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中国文化的翻译家 他们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热爱中国文化的翻译家 他们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都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们在海外用当地文字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把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3个月，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便由哈赛宁教授翻译成为阿拉伯语，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发行，这是莫言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红高粱家族》让很多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化着了迷，不仅吸引了当地媒体的目光，还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书展上入围畅销书系列。

哈赛宁：把莫言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

“我出生在埃及南方，那里汇聚了灿烂多彩的古埃及文明，因此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上中学时，香港功夫片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又遥远的国度——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让我着迷，从那时起，我就渴望读懂中国文字，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青年翻译家哈赛宁对记者说。毕业后，哈赛宁前往中国求学。2008年，他获得了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中国文学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他从2007年开始尝试翻译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哈赛宁陆续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红萝卜》、阿舍的《奔跑的骨头》、傅谨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刘震云的《手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以及《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实验剧》、《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等十几部中国文学作品。2013 年1月，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3个月，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便由哈赛宁教授翻译成为阿拉伯语，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发行，这是莫言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红高粱家族》阿拉伯语译本出版后，作品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宗教与风俗习惯等因素，让很多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化着了迷。

阮荣光：把政治理论著作介绍到越南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曾让无数越南读者痴迷，并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越南翻译家、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也不例外。“最开始我阅读的是越南文版，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我开始阅读原版著作。我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很精彩。”阮荣光对记者说。

阮荣光1968年进入越南河内外语师范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学习，1972年参加越南抗美救国战争，1978年深造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1998年，阮荣光开始翻译《改革政府——20世纪末的政治旋风》一书。“20世纪末，政府改革成为当时中国的热词，受到各方关注。我翻译的这本书，为官方提供了有益借鉴，反响很好。”阮荣光说。阮荣光还陆续翻译了《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政治理论著作。在越南，被翻译成越南文的中国著作不计其数，但文学作品居多，中国政治理论著作的越南文版则凤毛麟角。

阮荣光长期从事对华外交工作，对中国的党情、国情非常了解，这使他在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时驾轻就熟。“翻译著作既能满足越南广大读者的需求，也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深深陶醉其中。”阮荣光说。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作为越中友协副主席，主办和参加各种友好交流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吉来：把《孙子兵法》带到土耳其

第一次见到土耳其汉学家吉来副教授，是在安卡拉大学的课堂上，吉来正向10多名来自土耳其、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学生讲授名为“崛起的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硕士课程。从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儒家、霸道与王道，到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小小的课堂内，纵横捭阖5000年。

当这位年轻的外国学者准确地将中国汉朝的时间脱口而出、把《诸蕃志》这样的古籍挂在嘴边时，记者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其实我了解得还不够，只是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被其魅力所深深折服。”吉来略带腼腆地说。上小学时，吉来通过观看动画片《神笔马良》接触到中国文化。早在1935年，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推动下，安卡拉大学便成立了汉学系，开启了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吉来在安卡拉大学选择专业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系，并在那里取得了汉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吉来告诉记者，《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中国古典著作之一，尽管土耳其已经有了土耳其语版的《孙子兵法》，但这些书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存在不少错误，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2013年起，吉来与另一位土耳其汉学家合作，将中文版的《孙子兵法》译成土耳其文，那位汉学家因病去世后，则由吉来独立承担了《孙子兵法》的翻译。

邢大军据《人民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