方法,对农业绿色TFP进行测算和分析。该研究的创新点有:测算指标方面,在总结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完善科学的农业绿色TFP测算指标体系,力图测算结果准确、科学;在指标量化上,选择灯光数据衡量农业产值,借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研究方法核算农业部门碳排放数据,较传统数据更客观;在研究对象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对促进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DEA是一种基于数学规划的运筹学方法,在效率测算中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经典的DEA模型如CCR[24]、BCC[25],都是径向和分段的,容易对效率值出现高估现象。TONE[26]提出了一种改进模型,即非径向、非角度(non-radial and non-oriented)的基于松弛(slacks-based measure,SBM)的效率测算方法,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为了解决非期望产出的问题,TONE[27]进一步提出了包括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s)的SBM模型。根据研究实际,笔者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农业绿色TFP进行测算,该模型为
(1)
(2)
在实际测算中,还应考虑规模报酬问题。设U和L分别为规模报酬eλ的上下限,则L≤eλ≤U,e=(1,…,1)。当两者都为1时,表明模型是可变规模报酬;当L=0、U=1时,模型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当L=1、U=∞时,模型是规模报酬递增的。
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回报问题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是不变的[28],但仇童伟等[29]则认为传统农业卷入分工经济后,显著提高了农业规模报酬。王嫚嫚等[30]却发现,部分研究显示粮食生产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因此,选择更为一般的规模报酬(general returns to scale,GRS)开展分析。在GRS情形下,可以控制规模报酬回报率在某个区间范围内,更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笔者参照COOPER等[31]的建议,将范围设定为L=0.8、U=1.2。
对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者的比例也是模型应该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非期望产出是伴随着期望产出产生的,通常假定为两者同比例增减。COOPER等[31]的实证研究表明,比例不同只会造成在前沿面上的投影变化,而最终的结果排序不受影响。王宝义等[13]的研究表明,不同比例下计算结果的大小和趋势基本相同。因此该研究确定两者的比例为1∶1。
综上,该研究选择基于一般规模报酬的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其中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比例为1∶1。
Kernel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的密度制图方法,通过连续的密度曲线刻画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随机变量x的Kernel 密度估计方程为
(3)
(4)
带宽决定了核密度函数的平滑程度,带宽越大,方差越小,估计的偏差越大。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带宽,该研究采用下式决定带宽。
(5)
(6)
式(5)~(6)中,σ为方差;span为四分位的跨度。
探索性空间分析是一种针对空间数据的数量分析方法,主要用来描述空间分布、识别空间离群点、判断空间管理模式等,空间自相关是其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通常分为全域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前者描述某个变量在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分布模式,反映的是空间依赖性,后者描述某个变量在整个研究区域内与邻近单元的相关程度,反映的是空间异质性。笔者主要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使用全域自相关进行分析。Moran′sI是应用最广泛的空间自相关统计量,公式为
(7)
(8)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是基于随机过程理论,通过构造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分析事件发展变化特征。农业绿色TFP从t期到t+1期状态的转移概率为
Pij=nij/ni,
(9)
(10)
式(9)~(10)中,P为转移概率;X为农业绿色TFP;nij为在该时间区间内从状态i变为状态j的次数;ni为初始状态j出现的总次数。
将农业绿色TFP分为高、中、低3类,即3种状态,由此可以构造3×3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将“空间滞后”的概念引入传统马尔科夫链,构造空间马尔科夫链,以此考察空间因素对状态转移概率的影响。某地区的空间滞后类型取决于农业绿色TFP初始空间滞后算子。空间滞后算子是指该地区周围邻居观察值的空间加权。对于地区i,空间滞后算子(L)的计算公式为
(11)
式(11)中,xi为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对应元素。对于空间权重矩阵,此处采用地理邻接0-1矩阵。
将空间滞后类型分为高、中、低3类,将传统马尔科夫链3×3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分解为3个3×3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通过比较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对应概率,可以分析邻接地区对当地农业绿色TFP状态转移的影响。
以2004—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份为研究范围,黄河上游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游包括陕西和山西,下游包括河南和山东。笔者的研究对象是狭义农业,即种植业。该研究在借鉴并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指标体系,并在部分指标数据的衡量上有所创新(表2)。
