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独家专访 □记者常江 文/摄
刘一达让京味有味儿的达人
■独家专访 □记者常江 文/摄
著名京味儿作家刘一达,在今年闰六月的大热天里,也润出来了一系列的好事儿,虽然他忙得四脖子汗流,可是他却乐在其中。在本期的采访中揭秘了刘一达传奇的经历:他年幼遭遇横祸,与亲人阴阳两隔;16岁去虐心烧炭,有心迷上京味儿;当记者冒险去卧底,遭歹人报复;执着文学创作,放弃仕途和分房;为夙愿卧薪尝胆,修成正果……本期还在36版连载刘一达新出版的“非遗”大作《北京话》。在47年的创作生活中,这位高产的京味儿作家出版了60多部书,他不畏辛劳地“爬格子”、四处奔波推广京味文化,还要成立“京味文化博物馆”,这位京味达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京味更有味儿。
刘一达的新作《北京话》日前光鲜问世,为此,他又捧回了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目前,北京人艺的戏骨们正在首都剧场上演他的京味儿话剧《玩家》的二轮,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本刊记者闻讯前去采访时,看到在二轮首演和剧本《玩家》的首发式上,来买票的、买书的、要签名的热心观众和读者把首都剧场的前大厅堵得水泄不通。刘一达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主演冯远征现场签名售书,有热心读者一下买了十多本,让编剧和此书的插图画家杨信先生签名,杨信老师非常热情和有耐心,给每位购书人在书的扉页上画京味儿小画儿,编剧刘一达则给新书盖上新刻的印章“一达新作”。这本书非常受欢迎,活动现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带来500本书,全部售之一空。刘一达告诉记者:“有几位观众是特意从法国来的,还有一位是专程从德国赶来北京看人艺话剧《玩家》的。我问他们怎么买的票,他们说早在半月前就在网上抢到票了!这个抢字让我吃惊。他们说不抢就没了,从法国和德国专程打飞的到北京看戏,这得花多少钱呀?他们说,自己是北京人,从小就看北京人艺的京味儿戏,《玩家》是北京人艺近年京味儿戏的力作,不看会遗憾,所以花多少钱也觉得值。从他们的装束看,他们不像特别有钱的人。不远万里来看戏,这种热爱的程度,真让我感动。”
本想完成此次的封面人物专访,无奈,刘一达实在是没时间接受采访,记者没辙,对这位老朋友说:“老兄,你何时能接见我一会儿?”刘一达皱着眉头说:“我渴得嗓子直冒烟儿都不敢喝水,就是因为没时间上则所,咱们还是约在我家里采访吧,这次我一定腾出时间来好好聊聊。”之前,记者已经约过刘一达采访,因为他要安静地写书,所以把自己关在远离京城的长白山一个月,采访只好一推再推,这次终于完成了本期的专访。
荣获“非遗”牌匾
记者采访刘一达用蒲扇降温
刘一达和“人艺”导演任鸣
刘一达为书迷们签字留念
喜爱《玩家》的剧迷和书迷云集现场
刘一达的家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当初他在这么远的地方买房就是因为这边比城里安静,方便写作。虽然上班很辛苦,但是刘一达的心里只有写作。他说:“旁人觉得‘爬格子最辛苦’,我却很享受写作的过程。”记者前往回龙观刘一达的家采访,要开车60多公里的路程,面对记者的“抱怨”,刘一达还是用京味儿的幽默回答:“你就当自驾游了,聊完了还管饭。”
刘一达的家住在一栋不高的楼房顶层,是个复式结构,他写东西就在最上面的阁楼里,也是他们家最热的地方,记者上到阁楼,身上立马大汗淋漓,就像进了大蒸笼似的,此时才理解了刘一达为何光着膀子、肩上搭着擦汗的毛巾写作。刘一达看记者拿出相机要抓拍他的工作镜头,就连忙说道:“等我去穿件衣服再拍吧,这样太不雅了。”记者问他:“为何不开空调?”他依然幽默地说:“响应政府号召,把空调提高一度,我是党员,干脆就不开空调了。”其实,刘一达是因为常年写作,身体不太好,医生告诫他,最好不要吹空调。记者看到阁楼上除了摆满了书籍外,在楼梯旁还有一副哑铃,就问道:“你这个高产的写书能手,已经出版了60多部书了,现在为了传承京味儿的伟大理想,开始锻炼身体啦?”刘一达说:“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平时也没什么爱好,锻炼只限于在院子里遛弯儿,这副哑铃是我儿子回家健身用的。我的‘高产’要归功于‘热效应’,赶紧写完,好下去凉快。”
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刘一达用了自己前半生的时间搜集地道的北京土话。书稿案头,日常记录土话的小本有几十个。刘一达说,“这本书不是北京话词典,不是学术专著,是自己研究四十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由衷热爱北京话之感悟。”他告诉记者:“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现在说老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抢救,‘北京话’可能不会多久就可能消失了。”
刘一达笔下的《北京话》,以介绍北京文化为切入点,写的是北京话,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变迁,用叙事的方式带读者逛逛什么是地道的北京城。刘一达首先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说明了阅读的重要性。他说:“《北京话》这本书特设了收听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收听,所以,这本书集合了阅读、收听、收藏和馈赠四大功能。其实,有关北京话的书也不少,但都是对土话的注解。我觉得,只是注解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下了这么大力量做考察、做研究,才写这本与众不同的书,独辟蹊径对北京土话的探源、发展和北京话的特点、应用等方面做了全面梳理,并且邀请到年过九旬的著名漫画家李滨声老先生绘图,增加了本书的阅读感和收藏的价值。”
