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马思聪当义工

我给马思聪当义工

1948年的春天，我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在杭州国立艺专西画系学习，我的老师是林风眠。

一天下午，林先生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去了以后，我看到室内除了林先生还有一对中年夫妇，林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马思聪先生和他的夫人王慕理女士，我的老朋友。”林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马思聪那时也在法国留学，虽然他们一个学画画，一个学音乐，但却一见如故，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我第一眼看到马先生，立刻心生敬意。虽然我在艺专学画画，可我在中学时就对西洋古典音乐非常喜爱，尤其是小提琴，熟知世界上许多小提琴大师，如海菲兹、爱尔曼、梅纽因等，听过他们的不少唱片。马先生我早就知道他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的夫人王慕理女士则是一位钢琴家。林先生对我说：“马先生夫妇从上海过来，前不久他们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开了一场独奏音乐会，演出了一个星期，现在来杭州，准备开一场三天的独奏音乐会，希望你能组织一些同学，帮助马先生把这次音乐会搞好。”我一听，立刻满口答应，并保证音乐会一定圆满成功。

杭州虽说是浙江省省会，可当时并没有一个专业的音乐演出场所，好剧场也很少，相比之下，我们艺专的大礼堂倒是比较合适。艺专当时在杭州外西湖平湖秋月边上，学校有两个学生自己组织的话剧社，每年都有对外演出。我记忆中演出过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等，颇受杭州市民的欢迎，在杭州很有一点名气。每次演出基本上都能满座。

于是，定了下来马先生的演出就在艺专大礼堂举行。我组织了十多个同学开始了筹备工作，如宣传、票务、前后台等。因为这些同学过去都搞过话剧演出，工作内容差不多的，干起来驾轻就熟，整个筹备工作一个星期内基本就全搞定了。

在此期间，我和马思聪先生也有比较多的接触，他是一位非常儒雅和蔼的人，和我们大家有说有笑，当时还有一位中年人每天来陪伴马先生说话，马先生介绍说他叫储安平，新闻工作者。有一天，我们都在孤山上一家茶室里谈天，马先生对我说：“请你到我住的地方跑一趟（马先生当时住在艺专对面的浙江大学分部友人处），我上午练琴后，琴弦忘记松了，你去帮我把琴弦松一下，好吗？”我听他说完，立刻就奔到了他的住处，看到了这把琴。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琴，而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我虽然不会拉小提琴，但对这把名琴早有耳闻，此时看见了，还亲手触摸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三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天天爆满，演出的节目除了一些世界著名小提琴独奏曲外，很多是马先生自己的作品，如《思乡曲》、《塞外舞曲》、《梦幻曲》、《F大调浪漫曲》等，让我这个马先生的粉丝大饱了耳福。音乐会结束后，马先生对我们为他做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感谢，他说他在上海演出了一个星期而在杭州只演了三天，但门票收入基本上和上海持平了。为了答谢我们，他还在外西湖著名的“楼外楼”饭店宴请了我们，并和我们全体合了影。

这件往事过去差不多快70年了，林风眠和马思聪两位艺术大师在“文革”中都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现在他们都已作古了，就连我们这些当年为马先生筹备演出的青年义工，大都也离开了人世。我自己也是耄耋老人了，每次想起这段往事，都令我感叹不已。

据《世纪》吴诒／文

（上接6版）杜韵硬是跟老师扯皮扯过了这场考试。

卡拉OK一代

在博士三年级的时候，杜韵来到纽约，因为“纽约什么都有，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选择去纽约，需要放弃哈佛的一部分补助，她很感谢父母当时对自己的支持，这包括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虽然从小他们管我管得严，不练琴就打。但尊重我是真的很尊重，一直支持我的决定。”

去年，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赴美演出《如影随形》，与杜韵因一场饭局相识，促成了两次合作。赖声川是懂音乐的人，他熟悉也理解青年音乐家常常在作品中透露出的矛盾和紧张，他说：“青年艺术家往往会很纠结，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必须通过所有过去的人留给自己的语汇，也就是音符。”赖声川在杜韵的作品中不仅听到了学术的一面，更有纯才华的一面和幽默感。“严肃面对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杜韵很严肃，但是也很轻盈，有许多自然的东西。”赖声川说。杜韵从幼儿园开始弹钢琴，接受的是学院派教育，但她觉得，更重要的影响是“我们是卡拉OK一代”。小时候听电台，都是内地和港台的音乐。高中时，她有了零花钱，开始在路边买打口碟，各种曲风不断地进入她的世界，她成了一个音乐杂食动物。杜韵一直将窦唯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音乐人。1997年，窦唯与王菲合作发布专辑《浮躁》，半张专辑都没有歌词。“无字音乐在现在看来已没什么，但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实验！它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不需要用歌词来解释，音乐已足够表达。”杜韵说。

