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院士对我国首部《种子法》的贡献

谭光万 刘 旭 王雯玥 杨建仓 祁葆滋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00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是我国种植业第一部法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种子行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种子法》也逐步进行修改和调整。在历经2004 年、2013 年、2015 年3 次修订后，最新《种子法》于2016 年1 月1 日正式开始实施。新《种子法》的颁布在种子行业引发诸多关注和报道，然而目前对我国首部《种子法》制定历程则少有论及。1978 年，戴松恩院士便提议制定《种子法》，是我国较早提出制定《种子法》的专家。他积极推动《种子法》立法，他的诸多建议被我国首部《种子管理条例》所采纳，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的法制化作出了贡献。

1 戴松恩院士简介

戴松恩（1907-1987），男，江苏常熟人。著名细胞遗传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1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1936 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早期从事小麦育种、细胞遗传和抗赤霉病研究，参与选育中国第一批小麦优良品种，也曾开展玉米、烟草、油菜育种等研究。1978年开始，在我国率先主持开展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为作物遗传育种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戴松恩院士毕生从事农业科研事业，为我国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2 较早提议制定《种子法》

2.1 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作物种子的收集、繁育和管理工作。1950 年、1956 年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品种征集。1956年7 月，农业部成立种子管理局。据统计，至1958 年初，全国共收集到40 多种大田作物的近20 万份（含重复）种子材料[1]。为了对全国的种子工作加强管理，1962 年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强调“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不容忽视，不能放松”。针对当时“有不少地方，不少作物，出现了种子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的问题，从生产队、农业科学研究单位、示范繁殖农场、种子站、粮食、商业等部门提出应对措施，以加强对良种的选育和管理工作。我国种子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但是，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种子工作破坏严重，很多单位保存的农作物种子都丢失，全国出现了种子多、乱、杂的局面。1974 年经检测统计，发现于1962-1963 年收集的17000 余份蔬菜种质资源中，大约有1/3 左右失去了发芽力[2]。面对这一严峻局面，1978年5月20日，国务院批转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存在“大田品种‘多乱杂’；不少地方还缺少早熟、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品种；种子工作缺少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多数省、地还没有种子生产基地，县以下的种子生产基地也不健全、不够用、种子加工机械化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提出充分发挥现有良种的增产作用，不断选育出接班品种；成立种子公司，加快良种推广速度；建立种子生产基地，健全良种繁育推广体系；搞好种子机械生产，加速实现种子加工机械化；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管理制度5个方面的意见来加强全国的种子工作。1978 年8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种子公司，我国种子管理的制度体系开始逐渐成型，但是当时依然没有提出设立专门的种子管理法规。戴松恩曾有在美国留学和农业考察的经历，以及对当时我国种子工作存在问题的深入了解，敏锐地感觉到亟需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于是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迅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2 参加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首次提出制定《种子法》1978 年3 月18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1978 年7 月6-17 日，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举办了“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学会下属的作物学会、园艺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植物保护学会、蚕学会、茶叶学会和热带作物学会等分科学会的700 多名代表参加，加上农业劳模、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共计1400 多人，共收到了学术论文和资料560多篇，是中国农学会成立后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学术会议[3]。戴松恩参加了中国作物学会的学术讨论，首次建议当时的农林部种子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他在会上分析了我国当时种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建议“农林部种子局，根据我国国情，参考国外经验，在今年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明年修改定稿，报请政府批准执行。在制定《种子法》的同时，当前迫切需要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制度，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在优种优价和种子质量标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良种审定委员会宜由行政单位主持，科研单位配合，并吸收有关专家、教授及农业劳模组成，迅速扭转我国种子工作的混乱状态”[4]。戴松恩的这些建议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戴松恩是新中国较早公开提出制定《种子法》建议的专家。此后，他三次撰文，推动《种子法》的制定工作。

2.3 三次撰文，呼吁尽快立法1978 年，他撰写了“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法》”的文章（图1）。该文从分析美国与墨西哥培育优良玉米、小麦品种取得的成就出发，认为“培育优良作物品种具有充分发挥作物的内在遗传因素的作用，是提高产量、改进品质的一种最有效、最经济的途径，是现代农业的增产基础。”随后，戴松恩指出“世界各国在重视培育新品种的同时，重视制定《种子法》，把良种的选育、鉴定、繁殖、推广、管理等制度作为法律规定下来，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把良种增产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戴松恩总结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在作物良种审定和管理上的经验，特别指出墨西哥在1961 年制定的全国种子法，有比较完善的育种与推广渠道，使得墨西哥良种繁育推广较快，种子质量较好。戴松恩认为制定《种子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立法规范管理种子工作，充分发挥优良作物品种在农业增产上的作用，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在总结国外种子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戴松恩在该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种子管理的基本情况。虽然解放以后，我国初步建立一套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和管理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完善的良种管理制度被取消了，多年来良种繁育无基地，推广无渠道，这就造成了良种的混乱、退化，严重影响了良种增产潜力的发挥。有的地区良种纯度降至70%以下；有的地区甚至‘以粮代种，种粮不分’；有些老品种长期以来未被更换，结果良种不良。此外，种子净度低，秕粒、病粒、杂质未加清除，导致发芽率降低。这一切造成目前推广用种的‘多、杂、乱’。针对这种情况，许多省份，如山西等先后成立了品种审定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种子公司，加强良种管理工作”。但总体而言，戴松恩认为，当时种子工作还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3 条建议[5]。