刘一达写的《北京话》,是对北京土话的起源、发展和形成过程、特点、各个城区的土话区别、现在土话状况、土话与普通话、流行语、网络语言等做了全面的介绍,是目前为止比较详尽和系统介绍北京土话的专著。刘一达为了整部书的质量和阅读感,还专门邀请到了年已九旬的著名漫画家李滨声老师,为《北京话》配画了40多幅插图,真是难能可贵。配上了李滨声的漫画,使这本书图文并茂,再加上装帧精美、设计讲究,记者抓在手里一本不舍得放下。刘一达说:“你这次远道儿来自驾游,我一定全心全意服务好。”说着,他拿着书走到书案前,取出他刚刻的京味儿新章“有面儿”,在书的首页上,非常认真地签字盖章。记者看到刘一达写得一笔漂亮的书法赞叹道:“一达兄,这字写得更见功力了,是不是偷着练啦。”刘一达苦笑道:“哪有时间练字啊,再说,现在我写书都是用电脑打字,从开始的‘一指禅’到现在的‘二指禅’,我虽然已经有进步了,可还是不如以前用笔写得快。”
记者看到《北京话》这本书封面写着:京味作家刘一达凝聚四十年的心血,透彻解读北京话。这虽然只是一句封面的广告语,可是能看出刘一达多年提炼主题的能力。刘一达说:“要说写作《北京话》的过程,那可不止40年,准确的说应该是47年。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就分配到原西郊养鸭场,后改为北京木制品加工厂,因‘文革’期间,家长受到冲击,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当时俗称的有‘渣儿’,就被分配到木炭车间,和自己一起的带‘渣儿’老师傅学徒,平时和这些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师傅们在一起工作,干活儿又苦又累,但是,在休息的时候和老师傅们聊天还是挺长学问的,聊起来都是老北京的那些事儿。那个时候接触到的都是五行八作的人,他们聊天中说的都是北京土话,有些北京土话是有音没字的,特别是象声词,很多不懂和咬不准的字我都给记下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积累,不是这本书写了47年,而是积累了47年才写成了这本书。”
刘一达积累了47年的北京土话,才让我们看到了《北京话》这本书,其中的苦心和坚持不懈的态度令记者佩服。这本书的出版会让我们认识、了解北京话的趣味和历史,也会传承和带动年轻的一代了解北京话的文化和渊源。
京味儿达人刘一达,是当今文坛的畅销书作家,退休之前在《北京晚报》时就是位著名的记者,曾荣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报刊之星”称号。他从1980年就开始了京味儿系列的文学创作,到目前为止,他写作完成的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就达60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各类新闻奖、征文奖和文学作品奖50多项。
刘一达的创作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也深受广大的读者喜爱。他出版的每本书都在市场很畅销,他的作品《人虫儿》、《百年德性》、《胡同根儿》、《门脸儿》等还多次再版。其中,他写的《人虫儿》、《故都子民》等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玩家》是刘一达今年3月份推出的京味儿力作,由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并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由刘一达本人改编成话剧,从8月25日至9月9日在首都剧场演出14场。这部话剧云集了冯远征、闫锐、梁丹妮、王刚、丛林、孙星、张福元等一大批北京人艺的戏骨级演员,虽然已经是第二轮演出,还是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刘一达写的书,读者喜欢而热销;改编的电视剧,观众喜欢有收视率;改编的话剧,剧迷们喜欢而一票难求。对此,记者问刘一达:“所谓‘众口难调’,能满足大众的口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神奇,但是,众人的口味还要调的。我不能像有些作家只管写书,不管受众,只要书出版了,哪怕就堆在那没人看,也算是出版了。文化一定要服务于大众,只管写,不管看,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你在构思、创作之前,就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和老百姓交朋友,知道他们所想、所为,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东西。这可能和我做记者的职业有关,我在《北京晚报》做记者很多年,是晚报‘广角’专版主持人。当时,报纸要每天出,需要采写的工作量特别大,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疯跑,北京的胡同、大杂院、居民区、街道、农村……我几乎都跑遍了。后来,为了跑动的效率,我还攒钱,买了辆摩托车,增大了我的采访距离。”刘一达47年坚持不懈地跑动、创作、写文章、出书……可谓是马不停蹄,记者问他:“这么辛苦为什么?”他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让京味有味儿。”