实验性、对多样性的追求贯穿了杜韵迄今为止全部的创作。《天使之骨》就是一部实验性歌剧。它以先锋实验的姿态获得普利策奖评委的青睐，也震惊了重视学院派的美国古典乐圈。当下，杜韵关注的国内音乐人很多，独立音乐圈的杭盖乐队、莫西子诗，左小祖咒、陈粒等，还有选秀出身的华晨宇、苏运莹和吴莫愁等等。“什么好听听什么，无所谓是什么类型。”好听是个太过宽泛的概念，但“好听”也是杜韵最常用的形容词。什么衣服好看穿什么，什么杂志好看看什么，什么东西好吃吃什么，哪里好玩去哪里……她从不为自己设限，也不属于任何流派，她是一个开阔的杜韵。

爱管闲事，大家称作“关心社会”

杜韵喜欢上学，因为学校热闹。“独生子女嘛，到学校就高兴。只要有点事，我就想掺和，这样可以不用练琴了，哈哈。”杜韵笑嘻嘻地说。大人们经常批评杜韵爱管闲事，每天净操心别处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了，她还是爱管闲事。“但现在大家都把这个称作‘关心社会’了。”她有些得意。

“以前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会变的，你长大了就会变的，但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没变，我性格也没变。”杜韵身上带有强烈的少女感。可能因为她的平刘海丸子头，也可能因为她赤子般的大眼睛。杜韵关心的事儿还真不少，从叙利亚局势、欧洲动荡、特朗普执政，到国内的网约车规范、聊城辱母案，甚至是《人民的名义》的热播……都能让她侃侃而谈，并产生共情。

“艺术家的敏感不是矫情，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对现实的认知感。说大了，这就是艺术家的终极关怀。”杜韵说，“作为艺术家，一定要关心社会，作品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鸣。”

杜韵读艺术史时，百年不过几页纸，几个人名，几乎所有人都淹没在历史中。这曾让她感到恐惧，也感到失望：原来自己是极其渺小的，是宇宙和历史里的尘埃，不值得关注。困难常常遇到，缺钱搞创作也是常态，但是杜韵不肯和别人说这些，“但我们真的没什么资格说自己苦。这世界有太多苦难的人，他们在为最基本的生活挣扎。想要成事，就不能自怨自艾，放大自己的困难。”她也哭过，小时候因练琴不够好哭，长大了因写出来的作品不满意哭。

五年级时，上音附小的老师告诉她说你手太小了，不适合弹琴。她回家哭，哭完了继续练琴。以前她最期盼的事情就是发烧，还得是38℃那种的，因为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练琴了。五年级以后，才开始不再这样。上初中后，她听到别人说：“杜韵才华很好，可惜是个女孩子。”她好生气，下决心要变得更好，然后“气死他们”。“我千万不能还没成功就死了。那样别人就会觉得我是怀才不遇，太难看了。”

在纽约20年，杜韵逐渐明白“遇”和“不遇”与“怀才”不是等号关系，成功与否也并非是否能得到尊重的唯一条件。她在纽约见过的有才华又努力的音乐人太多了，她只是其中之一，还是幸运的那个。“我真的是很幸运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份幸运带给别人。”华裔女性的身份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女性，还是少数族裔，东西做得还不错，很容易被大家鼓励和爱护。”她说。

杜韵的另一身份是策展人。从上海返回纽约的次日，由她担任音乐总监的纽约MATA现代音乐节就要开幕了，这是一个旨在扶持青年艺术家的盛会。明年3月，由她策划的亚太音乐奖也将在纽约拉开帷幕，这个奖旨在推动亚太艺术家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合作。她还有很多创作任务需要完成。她说她不惧怕死亡，因为“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来不及死’。”唯一的胆怯是来自于时间，她害怕时间不够用，想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来不及做完。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