表2 农业绿色TFP测算指标体系
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土地等,涵盖了现有研究中不同指标体系的投入指标,同时还包含了多数研究忽略的能源和资本2类投入要素。在指标数据上,个别指标因没有细化到种植业层次,采用相应的总量乘以种植业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衡量。期望产出是种植业总产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非期望产出有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2类。对于农业碳排放,现有研究多根据化肥、农药等使用量进行推算,容易造成对碳排放的低估。该研究借鉴SHAN等[32]的方法,采用IPCC分部门排放核算方法计算农业部门的碳排放数据,公式为
(12)
式(12)中,C为碳排放量,百万t;s为部门;v为能源种类;E为能源消费量,需折算成万t标准煤;VNC为能源低位发热量,亿J·t-1;CCE为碳排放系数,t·万亿J-1;FCO为碳氧化因子,一般取100%。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各省的统计年鉴作为补充。其他各变量参考IPCC提供的系数和GB/T 2589—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由于种植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因此面源污染主要包括总氮和总磷[33]。总氮的核算方式为农业氮肥和复合肥中含氮量之和乘以氮肥流失率;总磷的核算方式为农业磷肥和复合肥中含磷量之和乘以磷肥流失率;复合肥中的含氮(磷)量参考陈同斌等[34]的研究,均取值15%。氮肥流失率和磷肥流失率则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数值参考赖斯芸[35]的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2004—2017年黄河流域整体农业绿色TFP先下降后回升,但仍未恢复至最初水平,因此整体农业绿色TFP略有下降。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TFP具有分化现象,下游地区先下降后回升,波动幅度较大且同样未回升到初始水平。上游地区整体上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中游地区在2005年下降较明显,之后一直小幅波动至2013年,在2014年出现较大的提升,在2017年略微超过了2004年。中游地区在2005和2014年分别出现了跳跃式下降和回升,这区别于其他游段,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要是由于山西省出现了明显变化,且中游样本少,导致中游整体波动较大。对比3个游段的农业绿色TFP可知,下游的效率值一直最高,2010年前上游的农业绿色TFP水平高于中游,但在2014年后中游实现了反超。不同游段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
图1 黄河流域及其上、中、下游农业绿色TFP变化趋势Fig.1 The changing trend of agricultural green TFP in Yellow River Basin
在研究时段内,农业绿色TFP的变化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是2004—2008年,农业绿色TFP整体处于下滑态势,中游和上游地区下降比较明显,下游地区则先大幅下降继而开始回升,在2008年又出现较大降幅;第2阶段是2009—2013年,这段时间整体农业绿色TFP比较平稳,呈小幅上下波动,下游地区则在波动中下降且降幅比较明显。第3阶段是2014—2017年,这段时间整体农业绿色TFP出现了稳步回升,中游上升最明显,其他游段也出现了明显提高,但仍低于2004年水平。
具体到每个省份来看,多数测算结果都保持比较稳定的态势,但也出现了个别极值,少数省份效率值差别过大,与现有研究存在差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该研究的测算指标体系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农业面源污染,与现有的一些研究只包括一种非期望产出不同,笔者通过测算不包含农业面源污染的农业绿色TFP发现,并未出现上述问题;第二,传统的单阶段DEA方法受到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影响;第三,DEA对异常值比较敏感,测算结果还与研究对象、时间范围、研究尺度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上游省份中的四川、甘肃和内蒙古农业绿色TFP比较低,而同处上游的宁夏和青海农业绿色TFP较高,且宁夏在黄河流域省份中农业绿色TFP最高,可见上游地区农业绿色TFP内部差异较大。从中游往下,农业绿色TFP逐渐升高。从图中的分布可知,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分布极不均匀,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
图2 黄河流域各省份农业绿色TFP对比Fig.2 Comparis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TFP of different provinces in Yellow River Basin
黄河流域各省份农业结构差异较大,西部省份农业中畜牧业占比高,而东部则以种植业为主,因此进一步将黄河流域分为牧区省份和农区省份,分析两者在绿色TFP方面的差异。当该省份畜牧业占农业比值超过30%时,则认为其为牧区省份。牧区省份包括青海、四川、宁夏、内蒙古和山西,其余为农区省份。可以看出,牧区省份均位于中西部。由图3可见,2类地区农业绿色TFP在研究时段内表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变化趋势;农区的农业绿色TFP一直高于牧区,但从2013年开始两者的差距明显缩小。进一步分析发现,牧区省份内部的农业绿色TFP差距明显大于农区省份,图4展示了农区和牧区农业绿色TFP的方差和极差(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变化,可以看出牧区的内部分化和差异明显大于农区。
图3 黄河流域农区与牧区农业绿色TFP变化趋势
图4 黄河流域农区与牧区农业绿色TFP的方差与极差变化趋势Fig.4 The variance and range trend of agricultural green TFP of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areas in Yellow River Basin