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曾担任版面“经济广角”栏目的编辑,那时会经常看到他的大作。只要他的文章在报上一发表,经常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也屡次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表扬。这其中包含了刘一达对社会现象深层次的调查、采访和思索,同时不难看出刘一达在每篇文章背后所付出的辛劳。他当时为了写《“沾毛”伸向铁路的黑手》的报道,还专门剃光了头,穿上破旧大衣,化装成“沾毛”,深入到这些人当中“卧底”,采访到第一手的真实素材,并且发表在晚报上,使得这些不法分子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后来,那些不法之徒还到报社找刘一达寻衅报复。刘一达说:“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有正义感的记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敢于赴险与不法分子交锋,敢于写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文章为正义说话。”
刘一达在晚报时曾写过很多发生在百姓中间普普通通的人和事。比如《京城影楼透视》、《“面的”拒载探源》、《京城歌厅“三陪”现象调查》等一些社会影响极大的署名文章都出自他的笔下,每篇文章见报后都让人无不惊叹。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他有“胡同记者”的绰号,这说明了刘一达扎根于百姓这片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他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和老百姓现实生活状态的社会特写和纪实文学,都产生了极好的反馈。他写的“北京眼”系列是一部能展示他写作风格、具有现实意义的力作,系列分为《皇天后土》、《凭市临风)、《苍生凡境》3部。《皇天后土》以大量的逸闻掌故和对老北京人的采访实录,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和现代京城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北京人从小胡同、四合院里的“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到住宅楼群中“老死不相往来”的生相市井;《凭市临风》以写真的手法描绘了老北京买卖商铺的经营状态和现今北京的商海转换、时尚潮流,生动地再现了京城五行八作的历史变迁及现代化大都市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写实;《苍生凡境》则描写的是世纪末芸芸众生纷繁复杂的心态……
一个具有敏锐嗅觉的作家,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刘一达看到了网络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看到了“虚拟空间”的弊病。他写的《网上绝唱》一书,在封面上写着这样的提示:“国内第一部反映网络世界与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国内第一部进入网络讨论的文学作品”。他在冰冷的计算机和网络世界中看到了人的情感,又用他作家独有的视角,有血有肉地去反映人与计算机、网络世界的纠葛和生活。刘一达依然可以用他“市井百态”的写法,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曲折和甜蜜的交织。刘一达说:“要想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就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所淘汰,真实地反映出每个历史阶段所存在的故事,就像老北京城不断会有令人可惜的东西消失,可是,同时又会有更现代、更便利的高科技的东西出现,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必然规律,我们就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真实地描写出百姓的生活。”
刘一达47年间,始终执着于京味文学创作,在他几十部京味小说中塑造了上千个各具性格特点的小人物形象,让读者在生活细微之处中看到了市井民趣和时代发展中各色人物的矛盾交织,进而在京城百姓心中打造出一条延绵不绝的京味儿文学风景线,成为了文坛一景。
有人说,作家应有代表自己身份的“地盘儿”,这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像“京味小说”的开创者老舍先生。当然,如果将不同时代的作家并列观之,“地盘”也有大小,深与广度也会不同。这方面,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可以说是秉承了现代名家辈出的京味文学之精华,又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京味文化的脉络风格。