（1）迅速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种子法》。我国解放快30 年了，还没有一部《种子法》。建议农林部种子局迅速组织力量，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在今年内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明年修改定稿，报请国务院批准执行。

（2）在制定种子法的同时，当前迫切需要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繁育、推广等管理制度，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在优种优价和种子质量标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要恢复品种区域试验制度，良种审定委员会根据区域试验的可靠资料对良种区域化作出决定。为了杜绝病害的传播，对国外进口的种子和国内地区间调剂的种子，都必须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

（3）目前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科学化的良种仓库和良种轧花厂，逐步向良种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管理科学化、质量标准化的目标发展。

从戴松恩提出的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种子法》最为重要和迫切。

此后，戴松恩又撰写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并寄送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978 年9 月25 日，戴松恩的建议被全国科协研究室采纳，作为当期封面文章刊登在《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图2），并报送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审阅[6]。

1978 年11 月22 日，戴松恩完成了对“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的再次修改（图3）。在这份建议稿中，戴松恩补充了关于《种子法》内容方面的建议，他提出“要在这部《种子法》中明确规定育种和推广两条渠道，及其相互关系，特别对良种繁育、推广、管理方面明文规定国家种子机构包括各级种子局、各级种子公司、省地县良种示范繁育场、公社、大队良种场队的性质任务，以及良种区域试验、良种审定、良种搭配、种子检验（包括检疫）、种子贮藏、种子推广和奖惩等制度的原则精神。总之，在《种子法》里要明确规定那些必要的条文，并必须严格执行，执行好的受到奖励，执行不好的受到惩处”[7]。此外，戴松恩还新提出农林部恢复“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建议。戴松恩完成修改“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后，便将其抄送至《人民日报》科教部王友恭①王友恭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国科学报》副总编辑、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希望能够刊发，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1979 年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文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戴松恩呼吁尽快制定《种子法》，把良种的选育、鉴定、繁殖、推广、管理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他说，这是克服目前我国农作物种子‘多、杂、乱’现象，使种子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8]。

3 部分建议被《种子管理条例》采纳

1979 年，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发出了“关于开展农作物品种资源补充征集”的通知，要求各地迅速行动，及早部署开展农作物品种资源的征集工作。由此开始，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性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全面展开。随着全国各地收集的作物品种资源增多，完善和加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更为迫切。在戴松恩等专家的建议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1981 年12 月15-21 日，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成立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179 名委员构成，常务委员47 名，75%以上的委员是研究农作物的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委员会下设水稻、小麦、玉米、高梁和谷子、甘薯和马铃薯、棉麻、大豆和油料、蔬菜等8 个专业小组。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定品种（包括新育成或新引进的品种）在生产上应用的经济价值、适应地区以及相应的栽培技术，提出示范、繁殖、推广的建议。在成立大会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条例》，并讨论拟定了1982 年品种审定工作计划[9]。1982 年2 月，农牧渔业部（今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条例》，该条例一共13 条，包括条例颁布的目的、农作物品种审定的组织机构、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分级审定、农作物品种试验和生产试验、报审品种条件、报审程序、品种定名和登记、奖励、惩处、报批和附则。从此，我国农作物品种管理有了国家级的规范性文件，对加强我国作物品种管理，推广和使用育种新成果，发挥优良品种的增产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1984 年1 月12 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河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共9 章48 条；同年1 月17 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共10 章47 条。这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地方种子法规，对于种子工作方针、行政管理、品种选育和审定、种子生产和经营、种子检验和检疫等都做了明确规定[10]，有助于我国地方种子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推动了我国种子管理立法的进程。

1989 年3 月13 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自1989 年5 月1 日开始施行。戴松恩在“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一文中提出的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种子贮藏制度、对国外进口及国内地区间调剂的种子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对执行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执行不好者惩处等建议，被《种子管理条例》采纳，体现在“第一章总则、第三章种子选育与审定、第四章种子生产、第五章种子经营、第六章种子检验和检疫、第七章种子贮备、第八章罚则”的相关条文中（表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基础上，我国逐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制定。2000年7 月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种子法》自2000 年12 月1 日起实施，1989 年3 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虽然进行了较大修改，但首部《种子法》中依然保留了国家建立种子贮备制度、设立农作物品种和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调运或邮寄出县的种子需检疫等内容。

表1 戴松恩建议与《种子管理条例》相关条文对照表