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书忆杨绛:打扫干净放心“回家”

周国平书忆杨绛:打扫干净放心“回家”

杨绛先生去世的当天，我写了一篇悼文《智者平静地上路》，登在那一周的《财新周刊》上。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百零五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她的离去是安静的，一如她在世的时候。敬爱她的人们，也许有些悲伤，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个美丽人生圆满落幕的欣慰，是对“我们仨”在天堂团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离去不会成为新闻，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新闻，一个生前已自觉远离新闻的人，新闻当然无法进入她最后的神秘时刻。我们只知道她走了的消息，关于她从卧病到离世的情形，未见到任何报道。这类报道原本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叙述，无甚价值。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么话语与世界告别，一个心灵的富者最终把什么宝藏带往彼岸，一个复归于婴儿的灵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么能叙述呢？

“私货”务必卸除干净

我是从媒体上得知杨先生离世的消息的，对她最后时日的情形确无所知，仅是直觉告诉我，她走前一定是平静的。吴学昭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她是杨先生晚年最亲近的好友，常在其左右，很想听她说说，但丧哀之时未敢打扰。后来学昭阿姨自己打来了电话，从她的零星叙述里，我对杨先生离世的平静有了一点感性的认知。

事实上，钱钟书去世之后，杨先生就已经在做她说的“打扫现场”的工作了，其中包括整理出版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手稿，也包括散去一切“身外之物”。她散得真干净：把她和钱钟书的全部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把家中所藏全部珍贵文物字画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把有纪念意义的各种旧物分送亲朋好友；遗嘱中明示把书籍手稿等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执行人。总之，散尽全部称得上财产的东西，还原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洁净生命。学昭阿姨说，她还毁弃了绝大部分日记和书信，因为其中难免涉及自己和他人的隐私，不想被小人利用来拨弄是非。我听了直喊可惜，不禁想起《孟婆茶》里阴间管事员的话：“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她一定是把人间的恩怨是非都视为“私货”，务必卸除干净。杨先生请学昭阿姨协助，在2014年已把遗嘱定稿和公证，并起草了讣告，去世后公布的讣告也是她亲自审定的。我由此看到，杨先生面对死亡的心态何等镇定，身后事自己做主的意志何等坚定。讣告的内容之一是：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杨先生真是明白人，不但看穿了丧仪和哀荣的无谓，要走得安静，而且看清了保留骨灰的无意义，要走得彻底。她把人世间的“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放心地“回家”了……

人生最大的转折

杨先生悠长的一生中，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的相继去世是人生最大的转折。在此之前，她生活在其乐融融的三人世界里，并无真切的生死之忧。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牢靠的“家”，这个“家”首先就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我们仨”。然而，灾难降临，“我们仨”失散了，这个“家”破了。在记载这个惨痛经历的《我们仨》的结尾，她如此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虽然尚不知家在哪里，但她已清醒地意识到了“家”不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了寻“家”的心路历程。

杨先生以文学名世。她年轻时写剧本，后来做翻译，写小说和散文，人生的基调是文学的，作品的基调是入世的。她以前的作品很少直接论及生死，那篇妙趣横生的《孟婆茶》，重点也在描绘向死路上的众生相。她用小说家的眼睛看人间戏剧，聚焦于人世间的舞台，并不把眼光投向人生边界之外的虚无或神秘。因此，在八十七岁的高龄，当她接连失去女儿和丈夫，蓦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已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如何面对生死大限似乎就成了一个考验。

但是，我们看到，杨先生完成这个转折并无大的困难。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归结于她对人世间从来是保持着一个距离的，她的入世是一种相当超脱的入世。在她身上，中国知识分子清高的特质十分鲜明，淡泊名利，鄙视权势，远离朋党圈子和琐屑是非。这种性情使她在体制内始终受到冷落，处在边缘地位，用她的话说，只是一个零。然而，这个位置恰恰又最符合她的性情，她乐在其中，以卑微为隐身衣，因此而能够冷静地看人间百态，探究人性的真伪和善恶。

杨先生的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其实也源于此。一个人和人世间保持超脱的距离，同时又有观察和研究的兴趣，就会捕捉到透露人性之秘密的许多微妙细节，幽默的心情油然而生。她的翻译作品，包括《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皆是广义的流浪汉小说，每每把可笑背后的严肃揭示给我们看。她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例如《洗澡》和《干校六记》，则常常把正经背后的可笑揭示给我们看。作为小说家，她的眼光是锐利的，善于刻画人性的善与恶，但也是温和的，善与恶都是人间戏剧，都可供观赏。在其文学生涯中，杨先生始终和人世间保持了一个审视的距离，拥有一种内在的超脱和清醒。我相信，当她晚年遭遇人生的大转折时，这种内在的超脱和清醒就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使她得以和自己的悲痛也保持一个距离，并由此进入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人生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人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生活环境产生疏离感。女儿和丈夫去世后，三里河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杨先生一人，她即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她一向当作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并不是真正的“家”。推而广之，整个人世间也只是暂栖的客栈，人生只是羁旅，她开始思考真正的“家”在哪里的问题。

随着思考的深入，她愈发相信“家”不在这个人世间。人是万物之灵，天地生人，是要让人身上的“灵”得到发扬。可是，在现实的人世间，“灵”却遭到压制，世道人心没有进步，往往恶人享福，有德者困顿。鉴于人间的种种不合理，她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如此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我从中读出的潜台词是：这个不合理的人间只是一个过渡，是神明安排来考验人、锻炼人的，人的归宿处在别处，那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家”。

真正的“家”究竟在哪里呢？杨先生没有说，我不知道她最后是否找到了答案。但是，由她在《百岁答问》中谈及快“回家”时的“心静如水”，由她离世前为“回家”做种种准备的从容镇静，我猜想她是心中有数的。那也许是一个美妙纯粹的灵界，洗净尘世污秽的灵魂得以往生。如果没有灵魂不灭这回事呢？好吧，智者明晰生死必然之理，总还可以怀着自然之子的恬适心情回归自然大化这个“家”。（本文摘自《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吴学昭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琳据新华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