刘一达的作品伴随着京城的变化而成长,喜爱他作品的粉丝涵盖各个年龄段。有真实趣闻为证:北京电视台知名“京味文化”主持人阿龙曾在高考备考阶段还痴迷于刘一达的作品,挨了父亲的揍;崔永元则是在大学时代,每礼拜都追着《北京晚报》上刘一达的京味报道专栏看;本刊记者也是如此,后来才和刘一达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刘一达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令人感慨其创作素材积累之丰富,创作激情之不衰。同时也让喜欢他的京味儿文学作品的人们感到了“京味儿悠长”的乐趣。刘一达深深地热爱着他坚守的这块“地盘儿”,在自己生活了60年的这座城市里,他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热爱自己熟悉的京味儿,热爱为京味文化推波助澜的朋友们。为此,他能经受住时间的磨砺和常年写作的孤独,他始终相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文学”这个词,在刘一达那一代人心中永远是神圣的,也是刘一达年轻时生活的最大慰藉和指路的明灯。刘一达说:“我属于被‘文革’毁了的那一代人,没能系统地上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和‘作家’是令我仰慕的词汇,我有着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文学情结。”其实,刘一达的文学之路走得也是充满坎坷。他说:“我的人生有着刻骨铭心的六个字:‘不幸、苦难、热爱’。我六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以致后来被判刑,发配到东北,很长时间与父亲失了联系。灾难接踵而至,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赶上了‘文革’,我的外公因为喜爱藏书倒了霉,两次被红卫兵抄家,上万册珍贵的古书籍被装满了三大卡车,被拉走烧了三天三夜,老爷子为此气绝身亡。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背着‘黑五类’的罪名,靠当临时工挣钱,凄惨度日。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穿着永远带着补丁的衣服,忍饥挨饿是常事。母亲十分要强,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看到街坊家刚蒸的包子,忍不住要了两个,被母亲知道,狠狠地打了一顿。”
饿,对刘一达来说还不是最难受的,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社会的冷眼,“右派”的儿子处处受歧视。他说:“我属于‘70届’。1970年夏天,应届毕业生开始分配,但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没有单位肯接收,虽然我的班主任老师考虑到我的家里生活困难,凡有单位招工都极力推荐,还是无济于事。直到年底,北京二商局来到学校招人,听天由命的我和其他9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同学,才被分到了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的木制品厂。那年,我还不到16岁。进了工厂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这活儿又脏、又累,烧木炭的粉末飘得到处都是,干一天活儿除了扛麻包浑身臭汗外,烧木炭的粉末让你喘不上来气,沾在身上脸上,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吐出的痰全是黑的。当时分到我们这个车间的有三个青年人,另外两个干了不到一年就受不了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没有其他出路,那会儿我想的很简单,自己出身不好,干苦活、累活儿是应该的。”
刘一达现在回忆说:“我从不到16岁就学会了吃苦耐劳,即便是能走也舍不得离开车间里的那些师傅们,他们都是老北京,有古玩商,有天桥卖艺的,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有拉洋车的,有犯了‘错误’的各色人等,总之,多属于老北京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炭窑装满点火后,有几个小时的备料时间,活儿相对比较轻省,这时候,师傅们就凑在一起开始聊天,聊的都是老北京的逸闻掌故。师傅们风趣幽默,就像说相声和评书,让人听得好不过瘾,也感到很新奇。从那时开始,我就有心等每天听师傅们聊完,就把这些有价值的故事和土话记在本子上,几年下来,我的笔记本就有好几大摞,这为我日后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素材。”
当然,光靠烧炭和积累能走上文学之路,肯定是不行的。刘一达之所以能成为有成就的作家,主要还是靠他始终如一的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和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刘一达说:“自己的真正老师是那些经典文学名著。在工厂烧炭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书为伴,看书学习经常是通宵。工作很辛苦,也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愉悦和平静。影响我最大的是‘三本半’书:一本是高尔基的《童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另外还有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因为缺了好多页,所以只能算半本。”