为了探索黄河流域省份农业绿色TFP的空间相关性,基于地理邻接0-1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计算全局Moran′sI值,结果见表3。从结果来看,Moran′sI值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多数年份下为负,若干年份在邻接矩阵下为正。从Moran′sI值的变化趋势来看,2种矩阵下指数的变化一致。以上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以分散态势为主,空间效应较弱,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整体的变化趋势也不稳定,说明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在空间协作上没有连贯性,缺乏整体性和一体化思维。与长江经济带相比,黄河流域的整体通航能力较弱,同时由于黄河河道呈“几”字型,客观上导致黄河流域各省份之间的空间关联较弱。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流域内各省份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在空间上的分散对于整个流域的绿色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表3 Moran′s I值测算结果
采用Kernel 密度估计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的动态演进情况,部分代表年份的变化见图5。从分布位置上看,2004、2016和2017年呈明显的双峰分布,这种分布形态下农业绿色TFP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2004年主峰位于右侧,即农业绿色TFP较高的省份居多;2016年主峰位于左侧,主峰高度增高,同时次锋向左偏移,峰的宽带变小;2017年则没有明显的主峰,2个波峰高度和宽带比较接近。2005—2015年分布形态稳定,为单峰分布,主峰位于左侧。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表明这期间农业绿色TFP较低,但有个别省份农业绿色TFP水平较高,从而拖长了曲线分布,也表明农业绿色TFP存在极化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2005—2015年间,主峰高度先上升后下降,而宽带表现为逐渐扩大。双峰分布意味着高水平TFP和低水平TFP集聚现象并存,而单峰则表现为低水平集聚。从2004—2017年的整体变化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经历了双峰—单峰—双峰的变化,极化趋势呈现出两极化—单极化—两极化的变化,而整个阶段的地区差异一直存在。
为了方便展示,仅列出部分代表年份。
通过求解马尔科夫链转移矩阵考察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的时空变化情况。根据农业绿色TFP的整体分布情况,将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划分为低、中、高3个类型,2个分界点分别是0.25和0.75,3个类型分别用1、2、3进行表示。将研究区间划分为2004—2010年和2011—2017年2个时间段进行考察。传统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如表4所示,矩阵中的数字为发生转换的概率。如在2004—2010年间的矩阵中,第1列第1行即表示在t期处于低水平的省份有87.5%的转换没有发生类型变化,而有12.5%的概率是从低水平向上转移为中等水平,没有低水平状态直接上升为高水平状态。据此分析可知,2004—2010年间,农业绿色TFP处在中等水平的省份,有12.5%的概率向下转移至低水平状态,18.75%的概率向上转移至高水平状态,而更多的是同状态转移(68.75%),即仍保留在中等水平。农业绿色TFP处在高水平的省份,有71.43%的概率仍保持在高水平,有28.57%的概率会向下转移为中等水平。2011—2017年间,概率转移矩阵发生了变化。低水平的省份向上转移为中等水平的概率下降(4.76%),更多的会保留在低水平(95.23%),仍没有省份直接从低水平跨越至高水平。对于中等水平省份来说,在该区间没有发生向下转移,向上转移至高水平的概率下降至14.29%,但保留在中等水平的概率提高至85.71%。高水平省份不再发生向下转移,而是全部保留在了高水平状态。对角线上的概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概率,这表明存在“俱乐部收敛”,即同一状态水平的省份具有趋同态势。综合来看,低水平状态向上转移的概率在下降,且较难直接跨越至高水平;而高水平状态向下转移的概率变小,且一般不会降为低水平;中等水平省份会发生向上或向下转移,但向下的概率不断降低。
表4 传统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矩阵
为了克服传统马尔科夫链转移矩阵缺乏空间因素的缺陷,在传统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矩阵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权重矩阵。以各地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算子将黄河流域省份划分为邻近低、中、高水平3类,分别用Ⅰ、Ⅱ、Ⅲ表示。由表5可知,第一,空间格局对于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比空间与传统2类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矩阵,发现概率发生了变化,且不同空间类型的变化也不尽相同。第二,在邻接类型Ⅰ下,即邻接地区为低水平,2004—2010年间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类型均保持不变,而高水平向下转移为中等水平的概率为40%,保持高水平的概率为60%,与传统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矩阵相比,向上转移和保持高水平的概率都明显下降。与此相反的是,当邻接类型为Ⅲ时,低水平能够向上跃升为高水平(2.5%),而中等水平向上迁移和高水平向下迁移的概率都出现下降,2011—2017年的结果也表现出以上特征。第三,空间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表现出的“效率锁定”现象为“俱乐部收敛”提供了空间解释。“效率锁定”现象指邻接地区为低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下降;而邻接地区为高水平时,向下转移的概率也下降。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表现出高低各自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表5 空间马尔科夫链概率转移矩阵
