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刘晓峰

自从听了曾国藩广开言路的意见之后，咸丰帝的书桌上就堆满了各种奏折，这个结果大出成丰帝的意料。不过，面对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清朝，还有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成丰帝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与其垂死挣扎，不如顺其自然。很快，咸丰帝热情消减，对待大臣的上疏，也开始敷衍了事。此后，曾国藩的多篇上疏也都如石沉大海一样，杳无声息。然而，此时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太平军就接连打败了由钦差大臣李星沅和广西巡抚周天爵统领的军队，并巧妙地避开了清军的围追堵截，突出层层包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得到消息后，难以平静，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同年5月，曾国藩上了一道锋芒直指咸丰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里面的内容都是对为政者的指责。曾国藩认为，新君登位，官员个个谨小慎微，朝堂之上，阿谀奉承之风弥漫，这会成为国家的祸事。

曾国藩不仅将这个折子呈给了成丰帝，而且在上朝的时候，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大声地背诵了出来。开始一段，他讲的是“防琐碎之风”的重要性，并举例说皇上自继统之后，往往只看重小的方面，而忽视了大的方面，这样很容易因小失大，且对广西的军事用人，也存在失误，是故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成丰帝听完了这一段，就已经明白了曾国藩的意思.但他也只能是尽可能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继续往下听。

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的重要性，举的例子是皇帝固有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之事，大抵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用心的去阅读和实施。这也让成丰帝感到颇为尴尬。

曾国藩第三节讲的是“防骄矜之气”的重要性，更直指成丰帝独断专行，言行不一。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而且还举出了种种对应的例子，让人无可辩驳，但也使皇上的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他的言论引起了龙颜大怒，幸亏有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以下犯上，虽然罪该万死，但精神可嘉，他这种冒死直陈，也是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希望皇上能够体谅，免除曾的罪过。经过大家的求情与吹捧，成丰帝这才没有加罪于他。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成丰初期的主要作为，他的这一举动既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耿直的书生本色。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巨大。他的“鲠直”随即在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对他佩服万分。不过，在这次直谏风波之后，曾国藩也明白了明哲保身的道理，以后做人做事更加谨慎小l心。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曾国藩也是如此。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开家乡，不知不觉已经整整12年了。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他得知消息后，马上就想赶回去，但因为公务缠身，最终也没能得偿所愿。到了第二年春天，他的祖父曾玉屏又得了重病，接到家书以后，曾国藩非常伤心，祖父一直都是他最为尊敬的人，如今祖父病重，他真恨不能一步赶回家乡。

曾国藩连夜写了一封家书，命人即刻启程送往家中，他在信中与父母兄弟详商了治疗的办法。次日清晨，曾国藩思来想去还是想回家一趟。但是，身为朝廷要员，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当时，交通不便，自京城到湘乡，就算一路顺利的话，也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再加上沿途稍作休息，回家以后小住一两个月，那么这一趟基本要耗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职官员要休这样的“长假”，朝廷是不会批准的，如果官员实在要想回家探亲的话，只能选择暂时离职，等到假期期满后，回京重新补缺。但按一般情况，重新补缺往往需要等待一年左右，而且将来是否能够补上“优缺”，还都是一个未知数。凡此种种，让曾国藩头疼不已。在已经打点好行装之后，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除了上述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费用的问题。这一路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此时的他已经“负债累累”，如果再增加开支的话，的确是不堪重负。

这些困难在曾国藩给弟弟的家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无如欲为归计，有三难焉：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两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有此三难，是以骑躇不决。而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下次写信，务必详细书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可见，曾国藩回一次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虽然他的家人也同样盼望着久别的他能够回来尽早团聚，可是家事跟国事比起来，很多时候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家中的老人也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为了不妨碍儿子的前程，曾国藩的父亲写信告诉他，让曾国藩暂时不要抽身回家，先一心一意服官，暂不必挂念家中之事。

曾国藩收到回信后，同样也明白父亲的苦心，他只好在信中回复父母，表示自己的思家之情，然后听从长辈安排，用心当官，不敢违背。至于回家的事情只能拖延。不久以后，曾国藩再次升官，继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三级的佳绩也算是对曾国藩思乡的一种补偿和激励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满六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花甲之年属于大庆，是要办寿筵庆祝一番的，而且是将寿辰办得越风光越好。此时在京城的曾国藩依然无暇分身，他决定等到来年再请假回乡给父亲补办。

曾国藩写信告知弟弟们自己最近的情况，然后又具体交代了来年回家的时间，但这次依然没能回到湘乡。不久之后，祖父病逝的消息从湖南老家传来。曾国藩闻讣后向朝廷告了两个月的假，然后自己在京中寓所为祖父披麻戴孝，以寄托哀思。

曾国藩还向亲友同僚发了五百多份讣帖，并在讣帖上特别写了“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意思是说遵照祖父的遗愿，对于前来凭吊的人一概不收取礼钱。为了尽孝道，他还用收到的祭幛做成数十件马褂，分寄家中族戚，这也是老百姓家所谓的“分遗念”。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在焦急的等待中，被钦命为江西乡试的主考官，负责前往江西地方主持乡试，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曾国藩向朝廷请了一个长假，准备乡试过后回籍探亲。加上江西和湖南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所以朝廷这次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终于可以回家一趟了，曾国藩的心情大好，总算可以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人了。

十二天后，满怀着为朝廷招贤纳士的激动心情和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曾国藩动身起程，前往江西。

当渐渐远离威严的紫禁城和繁华的京城时，他有着一种放飞的感觉，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离京，竟然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而且自此一别，等他再回京城时，已经是十几年之后。让他更加想不到的是，时代的激荡把他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他的命运从此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曾国藩离开京城后，在路上走了大约一个月，终于到达安徽太和县，当他到达一个池驿时，忽然接到了母亲江氏一个多月前逝世的讣闻。他一想到操持一生的母亲临终前竟没能见到自己已是身着二品大员官服的儿子一眼，就痛心不已，立即没有了主持乡试的心情，于是上折奏朝廷，请求改道。随后，马上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向老家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