《童年》中,高尔基的人生轨迹跟刘一达的童年有相近的地方,而且高尔基从小也是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完全靠自学,最后成为了伟大的作家。所以,他从高尔基的《童年》中,找到了自己走文学之路的目标。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至今,刘一达还能背得上来其中经典的段落。他说:“《复活》这本书的伟大之处,是写出了人性的光辉。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受侮辱之后,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一直救赎、忏悔地想拯救玛丝洛娃,这是他心灵的忏悔。我从这部经典名著里,感觉到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写出了人性,而不光是写故事。这让我懂得了一个作家要表现的灵魂是什么。”
刘一达告诉记者,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影响的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他写的《包法利夫人》让刘一达明白了该如何进行创作。福楼拜是莫泊桑的老师,文学创作以严谨著称,一生的作品屈指可数,其中《包法利夫人》写了15年。刘一达至今信守福楼拜的名言: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名词能准确表达;一个动作,只有一个动词能准确说明;描写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准确形容。而作家的职责,就是找到这几个词。从福楼拜身上,刘一达懂得了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要在写作中,能找到那个最准确的用词。
刘一达说:“我的文学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名著。那时候没有大学,只能靠自学。不光我一个人以名著为老师,所有的文学青年都以名著为老师。当时我是个书痴,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买书了。现在回想起来,四十多年我能坚守文学创作,就是因为这些名著对于我的思想启迪、文学创作启迪,让我锲而不舍,坚持走到现在。”
在木炭车间烧木炭一干就是4年的刘一达,因为踏实肯干,1974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他作为“学习张思德,为革命烧木炭”的先进典型,在北京市团代会上,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作报告。由此,他的人生也迎来转机。
因为刘一达有文才,是厂里的“笔杆子”,当时领导准备把他调到厂部专职搞宣传,但刘一达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离开烧炭的工作,他依然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刘一达记忆犹新地说:“那时我刚满20岁就荣幸地参加了‘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班’,我在创作班学习期间,写出了自己第一部正式的作品——五幕话剧《闯路人》。这部话剧写的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可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创作很受局限,后来,我写的这部作品被改成了《火红的战旗》,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让我兴奋不已,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着觉。”打那儿以后,刘一达更加认定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为下一个人生目标而努力。
刘一达的经历可谓是复杂多变,他在当时的北京土产公司职工学校当过教师和副校长;而后又被抽调到国家商业部,编写《商品知识大全》;1983年,他又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商贸部,参与编写《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规范》。他说:“我被调动了这么多的单位,从事的文字工作和我所追求的文学创作毫不搭界,但我想,只要能写东西,就是自己练笔的机会。后来我终于练成了多面手,不管是写什么文体都能信手拈来。当时我也有个想法,只要能长期接触不同的层面,就会充实自己,一则可以积累各方面的素材,二则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价值要比单纯搞文学创作收获要大得多。”
1984年,刘一达被调到了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正因为他有之前的积累,在写作上也是大有长进,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统战部工作,刘一达真是如鱼得水,统战的工作要接触很多的知名人士,这为他的写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挤出来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采写了许多人物专访和报告文学,其中包括王光英、雷洁琼、赵朴初、冰心、费孝通、严济慈、廖沫沙、溥杰、班禅等。刘一达不但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而且还通过和这些名人的交谈采访,使他的采写能力和知名度有了更大的提升。