以2004—2017年黄河流域省份为研究对象测算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动态演进进行研究。在总结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农业绿色TFP测算指标体系,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Kernel 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概率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的空间格局和动态演进规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整体上并不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上、中、下游具有明显差异。2004—2017年变化趋势整体上为略微下降,在此过程中上下波动起伏,各省份间差异较大。第二,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经历了双峰—单峰—双峰的变化趋势,极化趋势呈现两极化—单极化—两极化的变化。从这种变化来看,黄河流域的农业绿色TFP并不稳定,没有形成比较明显和稳定的发展态势。第三,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处于空间分化状态,整体的空间关联性较弱,没有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结合马尔科夫链分析可知,高水平和低水平农业绿色TFP地区各自集聚,从而使空间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俱乐部收敛”。第四,由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可知,低水平地区较难跃升为高水平地区,而保持不变的概率较大。在空间滞后的作用下,“效率锁定”现象明显,即邻接地区为低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下降;而邻接地区为高水平时更容易保持在高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具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整体效率偏低。黄河流域在整体农业绿色TFP约为0.433,属于较低水平。从投入-产出体系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农业投入多,而农业产出多的同时非期望产出也在增大。第二,地区差异明显。黄河流域跨东、中、西三大板块,流经我国三大阶梯。各省份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环境气候等不尽相同,各地农业种植结构、技术水平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了农业绿色TFP的地区差异。地区差异明显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状态,从而抑制了整体效率的提升。第三,空间关联偏弱。黄河流域整体的通航能力较弱,虽然各省份都依黄河而兴农业,但彼此的关联却不紧密,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农业空间布局。
第一,着力提升农业绿色TFP。从投入-产出体系角度看,加大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会同时带来农业污染。因此,应加强落实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改进施肥方式,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不合理投入。大力推广新型农药,提升装备水平,加快转变病虫害防控方式,实现农药减量控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时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结合种业振兴方案,提高农作物育种质量,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应树立黄河流域整体性思维,协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一方面,黄河流域农业绿色TFP本身具有较大提升空间,省际差异较大,空间分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空间分布格局对农业绿色TFP的动态演化具有重要影响。黄河流域各省份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较差,应运用整体性思维,打破行政壁垒,推动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农业在黄河流域省份占比相对较高,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因此在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上,要应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系统规划农业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污染监测监管,种养结合,发展循环绿色农业。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期目标,农业领域应提前做好谋划。
第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化“空间差异”为合理梯度,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根据各省份的地理、气候、要素禀赋等因素,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农业绿色发展规划,避免“一刀切”思维。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特点制定农业绿色发展方案。对于农业绿色TFP较高的省份,可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发展高值、特色农业,探索农业多元经营。对于农业TFP较低的省份,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农业产出上,加强农业污染治理,促进农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可以利用黄河流域的空间差异,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空间分工,形成各地区联合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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