凭着刘一达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工作的能力,如果他一直在机关里工作,会有不错的仕途,可搞文学创作一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向往,他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天实现自己的夙愿。1991年,他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年,正赶上《北京晚报》扩版,增加了“社会特写”这个板块,每周一期的社会热点问题的长篇报道,使报社的记者为之犯难。报社的一位领导知道刘一达擅长写这方面的文章,就找到他,请他出山。当时刘一达在统战部的工作业绩突出,已经被列入干部的后备人选,可他得知有这样一个从事职业记者的机会,他毅然决定改行当了记者。当报社组织部门告诉刘一达,从市委到报社,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以前的正科级和公务员待遇将一笔勾销,并且没有职称、没有分房机会等等。刘一达对此付之一笑说:“什么事都有舍才有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能从事我喜欢的工作,这就够了,什么职称待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刘一达一到《北京晚报》,就负责“社会特写”专版。每周都要采写五千多字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纪实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实习、缓冲的时间,直接挑大梁。由于当时的《北京晚报》影响很大,很快他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记者。因为他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内幕,所以经常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威胁,但他毫不畏惧。为此,《南方周末》还曾在一版报道了《敢玩命的记者刘一达》。
由于刘一达的采访深入细致,写出了许多篇出彩的新闻报道,在报社工作刚三年的他就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和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的称号。刘一达说:“我在《北京晚报》工作的24年里,先后主持过‘社会特写’、‘经济广角’、‘广角’、‘收藏’、‘新食府’、‘京味报道’等专版。我都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报道文章,就感觉从来没有哪天闲着过。”
那时候喜欢看《北京晚报》的读者都会对他写的整版社会纪实文章,喜爱有加,赢得粉丝无数。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对刘一达的作品评价道:“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记者,目光敏锐,视角独特,采写中更是勤奋、机智和紧紧追踪不舍。他敢涉足许多人想都没想到的领域。看过他特写的朋友,都会被他的文章所吸引,他领着你面对大千世界,和你一起思索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和性格奥秘。这就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喜欢他的文章的原因。”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当年正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也是刘一达纪实报道的忠实读者。多少年后,刘一达与他们见面时,他们还对刘一达的文章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刘一达在纪实报道的采写中,为了深入了解内幕,又不引起被采访人的注意和反感,练就了一套独特的采访本领,就是不拿采访本,全凭记忆,暗中调查,隐蔽、准确地获取第一手材料。后来,这种采访方式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研究课题。
刘一达采写的各具特点的小人物,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百姓社会生活的百态,很多文章在京城老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刘一达说:“这样玩儿命的写作是非常艰辛的,一天如果睡能上5个小时的觉都是一种奢望。人都有惰性,我跟刘恒先生交流过,他说每天一睁眼就要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我也一样。”
刘一达在当记者的那些年,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因为有些话题比较敏感,不适合以真人真事的纪实性文学进行写作,为此,他在进行新闻采访报道的同时,也开始了另辟蹊径的小说创作。
从1980年起,刘一达就热衷于研究北京文化,包括老北京的历史风物风情风貌,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采访一些老北京人,搜集整理和记录老北京的人文历史和风情掌故。他长期骑着自行车,深入北京的大小胡同采访,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京腔京韵的京味故事。人们对刘一达有个公认的称呼:“京味儿作家”。而刘一达却称呼自己是个“胡同串子”。正是他的努力和追求,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记者的同时,刘一达先后写出了70多万字的京味长篇小说《胡同根儿》(上下卷),60多万字的京味长篇小说《北京爷》(上下卷),以及“虫儿”系列、“京味儿系列”等几十部作品,使他走入创作的高产期。
几十年来,刘一达发表、出版的作品就有两千余万字,书籍近50册,包括:《故都子民》、《人虫儿》、《胡同根儿》(上下卷)、《百年德性》、《爷是大厨》、《北京爷》(上下卷)、《画虫儿》、《大酒缸》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坛根儿》、《门脸儿》、《大街面儿》、《皇天后土》、《苍生凡境》、《京城玩家》、《老铺底子》等三十多部纪实文学;《咂摸北京》、《网上绝唱》、《掌上日月》、《胡同味道》等七部散文随笔集以及话剧《玩家》等。其中有6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有4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仅2015年,他就有《北京老规矩》和《传世猫碗》两部作品问世。《北京老规矩》一书包括“起居”“会客”“出行”“交际”“称呼”等5个篇章,约200多条老规矩。刘一达运用娴熟的京味儿语言,把每条老规矩的来龙去脉和意义解释得详尽透彻。他说:“也算是一次尝试。书中说的是北京老规矩,实际上是借着老规矩的话题,聊聊北京文化、北京的人文地理、名人掌故、世态人情,均是信手拈来。”
京派文化大家邓友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一达的作品:“刘一达的作品之所以受关注,还在于他作品中的每一个小人物和普通家庭的沉浮与时代大背景紧紧相连,文中的每一个小人物都像是浮出广阔水面的一朵小花。他的成功不是靠在文字上取巧,或是耍点小聪明得来的,他是认认真真把京味文化当作一门学问来追求的。”
于2015年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传世猫碗》,也遵循着刘一达展现京味文化的思路创作。《传世猫碗》以御膳房于姓和彭姓两个御厨几代人的宿怨为伏笔,以大家闺秀白姥姥与老北京的“东城四少”彭三爷的旷世之恋为主线,以一个出土的成化斗彩小碗的迷踪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浓缩了北京城从民国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各种背景不同人物命运。刘一达说:“其实,《传世猫碗》不算采访,是积累素材和构思的过程,从动笔创作到最后一稿的完成,前后花了五年的时间,其中大约有两年是用来修改的。小说最初写了40多万字,最终完成稿只有20多万字,删掉了一半,那都是心血呀,但为了质量必须‘忍痛割爱’,仅小说的开头先后改了30多次。凡是我不熟悉的场景,就尽量不去写,凡是写出来的,都要有出处。北京文化在小说中并不是点缀,而是为故事情节服务的,虽然写的是小说,但我把北京文化自然地融进去,这样大家看了小说还能增长知识。”
刘一达的新作《北京话》,日前刚一问世就反响不俗,让他捧回了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此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京味儿作家刘一达凝聚四十年心血,透彻解读北京话。”开篇的卷首语他用“打开鼻子说亮话”做标题,让记者颇感新鲜。他解释道:“其实,‘凝聚四十年心血’不准确,应该是47年才对。至于‘打开鼻子说亮话’是北京土话,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意思,因为,北京土话经常是用鼻音一代而过,会使局外人听不明白,所以要‘打开鼻子说亮话’。《北京话》不是学术专著,所以我不玩深奥,更无卖弄学问之意,它只是我研究40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我由衷热爱北京话的感悟。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属于最接地气的那种。”
语言学是门枯燥的学问。刘一达说:“就语言写语言,读者肯定不爱看,所以我只好独辟蹊径:写的是北京话,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蹊径就是小路,让读者在这条小路散步就能欣赏到许多市井风情,也许就不觉得累了。要想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儿纯学术,我用的是随笔方式,让读者看这本书,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的感觉。”
《北京话》不是北京话词典,因此读者不必为有些北京土话没收进来而有所抱怨,虽然这是一部写北京话的书,但刘一达是实操北京话的作家,当然写出来的书与众不同。刘一达说:“写这本书凝聚了我半生心血,搜集北京话如同搞收藏,也让我上瘾。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而语言的严谨性,使写语言的书不能偷一点儿懒,来不得半点儿投机取巧,必须一丝不苟地面对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因为要对历史负责,每句话的马虎大意都可能误人子弟。所以,写这本书要比写其他书更费力。我本想再沉几年写此书的,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抢救和保护的‘非遗’项目。2016年,北京市教委还把北京话进校园作为一项基础教育工程,而同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又是《老腔》。何谓老腔?老北京话呀!所以,本书的出版当属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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